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者。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四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考古探险。

斯坦因四次中国新疆考古探险是颇为复杂的历史现象，一方面其留下的成果确实对后世的考古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这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学术探险，其掠夺中国文物的行为破坏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化遗址，损害了我国国家主权。

20 世纪初，中国新疆考古探险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引起了国际探险界、收藏界以及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此背景下，英国籍考古探险家斯坦因先后四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区进行考古探险，获得大量珍贵文物和考察资料。

斯坦因考古探险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斯坦因在中国西部尤其是在新疆活动时间长，涉及地域广，考古与地理勘测规模大，目标指向性强。

第二，斯坦因的考古探险活动具备长期的东方学学习与学科准备，根据英国利益需要与当地官方进行全面深入的沟通、互动以及资源动员，并有细致周详的人员与后勤准备。

第三，斯坦因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感受立足于西方价值观和英国利益观，探险过程中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目的，避免引起当地官方和百姓的怀疑，可以说，斯坦因的考古探险主观上仍然在为英国政治、军事渗透等方面服务。斯坦因所谓的考古探险，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性质考察，而是典型的文物盗窃和情报收集行为，斯坦因以考古考察为借口，开展一系列地理考察、绘制军事地图等活动便是证据。

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由于东西方文明的交互影响，西域曾上演了无数的历史故事。

汉朝时，为了抵御匈奴人的袭扰，经过不懈努力，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终于收复了南山北麓地区。这个故事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大约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与他们联手抗击匈奴人。此前，强劲的游牧部落组成大的部落联盟，不断南下，劫掠中国北部地区，已长达数百年。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约20年，大月氏人被匈奴人驱逐，离开南山北麓故土向西迁徙，后在阿姆河畔建立了新的国家。

张骞出使西域，历尽了艰难困苦（一度为匈奴所虏，囚禁长达十年），后到达大月氏。不过，大月氏人已经安于新的领地，不愿意返回故土，向匈奴人寻仇报复。张骞出使的目的宣告失败。然而，张骞这次出使却正式开辟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直接交流往来的新纪元。

张骞出使在外13年，后来取道塔里木盆地返回汉朝。张骞出使时随行的有100多人，归来时仅剩下一个同伴。回到长安后，张骞对他到过的西域各国，以及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波斯、印度等都有详细的报告。汉朝人由此得知，在边陲的“蛮夷之外”，还有十分开化的民族。

张骞是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人。此后不久，汉武帝便认识到，与西域各民族交往，在通商贸易和政治军事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加上汉朝在这位英明睿智的君主治理下已经安定巩固，经营西域便成为国策。

推行这项政策的直接目的是开通一条经过塔里木盆地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大通道。西汉时期，从中国到西亚有人居住的地方，河西走廊的南山北麓是天然通道。然而，这里一直被匈奴人占据，致使东西方阻隔。汉朝人开通这条通道的努力便表现在抵抗匈奴人方面。汉武帝不断大规模派遣军队进攻匈奴。

他的努力很快得到回报。在取得几次大的胜利之后，匈奴人退回了沙漠以北地区。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摆脱了匈奴人的控制，西汉王朝设立酒泉郡管辖这一地区。

除了沿着这条大道向西域的军事推进，汉朝还派遣使节前往塔里木盆地内外诸国进行政治活动，远的地方竟然到达巴克特里亚和波斯。这些使节携带汉朝出产的珍贵丝绸和其他物品，向西域诸国显示汉朝的国力和富庶。

从此以后，丝绸便经由安息和叙利亚输送到地中海沿岸国家。而号称“丝绸人”的汉朝人的名声，很快响彻了希腊和罗马。汉朝的这种丝绸贸易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丝绸一直被作为中国独家生产的珍贵商品进行出口贸易。

汉朝向西发展的开拓者张骞被皇帝授予“大行”之职，于公元前115年第三次奉使归国后，大约一年便逝世了。自从张骞凿空以后，汉朝与西域的交往日渐频繁，“使者相望于道”，往往达数百人。

为了获得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利用这条通道为汉朝的商品，特别是贵重的丝绸织品寻找到新的市场。汉武帝发起的经营西域的重大举措，除了政治目的，还与贸易等经济利益有关。但是，联合大月氏和天山以北的乌孙夹击匈奴，即使不是为了与西域交往，那么此后汉朝使节在西域遭遇的麻烦，也会迫使汉朝采取措施，对匈奴进行遏制。因为在刚开始经营西域的几年时间里，汉朝使节在塔里木盆地遭到了严重困扰，各国臣民和酋长常常拒绝供给汉朝使节给养，甚至直接攻击他们。更为糟糕的是，天山北部的匈奴势力并未破灭，匈奴的骑兵经常出现在楼兰等地，“遮击使西国者”。

鉴于这种局面，汉朝很快便作出了使用武力保护沿南山北麓交通路线的决策。进行这样的军事行动，汉朝不是没有准备的。早在次征服这条天然大通道之后，汉朝就已经开始沿线修筑屯戍设施，并把秦始皇防御匈奴修建的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下去，以保障其大规模的西进政策。

历史上，为了谋求贸易利益和进行文化交流而动用政治力量和采取军事行动加以保障的事例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汉朝从实行经营西域政策开始，便决定了他们对西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塔里木盆地那些零散狭小的绿洲。但是，这些地方距离汉朝实在太远，后来大宛人不尊重汉朝使者的行为进一步恶化，直至演变为劫杀汉朝使者的重大事件。

为了维护汉朝声威，讨伐行动势在必行。公元前104年，汉朝派遣一支远征军讨伐大宛。然而，这次军事行动终以失败告终。远征军横越盐泽（即罗布泊），途中艰难万状，精疲力尽，减员严重，在未到达大宛之前，部队便已耗尽全部给养，到达大宛边境时，首次攻城便大败而归。为雪洗前辱，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再度远征大宛。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将军率领6万多人的军队，并辅之以庞大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西出敦煌，再次讨伐大宛。

这一次，汉朝凭借有效的组织能力战胜了远征所有困难。

李广利将军率领3万多将士直捣大宛国都城，以优势迫使大宛国投降，取得完全胜利。汉朝的声威因此大振，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小国相率称臣于汉朝。自此，汉朝管理这条天然通道和塔里木盆地绿洲长达一个多世纪，一直到公元初年汉朝内18乱，西汉王朝终结时为止。

汉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与其说是由于武力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外交手段运用得当，以及优秀文明的巨大影响力。

从古代文献记载频频提及的“丝织品”，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汉朝的这些手工业产品正源源不断地向西方输出。自然，那时汉朝一定也带回不少外国的物产，其中以东伊朗的产品为突出。关于西方物产的传入，在中国古代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

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发掘结果表明，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当地文明受中国、波斯和印度三种文化影响，而具有多文化融合的特征。可以说，西域交通开通之时，即是这种文化融合的初始阶段。从公元3世纪左右废弃的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居民使用的是一种印欧语系古代语言，说明他们很可能是同一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

在极度干旱的地区，因为严酷自然环境的局限，只有较大的人类团体依靠组织严密的灌溉体系才能生存。这些靠社会秩序、制度赖以生存的定居民族，特别善于吸收和传播来自远东以及西方的各种优秀文化。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塔里木盆地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似乎也是上天专门为这种重大的历史作用而特意安排和准备的。昆仑山和天山之间的广大地区，虽然没有可以用作牧场的土地，但是大自然也给予特别的关照，使其不致成为大规模民族迁徙的通道和因而产生各种动乱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