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境内各族人民在中世纪曾创造了灿烂的西夏文化，尤其印刷业，出现了以雕版印书和活字印书并存的局面。这在同时期辽、金两朝中是没有的。本文仅就现存西夏书籍，来管窥西夏的印刷业。

印刷术能在西夏发展起来，有其特定的基础和背景。西夏大庆元年(1037年)，元昊“始尝以己意造蕃书，令谟宁令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并立即在全国推广，教国人用以纪事[1]。文字的创制、推广是西夏印刷兴起的基础。西夏立国前后，曾先后6次向北宋购买大藏经、经帙和签牌，并求宋国子监所印之书字等[2];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儒家经典为蕃语[3];(者单)都六年(1062年)毅宗谅祚向宋献马50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4]。随着西夏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得到很大发展，政府提倡蕃、汉二学，设科举，建太学。各州县亦建学校，培养和选拔有学之士;佛教在西夏的兴起，佛经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政府机构中还设有刻字司、纸工院，专门负责刻书印刷。这些均是西夏印刷业发展、兴盛的社会条件。

西夏印刷业兴起于何时?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现存最早的西夏印刷品是1073年刻印的汉文佛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发愿文。笔者认为，西夏的印刷业是随着其民族文字产生而发展起来，到了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期达到最高水平。特别在仁宗时期，不仅有发达的雕版印刷技术，同时使用木活字版印书，走在了同时期辽、金两朝印书的前面。

一 雕版印刷

(一)雕版印刷规模

古代印刷业的兴衰与佛教有密切联系，佛教徒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和推广应用，都曾作出了巨大贡献。西夏统治者钦崇佛教，建国前后频繁地向宋朝赎经，并于元昊时起到崇宗乾顺止，仅用53年时间就译3579卷西夏文《大藏经》。但是只靠赎经、译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他们也大量印经，有时一经印至5万卷、10万卷，数量之多可与五代吴越国印经不相上下，而为辽、金所不及[5]。如天盛十九年(1167年)仁孝皇帝为纪念皇太后周忌之辰，开版印造番汉经共2万卷;乾十五年(1184年)仁孝皇帝一次雕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西夏文、汉文共51000余卷;乾二十年(1189年)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仁孝皇帝又令雕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次散施此经达10万卷，汉文《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5万卷;1195年罗太后为死去的仁孝帝祈福，发愿雕印番、汉文《佛说转女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善贤行愿品》共93000部[6]。西夏是否将西夏文《大藏经》全部刻印已无据可查，但是西夏曾雕印全部汉文《大藏经》，至少印制了12部《大藏经》[7]。以上几例，说明西夏印制佛经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西夏统治者提倡蕃学，因此，西夏字书的出版印刷十分盛行，有《音同》、《文海》、《文海杂类》、《五声切韵》、《韵统》、《分类杂字》、《掌中珠》等[8]。同时政府重视儒学，从宋朝购入大量儒家、历史、军事等方面的书籍，译成西夏文刻印流通。其中《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儒家经典作为西夏各级学校的教材而出版发行。西夏雕印的世俗文献，在数量、规模上不及佛经，但其内容极为丰富。

(二)现存雕版印刷品

西夏雕版印刷品有佛经、世俗文献和版画三大类。

西夏雕版佛经(因数量大，经名不一一列举)多数在国外。1909年俄国人柯兹洛夫在我国黑水城掘走的大批西夏文献中，西夏文本已考定者，共约405种，3000多件，其中世俗著作60种，340多件;刊本有26种257件;佛经345种，刊本在千件左右。尚未考定者还有5000余件[9]。黑城出土的汉文文献，刊本、写本共488件，其中可肯定为西夏时期雕印的佛经23种97件[10]。1914年英人斯坦因在黑水城亦盗走几十件西夏佛经，印本居半，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11]。此外，法国、日本、瑞典、德国、印度等地博物馆也藏有不少西夏佛经，因未公布，具体数目尚不清楚。国内所藏西夏佛经印本，主要收藏于甘肃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内蒙古考古所、宁夏考古所、西安市文物管理处、陕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等地，共有二三十件。这些印本是研究西夏雕版印刷的珍贵实物资料。

西夏雕印的世俗文献不少，涉及儒家、辞书、史书、文学、政治、军事、法律和类书等方面。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有《左传》、《论语》、《汉文典籍摘译》、《列子》、《孔子家语》;辞书有《文海》、《文海杂类》、《音同》和《掌中珠》;历史方面有《三国志》、《十二国》。《十二国》是春秋鲁、齐、魏、晋等十二国史，为中原佚书;文学方面有西夏谚语《新集锦合辞》，佛教劝善诗文《到贤》、《西夏诗集》;政治上有《官阶封号表》、《贞观要文》(《贞观政要》的节译本);军事有《贞观玉镜将》、《孙子兵法三家注》(曹操、李荃、杜牧注)、《六韬》、《黄石公三略》;法律有刊于西夏天盛年间(1149～1169年)的《天盛新律》;类书有《杂字》、《圣立义海》和《类林》等。这些文献均被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在我国黑水城掘走，分别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12]。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雕版印刷的实物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版画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西夏的版画印刷与其佛经印制一样发达，仅仁孝皇帝在本命之年(1184年)就印彩画功德大小51000余帧。据向达先生《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介绍，斯坦因在黑城掘走的西夏版画多达37件[13]。传世的西夏版画常见的是佛经插图和佛像。最为珍贵的西夏版画应是藏于北京图书馆的《译经图》。此图约两页纸大小，图中刻有僧俗人物25身，图上部正中有一高僧，人物形象最大，像上部横刻西夏文题款“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白智光左右两侧各有僧俗4人，僧前俗后，共16人。译经图的下部有人物8身，左侧一男坐像为“子盛明皇帝”(惠宗秉常)，右面一女坐像为“母梁氏皇太后”，各自身后立3位侍从。全幅图线条柔和，人物表现细腻，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的一帧珍贵版画[14]。敦煌研究院藏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西夏的一部版刻西夏文佛经图解本，上为插图，下为经文，经文54面，插图53幅[15]。1991年，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了两幅相同的西夏版画，高55厘米、残宽18厘米。画面呈塔幢形，由宝盖、塔身、底坐三部分组成[16]。佛像大小，上下不到7cm，左右不到6cm，在如此小的范围内，所刻佛像造形丰富，形像逼真，充分反映出西夏刻工雕版技艺之高超。西夏木刻版画是西夏雕版印刷术发达的产物。

(三)西夏雕版书的特点及优劣

边框古代书籍在文字四周都有框栏，有单栏、四周文武栏、两侧文武栏等形式。西夏刊本最常见的是上下单栏，左右文武栏，如《贞观玉镜将》、《圣立义海》、《类林》、《新集锦合辞》、《音同》、《天盛新律》等，间有四周单栏或双栏者，如《文海》四周单栏，《掌中珠》为四周文武栏。西夏版书的边框特点与宋椠本一致。西夏还有一种独特的边框，即边框为双线，双线中间雕饰各种花纹，形成花边[17]。

版心页码和书名版心书名、页码用字无规定，多为汉字和西夏文交替使用，有的夏、汉合用，有时同版心会出现黑地白文和白地黑文的书名和页码，如《掌中珠》、《圣立义海》、《类林》等。正文中也有此类情况，如方塔出土的汉文刻经《略疏下》，黑文中穿插黑地白文。

版面空白处装饰图案多样在文中段末常见有菱形、花草、三角形等小花饰和人像，如《新集锦合辞》、《贞观玉镜将》等。有的界行不是一条条竖直的细黑线，而是由植物和飞天图案组成，界行上部为树枝式拱形图案或华盖，下部是莲花[18]。装饰最为讲究的莫过于《番汉合时掌中珠》，此书依三才分部，每部又分上、中、下3篇，每篇题目均安于塔幢内，塔幢由宝盖、塔身和莲座三部分组成，篇目刻于塔身。

西夏书版面装饰与宋版书的不同还表现在，宋版册页装书中多有鱼尾，常见单鱼尾或双鱼尾，西夏版书中却未见鱼尾;宋版书间有象鼻、耳子等装饰，象身、耳子在西夏版中都未见出现。

西夏政府对书籍校勘比较重视，故西夏官本错误较少。西夏文辞典《音同》是依声编次的字书，目前发现它至少有初编本、改编本、整理本、勘校本和重校本5个版本。这是因为西夏文属人为造字，新字不断增加，每增新字，就可能再版一次，使其更加完善。每版都是仔细勘校，正如《音同》重校本序中云:“……乃与《文海宝韵》仔细比较，又依《手鉴》好好校对杂乱，不仅正其阙失，且增新造字。”[19]对于佛经的校勘，西夏政府更是不遗余力。现存西夏佛经不少是由仁宗仁孝皇帝“御校”，有时一部经校后还“再详勘”。西夏人自己编撰的佛教著作《密咒圆因往生集》序中，提到在刻印此书时曾“命西域之高僧、东夏之真侣，校详三复，华梵两书，雕印流通”。[20]可见西夏对书籍校勘之认真。

西夏重视书籍校勘，并不是说西夏本皆善本。现存西夏古椠，自著者不多，多由汉文或藏文译成或直接翻刻。古书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误，更何况刻印译书。有的错误是出于无心，有的则是通人臆改，原本尽失。如《类林·异识篇》张华条有“(晋)愍帝在长安，陷于胡贼，天下大乱”之句，西夏文译本将“胡贼”改译为“回鹘贼”[21]。“胡”泛指北方各部族，这里指匈奴族人刘渊创建的前赵。当时回鹘与西夏处于敌对状态，西夏便以敌对的回鹘代“胡”。从西夏文本《类林》看，俘虏晋愍帝者不是匈奴前赵而是回鹘人，与原本不符。另外，西夏私刻印书大量存在，私刻者因利所趋，有的又不谙文字，另为雕印，错本书难免出现。

二 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印刷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但是，宋元时期，活字印书未曾流行，仍以雕版印刷为主，直到明清，活字印书才逐渐处于主导地位。作为活字印刷术发源地的中国，令人遗憾的是中原地区早期活字印刷品未见有实物流传。近两年来，在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学者们惊喜地发现了众多活字印刷品。

(一)活字印刷品

1991年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献，其中有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第三、四、五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地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广义文下半》一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一、二、三、五卷，共9册，均蝴蝶装，200余页，每半页10行，行22字，共约10万字[22]。这9册佛经均为西夏的木活字版本[23]。其特点是: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黑色浓淡不匀，纸背透墨深浅有别;字型大小不一，笔法风格各异;个别经页版心行线漏排，有的最后一页不设栏线或栏线排在经页中间文字之后;有几处倒字，如《本续》卷五页码“二十二”、“二十九”中的“二”字。《要文》第五页中的“四”字，《解补》第七页的“七”字等;字行间有隔行夹片印痕等。这些均是活字印本的特征，雕版印本中则很少出现或根本见不到，特别是隔行夹片印痕，说明它们是木活字，不是泥活字。

近年来，在甘肃武威新华乡缠山村玄母洞遗址出土了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据研究者介绍该经是西夏的泥活字版。这部经共54面，面7，行17字，每面高28cm、宽12cm。因同时出土的有西夏乾定年间的文书，证明此经印制时间不会晚于乾定年间。该经特点:“经面印墨有轻有重，经背透印深浅有别，有的字模高于平面，有的字体肥大，所以印墨厚重，并有晕染现象，经背透墨也很明显。有的字体歪斜，还有的字因字模放置不平，印出的字一半轻、一半重。”这些均体现了活字特性。它是泥活字印本的依据是:“有的字笔画生硬变形，竖不垂直，横不连贯，中间断折，半隐半现。体现了泥活字印刷所具有的特点。”这是因为泥活字“质坚性脆、易掉边角、断划破裂”所致[24]。1973年英人格林斯塔德在印度出版了9卷本《西夏文大藏经》，其中收入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自第2035～2052页均为活字版本[25]。日本西田龙雄先生早就指出此经印制粗劣，字体大小有别，应是初期阶段的泥活字版[26]。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泥活字版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可能与《西夏文大藏经》中的《维摩诘所说经》是同一种泥活字版印本。

据史金波先生介绍，俄藏西夏文献中也有活字版印本，如《维摩诘所说经》、《大乘万法明镜集》、《三代相照言文集》和《德行集》是西夏的泥活字或木活字版印本[27]。

(二)西夏木活字排版工艺

我国最早介绍木活字印书工艺的文献是元代王祯《农书》中《造活字印书法》。书中介绍了“造活字印书法”、“写韵刻字法”、“锼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轮法”、“取字法”、“作盔安字刷印法”7个方面，是一套完整的木活字排版、印刷工艺。西夏木活字印书比王祯早，西夏的印书工艺又如何?我们从西夏文木活字版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9册佛经的版面特点结合王祯《农书》中的《造活字印书法》，谈谈西夏木活字排版印刷工艺。

王祯在《农书》中载:“……用平直干板一片，量面大小，四周作栏。右边空，候摆满盔面，右边安置界栏，以木楔楔之。界行内字样，须要个个修理平整，先用刀削下诸样小竹片，以别器盛贮，如有低邪，随字形衬楔楔之，至字体平稳，然后刷印之。”[28]《本续》每页的“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左右栏线一般较短，上下栏线或者不足，或者超长，版心左右行线长短不一，与上下栏线不衔接”[29]。表明《本续》各页版面的四界边栏和版心行线是用木条(或竹片)围成。其中有几十个页面的上栏在距左栏7cm处有同样的裂口，裂口的大小、方向均一致，说明在印刷这几十个页面中，使用了同一根木条(或竹片)作上栏;有的页面不是按版框大小设栏，如《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末尾半页仅存3行字，左栏线不在版框边缘，而紧接经文最后一行排设，这又表明在排字过程中待文字排满后再加右栏;《本续》页面有长短不一，断断续续的线条，这些线条是字丁间的夹片印成，它与王祯《农书》中记载的“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工序一致[30]。

《本续》上述版面特点所体现的排版工艺应是:用平板作印盔，用木片(或竹片)四周作栏，右边空，摆满字丁后，安置右栏，以楔楔之。盔内字丁逐个修理平整，若有不平者，用夹片楔之，至字体平稳，然后刷印。它与王祯记载的木活字印书法中的排版过程相同。同时证明王祯在《农书》中载的《造活字印书法》并非王祯发明，而是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当时，王祯只是了解到木活字印书的方法，并将其形成文字附于《农书》后。这种活字印书法在宋代已经存在，与宋同时期的西夏于12世纪下半叶即仁宗仁孝时期已开始应用。至于西夏木活字的刻字法、取字法是否与王祯记载的相同，不得而知，我们不能在此强引。

三 刻书系统

随着西夏经济、文化的发展，刻书业逐渐兴盛发达起来。官刻、寺院刻书和私刻三大系统同时并举，在全国形成庞大的出版网。

官刻官刻是指中央或地方各机关单位，用帑投资或主持所刻印的书。西夏的官刻机构主要是政府的“刻字司”。《西夏法典》、《天盛新律》“司序行文门”中的“刻字司”之机构，西夏文辞典《音同》跋中载:“今番字者，乃为祖帝朝搜寻，为欲使繁盛，遂设刻字司。”[31]可见西夏最晚在崇宗乾顺时期(1086～1139年)就已设刻字司。流传至今的西夏古椠许多就是刻字司印制。如西夏文《类林》第三、七卷末均有“乾癸丑十二年(1181年)六月二十日刻字司印”[32]，《圣立义海》第1卷终有“乾壬寅十三年(1182年)五月十日刻字司重新刻印”[33]。另有西夏文字典《音同》、《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刻字司不仅刻印世俗文献，也刻印佛经。西夏皇帝极为崇佛，值逢喜庆、纪奠等节日，积极发愿，命刻字司刻印佛经，普施臣民。公元1184年是仁孝皇帝本命年，仁孝为己祈福积德，特敕刻字司印造《圣大乘三归依经》西夏文、汉文51000余卷，彩画功德大小51000余帧[34]。

寺院刻书西夏寺院刻书规模很大，主要刻印佛经。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藏有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末尾的残页上有西夏文木押捺印记，其译为汉文是:“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园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契经及五十四部华严经。”陕西省图书馆所藏汉文《佛说摩尼罗经》和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汉文《高僧传》卷五末尾都有形式、内容一致的西夏文押捺题记。此押捺题记据专家考证为西夏时期[35]。可见兴庆府西的贺兰山佛祖院已具有刻印大部头佛经的能力。其它佛经和出土文物也可反映出西夏寺院刻印佛经的情况。汉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末落款有“温家寺印经院”，印制时间是“大夏乾二十年(1189年)岁次已酉三月十五日，正宫皇后罗氏谨施”。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末有“京市周家寺僧雕字僧王善惠，大夏天庆(辛)己十三年(1161年)”[36]。周家寺内有专门雕字的僧人，说明本寺亦刻印佛经。1990年在银川北郊贺兰县宏佛塔出土了西夏文佛经木雕版残块，大小2000余块。此塔修建于西夏晚期[37]，大量木雕版的出土，证明宏佛塔所在寺院，西夏时期是一处印制佛经的场所。西夏在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及其西的贺兰山中建有众多寺院，仅贺兰山中就有“颓寺百余所”。寺庙大量存在，佛经不断需求，必然促进兴庆府及其附近寺院刻书业的发展。西夏不但在都城有寺庙刻书，兴庆府以外也存在着寺庙刻书。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寺庙遗址内，出土了许多西夏文、汉文佛经和西夏文佛经木雕版[38]。黑水城在西夏时期是西部军事重镇，这里与西夏腹地交通不便，只靠从外地输入佛经很难满足需求，于是就地刻印佛经也是自然的事。寺院刻书在西夏刻印佛经中占据重要地位。

私刻私刻在西夏是一股很强的刻书力量。《音同》跋中载:“……后刻工印匠不事人等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彼既不谙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颠倒，左右混杂，学者惑之……”[39]据此可知，西夏确有私刻，私刻者的目的之一是销售盈利，这种私刻应是坊刻或书肆。私刻的书籍也不止《音同》一种，社会紧俏书目、文人士大夫所喜爱之书，更会大批刻印。西夏还有一类私刻，即个人出资，募工刻印，此类私刻多刻印佛经，目的是乞福积德。如:陆文政为亡故的父母乞求冥福，于惠宗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八月“特舍净贿，恳尔良工、雕刻板成”，印施《般若多心经》;汉文《妙法莲华经》发愿文载:“今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国、贺善海、郭狗埋等同为法友，特露微诚，以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本为结缘之首，命工镂板，其日费饭食之类，皆宗室给之。雕印斯经一部。”天盛四年(1152年)僧人刘德真舍资雕版印施《注华严界观门》，其后发愿文有“是以恭舍囊资，募工镂板，印施流通”。秦晋国王任得敬为求得病愈于天盛十九年(1167年)发愿刻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40]。个人出资财雕印的书籍亦不限于佛经，还有世俗文献。西夏谚语《新集锦合辞》由西夏著名学者梁德收集编纂，并在蒲梁尼的赞助下，于乾十八年(1187年)雕印出版[41]。私刻在西夏刻书印刷业中亦占据重要地位。

我们从西夏佛经题款中可看出，西夏刻工大量存在，有具体名字者达十几人。俄藏西夏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7036号)卷末题款有“天盛乙酉十七年七月一日，印面雕行者前内侍耿长葛”;《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4095号)末有“发愿令雕者耿人乐、雕者刘宝四”;西夏文《佛说阿弥陀经》(4773号)卷末为“写者僧人马智慧，雕者李什德、刘铁迦”;《诸说禅源集序》(800号)和《诸说禅源集序干文》(4736号)末尾均署“雕者申行征”[42]。众多西夏刻工的存在，表明西夏刻书业的兴旺繁荣，推动了西夏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发展。

四 书籍装订

西夏的书籍装订虽未见专文论述，但也见诸论著之中。佛经在西夏书籍中占多数。中原地区佛经的装订形式有两种，经折装和卷子装，如宋《蜀藏》、辽《契丹藏》、金《赵城藏》为卷子装;五代天福本《金刚经》、宋《福州东禅寺万寿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和元代的《普宁藏》、《碛砂藏》等均为经折装。西夏佛经，多藏于俄罗斯，俄国学者戈尔巴恰娃和克恰诺夫对已考定西夏书目的装订形式作过描述:西夏刊本佛经的装订形式多数是经折装和卷子装[43]。国内所藏西夏佛经有不少是经折装的。但是，有的佛经装订形式与中原不同，较为特殊。俄藏西夏文刻本《维摩诘所说经》(738号、2311号、5727号等)均为蝴蝶装[44]。甘肃武威出土的《妙法莲华经》、方塔出土的汉文印本《略疏下》、西夏文木活字本《吉详遍至口和本续》等9册以及写本《华严经》、《是竖橛咒》均为蝴蝶装。西夏佛籍的装订形式除了传统的经折装、卷子装外，还使用更为方便的蝴蝶装，这在佛经装订上是一种突破、一种革命。

西夏世俗文献的装订形式单一，皆为蝴蝶装，目前还没有发现西夏世俗文献印本有其它装订形式。

余 论

现存西夏书籍，包括流失国外的，至少有500余种，数千卷册，其中雕版印本约有千卷。据了解，宋版书国内外所存者不过1000部左右，且大都为南宋本，辽版更少。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内出土61件辽代雕版印刷品，才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45]。众多的西夏印本，是研究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第一，文献记载中的宋元活字本，如宋周必大印的《玉堂杂记》，元初杨维中等印的《近思录》、《东莱经史说》，王祯印的《旌德县志》，马称德印的《大学衍义》等，现均已不存[46]。目前能见到的宋元活字本仅有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但它是元代木活字本，不是西夏印本[47]。西夏活字印本，为研究初期的活字印刷术提供了印本实物，尤其是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9册佛经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第二，西夏活字本的发现，证明西夏故地是我国活字印刷术传向欧洲的重要中介地带。我国的活字印刷术肇始于北宋，欧洲活字印刷始于15世纪德国的谷腾堡，是在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48]。中国印刷术的西传路线有数条，其中主要一条是沿古丝绸之路传入中亚，然后进入欧洲。近年来，在敦煌发现了畏兀儿文木活字，在库车与和田发现过汉文、八思巴文和古和田文的木活字印刷品，有关专家考证它们是元代遗物[49]。西夏王朝当时占据着整个河西走廊，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证明活字印刷术早在南宋时期已经传入河西地区，弥补了从中原到中亚地区的缺环。第三，西夏木活字印刷将我国发明和使用木活字的时间提早一个朝代，目前一些权威性印刷史论著中，当论述木活字时，仍然认为是元代王祯首创和发明。现在看来，根据新的发现这种说法需要修正，王祯不是木活字的发明者，王祯在《农书》中所载的木活字印书法早在宋代(西夏)时期就已存在。西夏人民为中国古代印刷作出了巨大贡献。西夏印刷业在中国印刷史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1]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二，龚世俊等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2][6][14][34][38]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宋史》卷485《夏国传》，中华书局。

[4]《宋史》卷12《仁宗纪》，中华书局。

[5][1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7][35]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载《文物》1982年第4期。

[8][46][48]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9][43](俄)戈尔巴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东方文学出版社，1963年。

[10][36][40](俄)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3]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1932年。

[15]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面初探》，载《敦煌研究》1985年总第5期。

[16][2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载《文物》1994年第9期。

[17][18]张克孝:《西夏对我国书籍生产和印刷技术的突出贡献》，载《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

[19][31][39]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20]《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6。

[21][32]史金波等:《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23][29]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载《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

[24]孙寿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载1994年3月27日《中国文物报》。

[25](英)格林斯塔德:《西夏文大藏经》，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26](日)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三，《西夏译经杂记》二，京都大学文学部印，1977年。

[27][42][44]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

[28][30]王祯:《农书》附《造活字印书法》，见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

[33]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37]宁夏文管会等:《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载《文物》1991年第8期。

[41]陈炳应:《西夏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45]国家文物局文保所等:《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了辽代珍贵文物》，载《文物》1982年第6期。

[47]王静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载《文物》1972年第11期;张思温:《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载《文物》1979年第10期。

[49]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7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

本文出自：《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