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夏天的头一天，咱们来到了西柏坡这个地方。
正好是党的生日那天，李银桥赶巧在值班。就在这时候，来了个不高、皮肤白白的，长着国字脸的男的。他脸色不太好，直接说要找毛主席。
李银桥晓得这个人，他就是非常有名的王明。李银桥常听毛主席提起王明，心里清楚他是个“左”派人物。那天，毛主席刚好有空，没什么急事，所以李银桥就答应了一声，带着王明进了毛主席的家。
那时候，毛泽东正埋头在桌子上看文件，一听到有声音，立马就抬头看了过去。一看到是王明，他马上就乐呵呵地站了起来，跟王明握了握手。接着，毛泽东又叫李银桥赶紧泡壶茶来。
李银桥把茶端进会客室时，毛泽东和王明已经不聊闲话了，开始说正事。王明对中央那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有点琢磨不透，他说想跟中央说说自己的想法，得找毛主席聊聊……
听到这番话，毛泽东立马就不笑了，开始不停地抽起烟来。李银桥是个明白人，知道这种时候自己不方便在场。他悄悄退出门外，只听见里面毛泽东和王明的争吵声越来越大。
毛泽东严厉地讲：“都到这时候了，你们怎么还是想不明白？胜利就在眼前，你咋就一点都没觉悟呢！”
李银桥心里有点忐忑，他先跑去跟毛主席的夫人说了王明正在和毛主席吵架这事儿，接着就琢磨着，要不把周副主席请来瞅瞅？李银桥跟周恩来挺熟的，毕竟他以前就是给周副主席当警卫员的。
毛主席的太太心里也很忐忑，赶紧就叫李银桥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这人，温文尔雅，性格又厚道，一直都是领导们之间的和事佬，特别擅长维护大家的团结。
周恩来急急忙忙赶到的时候，王明已经板着脸，猛地一下把门推开，接着头也不回地走了。王明一走，周恩来就赶紧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过了好些年，李银桥常常回想起那件事，心里头感慨万千：“说真的，我从没见过毛主席那么生气，态度硬得跟石头一样。这事儿啊，可不是咱俩私下里拌嘴那么简单，它牵涉到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看法，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因此，毛主席在这件事上，那是一点也不肯让步。”
上过初中历史课的，可能都对王明这个名字记忆犹新。在党史里，他挺特别，是唯一给错误路线起了两次名字的人。
在土地革命那会儿，第一次走错了道儿，大家管这叫“王明太激进的路线”。
王明以前叫陈绍禹，他在1925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到了那年的10月7号，共产国际到中国来选第一期中山大学的留学生，王明就成功被选上，可以出国深造了。
王明在领兵打仗和内政管理上不太在行，但读书学习方面却是相当厉害。他没过多久就掌握了俄语，马列的经典著作也是倒背如流，说起话来总能恰到好处地引用马列经典，句句不离马列思想。正因如此，年轻有为的王明，赢得了共产国际头头米夫的青睐。
1931年的时候，王明在米夫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坐上了中央最高领导的位置。
那时候，王明能当上领导，主要是因为他在批判那个“立三主张”时特别下功夫。这个“立三主张”啊，说的就是让红军一股脑儿往大城市冲，想着早点搞定社会主义革命。他不光叫红军去攻打大城市，还琢磨着让苏联红军在边上搭把手，一块儿把世界革命的风给吹起来。
李立三那时候已经走得太偏“左”了，但王明更是走火入魔。1931年，王明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当上了中国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一声令下，博古和那个德国顾问李德，就成了红军的头头。打仗的方法和策略上，博古和李德把毛泽东那一套正确的路子给扔了。
另一方面，王明让红军就算武器差，也硬着头皮往大城市冲，想着能“拿下一两个或者更多省份”。但这种打法，结果肯定是行不通的。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开始的时候，王明又站队博古和李德，推行他们那套“硬碰硬”、在边境挡敌人的战术。咱们红军明明最拿手的是流动打仗，可博古和李德非得让红军跟敌人死磕在阵地上，这不是明摆着要输嘛。结果，红军只能离开苏区，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一直到遵义会议，大家重新听了毛泽东的主意，咱们党和军队这才又走上了正道。
抗战一开始，王明就接到共产国际的任务回了国。这次回来，他可真是捅了个大娄子，结果就成了大家嘴里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也就是第二条走错的路子的代表。
1937年11月29号，王明他们坐着苏联的飞机，先到了迪化，再飞到兰州，最后抵达延安。那时候，大雪纷飞，但毛泽东还是带着张闻天、朱德、周恩来这些同志，还有延安的好多人都跑到机场去迎接他们。
这是毛泽东首次和王明碰头，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毛泽东，跟个子不高、皮肤白皙、体型圆润的王明对比相当明显。到了机场，毛泽东满腔热忱地发表了欢迎讲话：
三位中央大佬骑着仙鸟，从昆仑山那边飘飘悠悠地飞回来了。好久不见，家人终于又能聚在一起了，这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嘛？……欢迎从昆仑仙境回来的“大神仙”，也欢迎我们尊敬的外国朋友，还有从苏联远道而来的同志们，你们能回到延安，真是让人太高兴了。这就是真正的“好事临门”。
毛泽东边讲这些话，边一次次地把帽子往天上扔，看起来特别激动。在延安那会儿，像这样隆重的欢迎场面，真的是头一回见。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对王明回来这事儿特别上心，也表明他是真心想和王明一起干。
不过王明可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共产国际的大使，带着无上的权力和绝对的命令，能指挥整个党。刚到延安没多久，王明就急着要召集政治局的人开会。
12月9号晚上，中央领导在城里的凤凰山脚下找了个山洞开会，大家都叫它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照着共产国际的意思，讲了个长篇大论，题目叫《咋样继续打鬼子，咋能赢》。他说的就是，啥事儿都得通过抗日的大队伍，啥都得听抗日的。说白了，就是得无条件地跟国民党一伙儿，蒋介石说啥是啥。
不过，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早早就说了，咱们得打“自个儿拿主意的山地游击战”，而且得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攥手里。明摆着，王明那话就是对着毛泽东去的。
王明补充道：
现在别光喊着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这些口号，这得看以后谁的力量大，没实力光喊无产阶级领导是没用的。没有统一的国防部队和正规军队，咱们是打不过日本鬼子的，光靠游击战可不行。
土地革命那会儿，王明跟蒋介石、国民党那是硬碰硬，一点不含糊。可眼下，他咋就突然变了，说要“啥都通过统一战线来办”呢？
其实，这事儿跟当时的形势变化紧密相连。1937年年底，德国法西斯那边正忙着加强军备，英法则想了个法子，想让纳粹去跟别国斗，所以对他们放任不管。在东亚那边，日本也对苏联的远东地区虎视眈眈，老是挑起流血事件。这样一来，斯大林可真是左右为难，压力巨大。所以，苏联特别盼着中国能把日本给拖住，觉得红军得全力配合统一战线，听蒋介石的安排。
王明手中的权力只看它的后台是谁，因为他的权力是苏联给的，所以他自然会多替苏联着想。这样一来，他才会弄出那些错得离谱、荒谬至极、让人笑话的右倾主张。
在1938年2月27号到3月1号那几天的政治局大会上，王明不光没改自己的错，反而还越错越离谱了：
国民党当下喊出了只要一支军队的口号，对于这个，我们没法说不赞同。
他觉得，咱们得明确并采用这样一个战略：主打运动战，阵地战跟着上，游击战也得用上，这三者得结合好，普遍推行。
你得明白，那时候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才3万人，而且武器装备特别差。要是跟日本鬼子硬碰硬，就算能打赢，那也是两败俱伤，咱们得损失不少人。这3万八路军，可都是革命的宝贝疙瘩，是革命的火种，哪能随便就牺牲了。
对于王明的看法，毛泽东没有立马去争论，而是又一次把自己的想法讲了一遍：
抗日战争时，咱们总的打法是靠自己，在山里头打游击。要是碰到好机会，咱们就追着敌人打，也就是打运动战。那时候，咱们会把厉害的兵力凑一块儿，专门去干掉敌人的一部分队伍。
抗战越打越烈，八路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抗日的地盘也一天天扩大。不论是咱们党内的人，还是苏联那边的朋友，都慢慢看清了，毛泽东那套自个儿拿主意、在山里头打游击的法子，才是正道。王明的那一套“往右偏了”的想法，错得实在是太离谱了。
1938年8月份，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回到了延安，他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提议。
共产国际肯定，过去一年多，中共中央的政治方向走得对。毛泽东、朱德他们带领的八路军，实行了新策略。在那么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确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活了。在中共中央的核心部门，得靠毛泽东来带头，确保领导统一。
这样一来，王明自以为的“杀手锏”彻底失效了。为了纠正王明的右倾偏向，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召开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组织的正式认可，这对王明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毛泽东心胸宽广，没咋刁难王明，还是给了他不少重要职位。让他做了中央统战部长、中央南方工委的头儿，还管着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甚至当上了延安女子大学的校长。
王明虽然跌落神坛，但他心里还是不服。对毛泽东，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明面上，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认错，可暗地里，他不但不写检讨，还老在背后对毛泽东冷嘲热讽。
但王明那些挖苦和骂人的话，压根儿没起作用。整风运动越搞越深入，全党上下思想都统一了，毛泽东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到了1943年5月，共产国际直接宣布不干了，这事儿对王明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快到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把打算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的《关于一些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三个初步方案，都拿给王明看了看。他还好几次派人找王明聊天，想让他好好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对。
对于犯了错的同志，毛泽东从来没想过抛弃他们，更没想过要伤害他们的身体。他盼着他们能真心悔过，好好想想自己做错了啥。只要他们能在大家面前爽快认错，决心改正，那他们仍旧是好样的。拿博古来说吧，他认了自己的错后，毛泽东立马就接受了，还像以前那样重用他。王明也是一样的待遇，毛泽东希望他们都能记住教训，别再犯错，毕竟目的是改正错误，不是整人。
4月20号，就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那个《决议》的日子，王明给任弼时写了封挺长的信。他还让任弼时看看，然后转给毛泽东，还有参加扩大七中全会的各位同志。
这封信里头，王明说了他百分之百赞成那个《决议》。他坦白讲，1930年他写的那个《两条路线》，其实就是教条主义的东西，“就是东拼西凑抄来的各种决议”，“那时候，他没从实际情况出发，光是从书上照搬照抄；这套做法，纯粹就是教条主义那一套。”另外，王明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大夸奖了一番，说它们都对得很，功劳也不小。
中共七大开会那会儿，王明因为身体不舒服，是被人用担架抬进来的。他只待了短短15分钟，就又让担架给抬出去了。心地善良的毛泽东多次劝说大家，想让王明进中央委员会。等正式开始投票后，毛泽东就一直待在会场里，等着看投票结果，直到看到王明的票数过了半数，他才放心离开。
在选出来的44名中央委员里头，王明是排在很后面，就差一个就是最后一名了。中共的七大，对王明来说很特别，这是他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正式作为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全国大会。
七大会议结束后，王明就开始着手安排工作了，他负责政策琢磨、法律文案的撰写，还有土地改革的事情。讲真，王明在妇女权益推动和法律事务处理上，确实挺有一套，给大伙儿带来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帮助。
此时的王明表面上似乎已有所“转变”，实则是在暗中积蓄力量。王明在其后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坦言，他向六届七中全会表示服从党中央的决策，并非真心实意，而是出于一种长远的考量——“反毛斗争还需持续很长时间”，他期望能够“保存实力，以待来日”。
王明那套伪装，精明的毛泽东一眼就给识破了。在解放战争那会儿，毛泽东没少找他聊天，就是想让他好好反省下自己的错误，好为赢得全国胜利出把力。
毛泽东搬到西柏坡后，王明也跟着到了那儿。全国快要解放的时候，党中央动手准备起了特别重要的西柏坡会议。
王明突然间心里又泛起了嘀咕，对之前那个《关于一些历史问题的决定》感到不太对劲，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出。他碰到毛泽东后，直接就说：“我还有些心里话，得跟中央说说，咱俩得好好聊聊这事……”
聊天时，毛泽东和王明就共产国际、苏联，还有国内的好多人、好多事儿争了起来。慢慢地，这争论越来越激烈，李银桥看情况不对，赶紧跑去把周恩来请来，想让他帮忙缓和一下气氛。
这次吵完架后，王明看起来又变得“低调”了不少。1949年3月5号到13号，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王明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还上台发了言。在会上，他不停地夸毛泽东，甚至把自己最自豪的“正宗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送给了毛泽东。他说：
以后我得放下私心，不去想那些责任重担，多琢磨琢磨自己的不足。我甘心当个慢吞吞的驴子，一步一步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瞧瞧以后能不能跟上大部队。
明显看得出来，王明又在搞他那套表里不一的把戏，当面一套，背后又换了一副凶狠不改、顽固到底的面孔。因为这个，毛泽东在全会的结束讲话里，特别提到了怎么帮王明纠正错误的事儿。他盼着王明能在中国革命迈进新阶段后，真心实意地改掉老毛病，用全新的样子去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王明一直不愿承认错误，但毛泽东没放弃他，反而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参与制定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你还别说，王明在法律这块儿还真有两把刷子，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这事儿足以看出毛泽东的大度和会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