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湘江，虽然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全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到了全体红军指战员面前——中国革命到底该何去何从？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的第一天，主持会议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突然将会议主题由“总结湘江战役的失败”转变为“总结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博古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又是以他为首，博古自然就成了被批评的对象。

没有心理准备的博古先是做了检讨，认为五次反围剿失利他有责任，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强大。

主席并不赞同这个检讨，认为失败的原因“并非敌人过于强大，而是我们太过愚蠢。”

主席在其后的长篇发言里，狠批博古、李德愚蠢的“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略战术，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给葬送掉了。

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单独找博古谈心，说服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这样说道：

“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无论是党内斗争还是军阀斗争，无人是其对手。

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早期的中山先生我跟过，陈独秀先生我跟过，李大钊同志我也跟过。我观党内，毛泽东雄才大略，无人能出其右。”

实际上，周恩来的这番讲话，一方面是力挺主席，让其重新回到党和军队的指挥中枢。另一方面，是劝说博古、李德放弃对党和军队的指挥权，让中国革命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对于周恩来的劝说，博古起初很不服气，他反驳道：

“又是毛泽东，又是毛泽东，除了毛泽东就不能是别人吗？你在党内就很有威望嘛！”

一向儒雅，很少发怒的周恩来拍案而起，严肃地说道：

“博古同志，在红军生死存亡之际，威望是没有作用的，能带领红军打胜仗，这才是关键！”

作为后人，今天的我们翻开历史书看看——

当年，能与蒋介石匹敌的，除了主席，党内确实再无任何人有能力成为其对手！

国民党搞党内斗争，胡汉民、汪精卫算是很厉害了吧？

蒋介石一出手，轻轻松松就把他俩干掉了！

国民党搞军事斗争，阎锡山、冯玉祥、孙传芳、吴佩孚、王家烈、张学良、龙云、李宗仁、白崇禧，哪一个不是割据地方，雄霸一方的风云人物？

蒋介石一出手，三下五除二，这些人下野的下野，囚禁的囚禁，剩下的全都归附了中央！

说到合纵连横玩政治手腕，就连宋家三小姐都被蒋介石收入囊中，从此与宋家、孔家成为姻亲，结为同盟。这样的手段，就算别人也能够想得出来，但人家三小姐却未必愿意下嫁给你。

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根本不是我们影视剧里常常看到的所谓“微操大师”、“凯申物流”等等丑化了的蒋中正。

如若真是那样，一个“混迹于上海滩的小流氓”，又怎会被中山先生亲自拔擢，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周恩来称“党内除毛泽东外，无人是蒋介石的对手”，并非言过其实。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决定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

而周恩来受党内委托，成为了“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935年2月5日，红军长征至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

会上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分工的提议，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博古因王稼祥有伤病在身，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从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到3月5日主席出任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重新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再至3月22日“四渡赤水”作战任务成功达成的这段时间里，主席凭着卓越的指挥艺术，终于带领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走出了困境。

今天的我们，以“上帝视角”再来审视当年的“四渡赤水”，不得不由衷感慨，这样的指挥造诣，党内真就只有主席一人，才能有如此举重若轻的神来之笔。

遵义会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而蒋介石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匪已穷途末路，3万残部伤病过半，唯两条路可逃。

往东与湘西贺萧（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合为一股，此为其一。

其二，北渡长江与四川张匪（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蒋介石为此急调中央军，以及川湘滇黔桂五省军阀的150个团，总计40余万人马对陈兵遵义的中央红军进行八面围堵。

以何健的湘军、王家烈的黔军，封死了红军由贵州进入湖南的道路。

以刘湘的川军、龙云的滇军，封锁金沙江川滇沿线渡口，让红军无法渡过金沙冮，从而破坏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作战计划。

另以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2个师、滇军4个旅、川军14个旅、黔军3个师、湘军4个师，以及薛岳的中央军8个师，兵分10路向遵义进逼。而陈济棠的粤军也在湘粤边界观望，待机而动。

蒋介石历来推崇曾国藩，以上部署便是学自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

其作战理论为：不管红军如何调动，国民党军先铁桶一般地围个滴水不漏，其后再四面八方一齐向位于“铁桶”中心的红军挤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终用“铜墙铁壁”将红军彻底挤垮，碾碎。

为了突破国民党军八面围堵、十面埋伏，主席决定挥师向北，计划攻下土城之后，占领赤水县城，为下一步北渡长江先拿下一个落脚点。

1935年1月19日，红1、红3、红5、红9军团兵分三路从遵义、桐梓、松坎，向赤水、土城攻击前进。

土城一役，中央红军由于情报有误，误把川军6个团当作4个团打。川军刘湘部教导师第3旅旅长郭勋祺在土城防御战中，打败了未来的7位共和国元帅，以及170余位未来的开国将军。

经此失利，主席当即决定退兵，既然不能往北去了，不能渡长江了，怎么办？

主席当机立断，那就渡过赤水河，全军向古蔺、叙永地区转进，另谋机会北渡长江。

史称“一渡赤水”。

不料，2月2日中央红军到达叙永后，红1军团却未能攻下叙永，主席决定继续率部西进，但在毛坝、大坝等地遭到川军7个旅截击。

2月7日，鉴于国民党中央军及川滇黔湘桂各路军阀部队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北渡长江已无法实现，主席决定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转进。

2月9日，各路红军刚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中央军、川军、滇军却又追了上来。8个师的中央军、4个旅的滇军、5个师的黔军再次向红军围拢，敌先头部队距扎西不足百里。

2月11日，主席突然从扎西挥师东进。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回渡赤水河，向桐梓地区急进，回师黔北。

史称“二渡赤水”。

主席率中央红军回渡赤水河，攻桐梓，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灭敌军两个师8个团，取得了湘江战役后的第一次胜利，不仅鼓舞了士气，还得到了全军休整的时间。

红军再占遵义城，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已从汉口飞到重庆督战的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这次，他亲自布了一个“口袋阵”，以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按照部署——

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

黔军2个师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

中央军薛岳部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进攻。

中央军另外的5个师，以4个师布防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部队作战。以1个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

滇军4个旅进至大定（今大方）、黔西地区防堵。

黔军2个师又两个旅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

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红军东进。

蒋介石布的这个“口袋阵”可谓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他的如意算盘是，这次就把你困死在遵义地区，让你往哪儿都跑不出去。

随着国民党军各路部队的向前推进，这个“口袋阵”也一步一步地不断缩小。此时的中央红军，再无辗转腾挪的空间和时间了。

如果继续困守遵义，将被敌人彻底围歼无疑。

只有选择在某一面，硬碰硬的以武力突出去，才能保住这3万人的革命火种，成为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共识。

但是，到底应该选择哪一面进行突击呢？

从当时国民党军的布防上来看，中央红军想要从遵义地区突出去，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是打鼓新场，另一个是鲁班场。

担负攻坚任务的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建议，攻击打鼓新场，打王家烈的黔军。

理由是——驻防打鼓新场的黔军只有两个师，且都在前面的作战中被红军打残，正是士气低落，战力孱弱之时。

前敌扩大会议上，与会众人都同意攻击打鼓新场，唯有主席一人反对。

主席认为——

驻防打鼓新场的黔军虽然是一支弱旅，但兵力毕竟有两个师，我们不一定能够打得下来。况且，滇军4个旅正在向此地推进。

而更要命的是，打鼓新场一旦受到攻击，离它最近的吴奇伟、周浑元部会立即赶来增援。

吴奇伟和周浑元可都是中央军呀，那是老蒋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可不是军阀武装可比。只要蒋介石一声令下，两部即可迅速赶至打鼓新场增援王家烈。

就算红军能够攻下打鼓新场，以红军现有兵力也绝对无法守住。

而如若连打鼓新场都打不下来，那对于红军来说，必将是一场灭顶之灾，在黔军、滇军、中央军的前后合击下，红军断无脱身的可能！

结局只会是全军覆没！

但主席一个人的反对意见，根本无法说服大家。前敌扩大会议上，除主席一人外，20余名与会人员举手表决，通过了攻击打鼓新场的决议。

主席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撂下一句话：

“你们如果非要打打鼓新场，那我这个前敌政委不干了，你们这是拿3万红军将士的性命去冒险！”

凯丰当场怼了回去：“你爱干不干！”

主席之所以不同意打打鼓新场，更深层的原因是——打鲁班场更为有利。

虽然驻守鲁班场的是实力较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但主席笃定，周浑元一旦挨打，王家烈的黔军和龙云的滇军是绝对不会来救他的。

哪怕是蒋介石严令王家烈、龙云所部驰援周浑元，这些军阀们也必定是表面答应，暗地敷衍，要么按兵不动，要么拖拖拉拉。

退一步讲，红军就算打不下鲁班场，退兵就是了，也不至于陷入敌军合围，弄个全军覆没。

当夜，主席提着马灯独自一人来到周恩来的住所，苦口婆心阐述其中道理。二人又一起去到了朱德的住所，三人长谈一夜，天明时分，主席终于说服二人，决定不打打鼓新场了。

刚做完决定，军委电讯科把新截获到的情报送来了。电讯科侦听到大量敌军昨夜向打鼓新场集结，兵力约5万余人。加上打鼓新场两个师的黔军，4个旅的滇军，敌人的总兵力达到了8万人。

三人面面相觑，都是一身冷汗，幸亏昨夜没有贸然进兵，否则我们的3万红军也许就完了……

三人当即决定，趁敌人重兵转进打鼓新场之际，红军迅速出击，攻击驻防鲁班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

作战会议上，主席说道：

“我们打鲁班场，打得下来就继续北上渡过长江。打不下来我们就顺势再渡赤水河与敌人脱离接触。总之，鲁班场这一仗无论打得下还是打不下，天都塌不下来！”

战斗的结果在主席的预料之中，周浑元部战力强悍，红军没有攻下鲁班场。但打鼓新场的黔军和滇军却也没有驰援鲁班场。

红军顺势渡过赤水河，到达了大村龙山地区，休整待命。

史称“三渡赤水”。

中央红军到达大村龙山地区后，主席命令关闭全军所有电台，让一个团带上好几部大功率电台佯动到古蔺县周边区域，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佯作即将攻击古蔺县城。

蒋介石果然中计，判断红军攻击古蔺县是为北渡长江做准备。于是急调各路大军，沿长江沿线布防，重兵堵截“即将北渡长江的主力红军。”

眼见国民党军在遵义地区的重兵已被调开，主席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再渡赤水河，从太平渡，一渡土城，二渡太平渡，三渡茅台镇，四渡太平渡。

史称“四渡赤水”。

这一下捅了蒋介石的肺管子，不甘于被主席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蒋介石坐飞机从重庆飞到了贵阳，亲自督战。

而中央红军则星夜兼程直插贵阳，沿途喊出的口号，留下的标语都是“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

蒋介石慌了，贵阳周边的兵力大部分已被调往长江沿线设防，此刻的贵阳成了一座空城。

幕僚们都劝都，赶紧坐飞机走吧！

蒋介石回答：“我是来剿匪的，怎么能让匪剿了我呢？”

蒋介石不走，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派到湘西和长江沿线拦截红军的部队是来不及调回来了，他只得急电龙云，赶紧派兵来救我。

滇军在川黔地区的4个旅此刻无法回防贵阳，龙云只得把自己的卫队旅让孙渡带着，从昆明赶赴贵阳，为蒋介石护驾。

好在贵阳和昆明的距离不算太远，孙渡带着龙云的卫队旅也来了个日夜兼程，两天一夜赶到了贵阳。

蒋介石非常高兴，对孙渡又是嘉奖又是提拔，孙渡少将顷刻之间变作了中将。

结果，主席并没有攻打贵阳，虚晃一枪，在乌江的金水桥畔架起了浮桥。

蒋介石由此判断，红军这是要渡过乌江，东去与贺萧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呀！

于是，又急急忙忙地把古蔺地区的守军往东边调，大部分国民党军队都被调往了赤水河以东。

主席这下子乐了，率领红军迅速进军云南。

这一下子，轮到龙云傻眼了，龙云是真急了！

此刻的云南，前面已经出去了4个旅，刚刚又把自己仅剩的卫队旅也派去了贵阳给蒋介石护驾，这可怎么办呀？

于是，惊慌失措的龙云不经请示蒋介石，就把金沙江沿线的滇军部队全给调回来了。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的各拉丹东雪峰，流经青藏高原。因为上游的泥沙特别多，所以称作金沙江。

趁着扼守金沙江的滇军全面回防，主席率中央红军兵不血刃地渡过金沙江，顺利达成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意图。

史称“巧渡金沙江”

整个四渡赤水作战过程中，主席始终在声东击西，一直在调动蒋介石的部队，指挥蒋介石的部队如同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游刃有余，丝滑顺畅。

后人谈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往往用“天人合一”4个字来形容主席高超的指挥艺术。

晚年的叶剑英元帅回忆主席时，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毛、刘、周、朱、陈、林、邓，后面的这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

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本文资料引自——

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图书《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