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里，三湘大地曾经是一个蛮族遍布、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破天荒”的典故就是出自于湖南，说的是唐代中期，湖南终于出了一个进士，由此拉开了湖南读书人亘古未有的历史序幕，因而说是破了天荒。

破天荒曾经是湖南人的专属。（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其实不单读书，湖南在唐宋之前都是属于中央王朝政权的较边缘地带，往往都是一些犯了错误的官员及家属流放的区域所在，比如著名大诗人柳宗元到永州，刘禹锡到常德，刘长卿到长沙等等，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条件下，湖南当时真的就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

那湖南是怎么由这样一个蛮荒之地蜕变成后来有着“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和儒风昌盛的文教大省的呢？这里说起来还有两段历史故事。

北宋真宗年间，湖南的五溪蛮、梅山峒蛮等土生湖南人，受宋朝前期几位皇帝宽严相济政策的影响，逐渐地稳定下来，没有再像之前王朝里那样的叛逆。为了更好地发展和教化湖南地区，宋真宗决定派遣一个得力的官员前往湖南赴任。

宋真宗做皇帝有点拉胯，但政绩也还是有的。（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派遣谁呢？宋真宗在这件事情上还真是做了一番深刻的考量，最终，他选择了一个叫做李允则的官员。

李允则，字垂范，山西太原府盂县人，是北宋将领、济州团练使李谦溥的儿子。宋朝那时候当官不一定非要经过科举，还有另外一种叫做荫庇的途径，即一个人的老爸要是是个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这个人在宋朝十有八九就能获得当官的权利。正是在这个制度之下，李允则这位官二代得以荫补入官员行列，任衙内指挥使，改左班殿直（藩镇将领的亲卫官）。

虽说是官二代上位，但李允则并不是个草包，相反，他在拔擢为官员后，还一路做出了不少成绩，最终得任出使河东路、荆湖路，擢阁门祗候的职务。公元982年，又受君命管理静戎（今河北保定徐水）军榷场，正式从一名武职变成了一名管理商业和政务的官员。

假设这是李允则李公。（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宋真宗初年，经过皇帝的深思熟虑，李允则这个官二代被朝廷委以重任，受封供备库副使、潭州知州，成为了湖南地区的地方长官。

李允则到任后，对湖南尤其是长沙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发现，湘江两岸地势低洼的地方，老百姓全部种植了粮食，而地势高的田地因为缺水，就全部被荒废掉了。

这怎么成呢？大好的田地就这样废弃不用，这是多大的浪费啊。于是，刚刚就职潭州知州的李允则开始发布了他上任湖南地方官以来的第一项政令。有一天，潭州知府李允则大人命令手下在长沙城几大城门依次贴上了他的告示，告示上说：“将来我潭州城的农业税要同时缴纳粮食和它们的茎秆，二者缺一不可，因为我要把这些茎秆交给朝廷喂马。”

潭州是长沙的古称，这是橘子洲的毛主席青年时期塑像。（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李知府的第一项政令发布下去后，潭州城中一阵哗然，居然还有这样操作的，以前交农业税都只要交粮食，现在等量的粮食必须缴纳等量的茎秆，哪有这样操作的啊。可是，官府一言，八马都难追，老百姓们虽有怨言，也只好一一遵守。

但问题马上就随之而来，江边好种植粮食，但是江边的田地也需要用茎秆做肥，否则那土壤的质地也会越来越差，而且，自家的牲畜也要用茎秆喂养。可是，这回官府居然要把茎秆给收上去，那熬肥就不能搞了，牲畜也不能喂了，怎么办呢？老百姓想来想去，最终勉强想出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潭州当地的老百姓集体向附近的湖北购买茎秆，但是这个办法有个弊端，就是潭州当地的老百姓需要用一千钱左右的价格，从湖北各地购买一斗粮食加一捆茎秆，这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潭州百姓的支出。这个办法显然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持久。

这是产自湖南的小米。（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于是，第二个办法来了，这个办法其实也是李允则下达这项政令的原因，即老百姓几乎都决定在湘江两岸地势高的地带种植粮食。这些地方虽然因缺水而粮食产量不高，但好歹也能有一点收成，最关键的是，这里起码能保证茎秆的产量啊，老百姓再也不用向外面购买茎秆了。

这第二个办法显然是一个可持续的好办法，既能增加一些粮食产量，还能减少潭州农户的支出，所以，从那以后，潭州当地的老百姓都争着在湘江两岸地势高的地方开垦农田，种植粮食。

李允则的这一项举措，经过两宋王朝、元朝的推广和发展，到了明朝的时候，湖南就再也没有什么荒田被落下了，很多能种植粮食的地方，大家都种上了粮食，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湖南当地粮食的总产量。

湖广熟，天下足,来之很不易。（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从明朝以后，湖南的粮食（尤其是小米产量）就稳稳地位居天下第一了，继而就有了明朝以后“湖广熟，天下足”的极大美誉。而当初实行强收百姓粮食茎秆政策的李允则，无形当中就成了推动这一盛大局面产生的“始作俑者”（此处为褒义）。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做皇帝很失败的宋真宗，在任命李允则为潭州知府这一方面的伟大贡献还远不止于此。任职潭州知州的李允则不仅在农业方面对湖南的贡献十分巨大，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也同样光耀后世。

999年，也就是宋真宗咸平二年，就在李允则新任潭州知州时，他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还曾多次赴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进行考察。

岳麓书院山门和他的天下第一对联。（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那个年月的湖南虽然比唐朝已经有所改善，但依然没有摆脱蛮荒之地的“美誉”，为什么呢？主要是文化教育事业不太发达，在全国都名列茅后。

于是，考察了岳麓书院多次之后，李允则决定在原岳麓山小书院的旧址上兴修新的“岳麓书院”，着力扩大其规模，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与宋真宗的关系，请求朝廷赐给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诸多书籍典藏，极大的丰富了岳麓书院的文化底蕴。

从那以后，岳麓书院开始名声大噪，进而逐渐发展成闻名天下的北宋王朝“四大书院”之一，北宋当时有名的学者们陆续慕名而来，由此拉开了湖湘文化由点及面、异彩纷呈的历史。据传，北宋著名文学家王禹偁还专门为此写文记叙。

王禹偁画像。（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到了南宋，赵宋皇室南迁，北方士大夫集体迁移至南方，身为宋朝“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更加迎来了它的春天，及至南宋孝宗皇帝在位的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名传青史的宋代大儒朱熹和张栻在岳麓书院会同讲道，史称“朱张岳麓会讲”，这也是南宋最早的书院会讲。

史传，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 后世称“朱子”的一代儒宗朱熹闻另一位南宋大儒张栻得到胡宏之学，且张栻当时就在岳麓书院讲学。于是，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出发，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湖南长沙，与兼任长沙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两个书院山长的张栻会面，就《中庸》之义的“未发”、“已发”及察识持养之序等问题进行讲论，一时间高朋满座，会讲“三日夜而不能合”。由此，岳麓书院奠定了其中华古典书院天下第一的位置，且一千多年来从无断绝。

再到后来的明清两朝，岳麓书院开始完成了由旧至新的全新蜕变。王夫之、彭浚、陶澍、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刘坤一、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魏源、刘长佑、唐才常、熊希龄、杨昌济、毛泽东、程潜等一位位灿若星辰的湖南人杰从这一方天地里出发，继而走进了救亡图存、拯救中华的历史洪流之中。

朱张会讲，斯文正脉。（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这些湖湘人杰在出发前，曾经携带着岳麓书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巨大牛皮出发，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句看起来好像吹了天大牛皮的豪言壮语，最后居然变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也真是令人不胜钦佩之至。

而所有的这一切，那个在历史长河里若隐若现的潭州知府李允则，毫无疑问就是真正的那个开天辟地之人，他用一则政令奠基了湖南“湖广熟，天下足”的富庶梦想，又用另一个善政造就了一个“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湖湘文化恢弘狂放的未来，真的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善哉，李公！伟哉，李公！

千年湖湘文脉，始于李允则公。（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