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时代。数智科技的迅速迭代，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也对实体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智科技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其影响力不仅是在技术产品层面，更会促成生产方式的全面革新。

企业如何以数实融合获取存量时代的发展动力？如何在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趋势下，更好地创新发展？企业家该如何推动企业用前沿的数实科技重塑用户体验和产业格局？如何在剧变的AI时代抓住数实融合的契机，找到第二增长曲线？

从左到右依次为：陈煜波、汤道生、杨国安

为此，中信书院特邀《数实融合》作者、腾讯集团高级管理顾问杨国安教授，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EO汤道生以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陈煜波深度对话。以“数实科技”为逻辑起点，为企业找到突破点和独特定位，获得穿越周期的定力和能力。

本次对谈精彩观点，为大家整理如下：

来 源 | 中信书院(ID:citicbook)

编 辑 | 三 昧

主持人：当今这个时代，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还是从产业升级这样的角度，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企业家如何利用数实融合获取新的发展动力，在新一轮技术升级的浪潮中，找到企业增长的第二曲线？请几位老师聊聊看法。

杨国安：我最近几年出了两本书，一本叫《数智革新》，一本叫《数实融合》。两本书阐释了同一个观点：科技是推动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动力。每一波技术革新会带来新的机遇，创造就业岗位和巨额财富，同时也会淘汰一批跟不上的企业。企业要想稳健经营，持续增长，必须穿越技术周期。

这一波以 AI为核心的数实融合科技，包括算法、算力、交互等各方面技术的融合。企业家要想把握这一轮技术革新，最难的挑战有三个：

第一，核心团队的认知。不要只是闷头搞内部运营和短期业绩，更要抬头看未来的一些确定性趋势，了解技术革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但是很少抬起头看远一点的一些确定性的趋势，一些外在的趋势。

第二，变革的勇气和决心。在洞察趋势之后，需要放弃积累多年的能力、技术、渠道、设备等沉没成本，拥抱新科技带来的商业模式、产品、服务、流程的变化，直面新技术冲击现有业务的风险。

第三，组织能力的问题。团队具不具备新战略和新科技落地的能力，这取决于两类桥梁型人才：懂科技的业务人员和懂业务的科技人员。企业的组织能力很重要，不然科技是没有办法落地的。

不管是《数智革新》还是《数实融合》，初心都是希望帮助企业家对科技有更多理解，更多洞察，不要那么恐惧，结合自身产业的痛点和企业发展的需要，把科技更好地融合到业务发展之中。

汤道生：早期的互联网产业，其实有点像煤矿产业，原来我们都是“煤矿工”。我们从一个场景，发现一些痛点，用技术解决问题，然后不断迭代，后来慢慢发现技术还可以应用到不同的产业和场景当中。迭代其实是一个不断让效率更高、质量更高的过程，让新技术能够满足更多不同场景的需要。

有句话说“起得早不如熬得久”，对于穿越周期来说，“既要起得早，更要熬得久”，这是腾讯20多年来从早期PC互联网走到现在的感受。不能太晚入局，因为很多技术需要时间去积累经验，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踩坑，但踩坑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积累人才的过程。只要足够早去投入，不管是第一个投入还是第五个投入，差异并不大。

当一个新概念火起来之后，比如现在的AI，往往会被过度投资，避免不了早期大量的资本竞逐。但我觉得作为一家企业，不要运动式的、过度地投入，就像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在开始的5公里把所有力量耗光，保持好自己的节奏。

穿越周期其实就是如何有节奏地投入。在早期开始去关注，去了解，去入局，去打磨，新技术会随着时间引入一些新的环境变量，会一步一步从中发现机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所谓的耐心主要是在面对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机会时，你应该以什么心态去看待。

主持人：在当下不确定时代，根据几位的观察，现在企业家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最大的疑问是什么？

杨国安：最近几年，企业家普遍面临的挑战就是焦虑。前几年的生活生产停顿，叠加近期的地缘政治和政策变化，这些因素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对企业家来讲，就像是在山里开车，路线复杂颠簸，能见度又低。

所以企业最需要做的就是先活下来，“把汽油加满”，也就是确保现金流安全，而不是靠融资和贷款，依靠独立经营产生的资金，你就更有机会活下来。

当前太多黑天鹅事件发生，我们很难对未来进行预测，所以应对短期不确定性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长期的确定性倒推。现在有一些确定性的长期趋势：

老龄化正在加剧，由此会带来医疗健康产业、吃、住、娱乐等各行各业的变化；

碳中和是确定性的，要密切关注出行、能源以及绿色产业的供应链；

新语境下的全球化，以前地球是平的，中国供应链出口，产品服务要卖给全世界，但是现在考虑地缘政治带来的限制和风险，中国企业要跟当地合作才有机会活下来。

数实融合的大趋势，国家政策不断强调用数字科技来赋能实体经济，正在为数实融合持续健康发展带来源源不绝的内生动力。

以及今年突出的两个主题，一个是AI，一个是出海，也是大趋势下的关注点。在应对不确定性时代中，中国企业家要抓住这些确定的趋势。

汤道生：大趋势的发展其实也有不同的步骤跟阶段。早期的特斯拉其实是超跑，第一阶段先有一个应用场景，在成本要求没那么高的环境下去打磨技术，然后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优化，第二阶段往量产普及的方向走，第三阶段做经济型平民化的产品。

如果一个企业在技术周期面前，过于着急，一下就做要求最高的大众市场。虽然大众市场体量大、机会多，但如果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经验积累和财力支持，很容易出问题。

腾讯音乐也经历过这个时期，一开始这个赛道很多玩家进来，但后来慢慢有一些中途放弃了，但是随着对音乐版权的尊重、重视，行业条件成熟了，机会又回来了。熬到最后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长期投入的回报。

陈煜波：一流的管理者是实现约束条件下人财物的最优化。我们经常讲企业家精神，并不是只指企业家，每个人都需要具备企业家精神。从中长周期看，大家现在被所谓的短周期不确定性遮住了眼睛，如果说短周期是约束条件，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看得更远一点。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把一个技术落地需要有节奏和耐心。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企业家说，他是第一个栽瓜的却不是第一个得瓜的，可能就是没熬到最后。

过去45年，中国的企业家特别顺风顺水。其实我们从支付宝、京东自营物流、微信支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事。我们现在的问题还是场景，在一个领域做得再好，缺乏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还是会被卡脖子。所以现在保持耐心，重新定义约束条件，这种能力是中国企业家要补的。

主持人：当下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数实融合的重要性，但很多尝试还是停留在表面，为融合而融合，怎么才能真正让企业真正理解数实融合的逻辑并做到完美融合呢？

杨国安：过去GDP每年增长8%左右，现在增速放慢了，增量市场变成了存量市场，所以过去企业的成长路径和增长模式要做替换。中国最主流的一种竞争模式就是同质化竞争，一个字“卷”，卷规模、卷效率、卷成本。本来一个好好的产业卷到大家无利可图，很快就出现产能过剩，这一类的问题最为常见。

当下，企业家要认识到一个逻辑，在保持低成本优势的基础上，要建构更多差异化竞争优势。过去我们常提到“微笑曲线”（1992年，时任宏碁电脑董事长施振荣提出的企业竞争战略），差异化竞争优势往往位于两端，但中国企业往往处于中间位置。

“微笑曲线”的一端是前沿科技，由技术专利带来产品溢价，另外一端是品牌服务，为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产品解决方案。100个企业中99个都说自己是客户导向，但是其实并不了解真正的客户需求。

面对新科技带来的挑战，企业家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平衡：

一是心态上，要永远知道创新有风险，但是也要知道不创新同样有风险；

二是资金上，最好保持稳健的现金收入，同时划拨一部分资金投入未来，既要创新，又要求稳；

三是方向上，最好是在强势业务，或者是有牢固客户群的领域上拓展创新，不要插手太多完全陌生的领域。

陈煜波：中国谈数实融合，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中国发展数字化的背景是四化同步，我们还没有走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就进入了信息化和数字化。这个过程挑战很大，但机遇和红利更大。

中国现在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根因就是供需不匹配，因此很多人质疑没有需求是因为中国经济出了问题。

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GDP是12000美元，现在的消费者从过去吃穿的刚需，开始向医疗保健、体验性产品的需求过渡。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是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的阶段。

那问题出在哪了？问题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都在靠成本、效率、产能、规模追求极致性价比，这种逻辑用在衣服、饮食、玩具等刚需产品上是合适的，但在体验型产品上行不通，中国用户的需求发生了变化。

主持人：我们现在谈到技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AI。从今年来看，或者是未来趋势来看，AI在应用端还可以带来哪些可能呢？

陈煜波：这两年，大模型话题引起热议，很多人对中西方差距感到焦虑，但中国、美国、欧洲从来就是各有特色。美国是靠技术来引领，中国靠市场和应用，欧洲最终是靠规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的，天下三分各有特点，大模型自然也不例外。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一定会在应用场景上比美国更有优势，尤其是具体的行业场景。比如，从医疗场景来讲，中国的病例数和美国就不是一个数量级，我们的医生也比美国的医生经验要丰富。用户不会在乎参数的多少，重要的是把事情搞定。

科技的变革很重要，但是围绕科技所产生的生产方式，组织的进化，商业模式的变革同等重要，甚至有时候更加重要。

汤道生：现在中欧美在科技领域的发展有不同的侧重。最前沿的技术线，不管是高校研究，还是企业实验室，最终目的是要有产品落地。新技术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尝试，有一些成功，有一些失败，不可能所有的成功都在中国企业出现，很多先进技术也是通过全球化的合作才能实现。

中国企业最有优势的方向还是找到场景去应用新技术，因为我们有比较大的本土化市场，强大的供应链和打造方案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尽量发挥长板，真正把技术落地到真实的场景，为客户创造价值，同时确保投入是长期、可持续、有毛利的，这样才会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生态。

主持人：当前国内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我们从依赖人口红利不得不切换到人才红利，在数实融合趋势下，未来的人才需要具备哪些关键的素质？

杨国安：我觉得未来需要两类人才，一类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一类是推动产业创新的。推动技术创新的人，一般有这些特质：

第一，懂科技，对科技有很强的信念感；第二，有敏感度，会找用户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第三，学习能力，很多技术发展到最后的终极产品形态在当下是看不到的；第四，韧性，科技创新比你想象的时间要长，不要认为融资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碰到一个冬天就会死在岸边。

产业创新的人才不仅需要推动技术创新的人才，也要懂业务，我称之为桥梁型人才。这两类人才结合，企业才有机会用好技术。

汤道生：正在因为这二十年大量的工程人才的培养，中国获得了工程师的红利，锻炼出不仅仅懂技术，有很好的市场，而且能看得到行业变化的人才，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这些技术和人才同样可以服务于新兴市场。微信所培育的小程序生态就可以套用海外场景。比如说，我们跟中东合作的数字政府APP。原来很多不同部门都有各自的APP和自己的迭代节奏、开发团队，把所有能力整合在一个APP里面难度太大。作为数字技术的提供方，我们帮助他们可以在一个APP里面让每一个部门打造自己的小程序，然后把这些小程序通过数字技术底座连接起来，给老百姓一个统一的体验。

所以我觉得在穿越周期的过程中，国内企业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当前的挑战会倒逼出新的机会，跨越鸿沟之后就是另一番海阔天空。

陈煜波：传统行业在数字化生态方面很滞后，最需要的就是数字人才。比如，很典型的汽车行业，过去觉得数字化很遥远，现在发现汽车行业革命的新势力就是互联网人才。

现在的实体行业，实际上是在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将来一定会被数字化重构，我们需要的数字人才正是重构的人才。不是只有学 IT 的人叫数字人才，数字化转型的领导者、做数据科学的、数字化研发的、数字营销的、智能制造的，都是数字人才。现在恰恰是从教育界到实体界需要携手培养数字人才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