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也被人们称为程黄兵团，程自然是指兵团司令员程子华，黄指的就是时任参谋长的黄志勇。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程子华由于已经不在军中任职，因此没有获得军衔，黄志勇则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还担任过装甲兵政委和总政副主任。

黄志勇担任总政副主任的时间为1969年到1972年，当时正是动荡时期，黄志勇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对一些老干部的态度不是很好，因此1972年的时候他被撤销了职务。退下来的黄志勇处境有些艰难，就找到了韩先楚诉苦，同时也想要获得一些帮助。

黄志勇是红一方面军出身，韩先楚是则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因此红军时期二人并没有什么交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先楚进入八路军115师任职，黄志勇先是在抗大工作，后来又调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任职。这一时期，二人在不同的部队，因此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交集。

抗战胜利后，韩先楚和黄志勇都进入了东北战场。虽然都在东野任职，但黄志勇属于冀察热辽系统，而且长期担任参谋长，和韩先楚基本上也没有太多交往。解放战争末期，黄志勇出任程黄兵团参谋长，和程子华一起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之后程黄兵团继续南下，参加衡宝战役。

战役进行途中，程子华被调离了部队，黄志勇出任四野12兵团政治部主任，当时韩先楚是12兵团副司令。这一时期，由于工作关系，二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因此黄志勇在被撤职后才来向韩先楚诉苦并寻求帮助。但韩先楚对他的态度很冷淡，连话都很少说，黄志勇只好离开了。

韩先楚是个热心人，战友有困难，他很愿意帮忙。那么他为何对黄志勇如此冷淡呢？这还要从黄志勇对徐帅的态度说起。1943年10月，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指导抗大的整风运动，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就是黄志勇，当时徐向前是抗大的代理校长。

当年草地分兵的时候，黄志勇被分到了四方面军，并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参加了南下作战。从这一点来说，他也算是徐向前的半个部下了。黄志勇带工作组进驻抗大后，把抗大校委会撇在了一边，独断专行，发号施令。徐向前回忆说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

在审干的过程中，黄志勇还搞出了许多名堂，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和“个别谈话”等名堂应有尽有。徐向前回忆说：“更可笑的是‘照相’，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短短两个月内，黄志勇就在抗大搞出特务分子和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的57%；当时干部队共有496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373人，徐向前形容此事为“骇人听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专门记录了这段经历，并称黄志勇为“搞逼供信的专家”。

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西北小组讨论的时候，黄志勇又对徐向前提出了无端的批评。徐向前待人宽厚，一生中曾受过许多批评，但许多批评他都没有放在心上。唯独黄志勇的做法令他无法释怀，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两次提及。韩先楚是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对徐向前十分敬重，黄志勇以前对徐帅的态度令他很不满。

1972年，黄志勇被撤职，心中苦闷的他来找韩先楚倾诉，并寻求帮助，但韩先楚的态度很冷淡，连话都很少说，更不要提帮助了。黄志勇坐了一会后，无奈离开了。2011年，黄志勇病逝，享年97岁。

韩先楚不愿意帮助黄志勇，晚年的时候却为一位饱受争议的人多方奔走，这个人就是戴季英。戴季英的资历很老，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红军时期长期在红25军中任职，担任过军政委和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进入新四军任职，担任过第四支队副司令和政委。

解放战争期间，戴季英担任过中原军区副政委和鄂西北军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出任开封市委书记，还是省委常委，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所在地，他这个职务不算低了。但戴季英认为自己资历老，功劳大，应该担任更高的职务，因此他在1951年年底的时候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邀功请赏，要求担任河南省委书记。

毛主席看过信后勃然大怒，称戴季英“不可救药”，并下令开除他的党籍，永不启用。戴季英资历深是实情，但同时他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为何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他在红军时期多次搞“肃反”，错杀和冤杀了不少指战员。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搞“肃反”的时候，戴季英担任苏区保卫局审讯科科长，是张国焘搞“肃反”的得力帮手。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之后，徐海东带领红25军在大别山继续坚持斗争。身为政委的戴季英不是想办法帮助徐海东应对敌人的进攻，而是在红25军中开始了“肃反”，许多指战员被抓起来严刑拷问，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错杀。徐海东不同意戴季英的做法，但戴季英是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徐海东也没有办法。

外部有强大的敌人进攻，内部还有戴季英在自毁长城。徐海东即便指挥才能再高超，也无法打退敌人的进攻，最终红25军被迫离开大别山开始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戴季英出任西北保卫局局长，继续搞“肃反”，不仅错杀了200多名优秀的干部，还把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给抓了起来。

多亏中央红军此时长征到了陕北，毛主席及时制止了戴季英，刘志丹才没有被错杀。事后，中央做出决定，本打算对戴季英进行“最严厉的处分”，但考虑到他的资历和过往的贡献，最终给了他一个“最后警告”。有了这段经历，戴季英还能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开封市委书记的职务，已经算很可以了。

但他自己对这个职务却很不满意，并伸手向毛主席要官，最终被开除党籍，并被监视居住。1960年的时候，戴季英被判刑15年，本应在1975年出狱，但当时正是动荡时期，他仍然被监视居住。这期间韩先楚和郭述申等一批红25军的老人通过各种途径帮助戴季英说话，希望他可以安享晚年。

在韩先楚等人的努力下，1982年的时候，戴季英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并搬进了省委大院居住，两年后他又恢复了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晚年的生活有了保障。1997年，戴季英病逝，终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