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提早半年进入了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特别是10月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长征后，湘鄂西与鄂豫皖等苏区的红军，也相继离开各自根据地，使湘鄂赣苏区的党和红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敌人集中"围剿"江西中央苏区最得力的汤恩伯部80多个团，其主力有敌15师王东原部、19师李觉部、62师陶部、50师岳森部、77师罗霖部、26师郭汝栋部等，建筑四道严密封锁线，对湘鄂赣边区的红16师和省委机关实行"最后"的"清剿"。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限敌军三个月消灭湘鄂赣苏区及其红军。但苏区军民在省委和军区党委领导下，斗争意志始终没有消沉。我们移到平江的黄金洞、连云山、福寿山，浏阳的金坑、大围山、丙子岭、龙五排等山地，以及鄂东南、赣西北广大山区，继续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湘鄂赣边区人民始终没有屈服，红16师始终没有被打垮，湘鄂赣的红旗始终没有倒。
1934年9月，湘鄂边中心县独立团全部加入红16师主力建制，我被调任红16师政治部主任。当时，徐彦刚同志是军区司令员兼红16师师长，方步舟任政委。这时红16师已恢复扩大为4000余人的湘鄂赣主力红军。部队在平江的虹桥打了一个大胜仗，就是边区著名的虹桥战役。那时，国民党第19师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积极反共。自恃"装备精良，剿共有方"。师长李觉是何键的女婿，猖狂得很，他封手下的陈铁侠旅为"陈铁军"，下令每个兵带根绳子，说红军没有子弹，没有什么力量，你们用绳子给我捆活的。结果一打，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埋伏的森林中四处出击，把"铁军"打成了稀泥军，两个团被消灭，400余人当了俘虏，我们用敌人原来带的绳子捆了他们自己，红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16师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里提一下方步舟。他是湖北大冶人，和徐彦刚共同指挥了虹桥战役，在八一南昌起义中当过士兵，后来对开辟和发展鄂东南苏区有过贡献，当过鄂东南道委书记，会打游击战。几十年后客观公正地讲，他在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上，在当时的湘鄂赣边区领导人中是比较强的。徐彦刚同志牺牲后，他继任红16师师长，傅秋涛同志为政委。但以后在1937年2月因突围部队受损，他被撤销红16师师长职务和开除党籍时，经不起考验，只身逃跑，叛变投敌。这应由他自己负责。而当时党内的过火斗争，激化矛盾，也是有教训的。他后来当了国民党第8游击纵队司令。解放战争时，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千余举行起义，由王建安、谭启龙同志的7兵团接管。他们觉得不好处理，以后将他送到南京三野司令部来。陈毅同志主持三野前委讨论他的问题，经过研究作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陈毅同志交代我找南京市委书记彭冲同志做这样的处理："分配他一个工作，不能再入党"。南京市委分配他在安徽宣城一个劳改农场当副场长，后来到南京市青龙山林场任副科长，改名为项充如。
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上半年，红16师从恢复到发展，先后取得洋楼洞、赵李桥、大源桥、高视、虹桥等大小数十次战斗的胜利（在修水县白沙桥与敌激战中，我的右脚负伤），全师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苏区恢复与扩大，地方游击队也有很大发展，军民士气旺盛，成为三年多游击战争的全盛时期。当时，省级机关也转移到了红16师所在的平江县南江桥、钟坪地区。集中了许多干部，开展恢复和扩大苏区的工作。红16师则进行了少有的近一个月的集中整训与休息，演习攻打碉堡等战术动作，并协助省委开展扩大苏区工作。
由于失去了电台，我们的消息很闭塞，中央苏区和相邻其他苏区几大主力红军先后长征北上，我们都不知道。更严重的是，1935年6月，国民党集中很大一部分过去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如汤恩伯、樊崧甫等部，配合三省边区各县的地方反动武装进攻我们的消息，也迟迟未能获悉，直到数十倍于我们的敌人大包围圈已经形成、小包围圈快要合拢、矛头直指省委和红16师所在的南江桥、钟坪驻地时，才从附近群众的报告中得知敌人大军已在眼前。
省委和红16师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东南突围，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不料，敌人在修水已构成多层梯次封锁线，一道比一道严密，硬突几次未成，伤亡很大，被迫折返向北突围。但这时国民党军全面"围剿"的局面早已形成，向北突围仍然是处在被左右夹击、前堵后追的形势。虽然我们选择敌人缝隙，尽量避开左右夹击，但前面仍有湖北的陈继承等部在堵击，后面是冷欣的第师等部在紧追。当时省级机关和红16师，军民男女老少，共有8000余人的庞大队伍，被敌紧紧咬住，几经突围苦战，伤亡重大。突到湖北通城境内时，被迫再分三路突围：徐彦刚率46团为中路；傅秋涛、严图阁、刘玉堂等同志率省级机关和47团为右路；方步舟、魏平和我率48团为左路。结果，中路和左路突过去了，但傅秋涛等同志的右路没有突过去，被迫再次折返，辗转苦战，伤亡失散很大，一部分人回到平江黄金洞山区。首次突出去的两路集中后，很快又被敌人团团围住，紧急组织再次突围，先后到达湖北黄颡口长江南岸。徐彦刚同志在前，他搜集船只率46团顺江而下，到瑞昌码头上岸，转入赣北云山地区；先头也有一部分人乘船过江北渡到鄂豫皖苏区；但等我们到达江边时，已经找不到一只船了。前有大江天险，后有追兵数万，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急中生智，果断地集中所有当地出身的指战员为向导，分头潜入龙角山、九宫山等深山密林，继续与敌周旋。由于当地出身的指战员熟悉地形，剩下的人又久经考验，政治觉悟很高，避免了一次背水全军覆没的局面。当时军民关系很好。敌人到处搜山"清剿"，我们分散隐蔽，与敌近在咫尺，群众没有向敌告密的。但由于敌我力量实在悬殊太大，加之深山老林，人稀粮缺，连部分耕牛都宰杀充饥。经过四个多月的围困，我们这一路1800余人的队伍，大部分先后伤亡、被俘和失散，仅剩百余人了。我和魏平同志将其中的战士移交给当地咸蒲崇通军分区政委余建新以后，率干部30余人长途转移，绕敌空隙，历尽艰辛，于11月回到平江黄金洞山区与傅秋涛等同志会合。方步舟也率部分人回到了黄金洞。徐彦刚同志到达赣北永修县山区后，46团与敌激战，大部分遭受损失，只有数十人回到平江黄金洞。徐彦刚同志负伤后被杀害。徐是四川人，很勇敢，很坚强，很能干，当过聂帅第1军团的参谋长。他是军事干部，但重视政治工作。我刚当红16师政治部主任时，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一本是苏军政治工作。我终生怀念他。他牺牲后，敌人发现他身上的小手枪有"李明"的名字。这个李明是国民党军第52师师长，在江西打了败仗，手枪被徐彦刚同志缴获。敌人看到这支手枪，才判断是徐彦刚被打死了。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红16师这次遭受严重损失，除了中央苏区等主力红军长征后我们孤立无援，敌人集中力量相对强大等客观原因外，主观上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寿昌同志在1934年11月通城大沙坪老虎洞战斗中牺牲，领导核心受到影响。傅秋涛同志继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不久，领导权威尚未确立，省委和红16师主要领导之间意见不一致，加之半年多来打了一些胜仗，红军和苏区有了一些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这些都是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是，当我们先后回到黄金洞之后，省委和军区主要负责同志没有组织大家冷静总结经验教训，也不作任何具体分析，突然宣布撤销我的红16师政治部主任职务。
论职责，上有省委军区领导和师长政委，下有团级主官，我是师政治部主任，对部队受挫不应负主要责任；论损失，参与突围的省级机关、红16师及所属三个团，建制都被打散，三路突围队伍我们前两路突过去了，只有一路没有突过去。最后，三路都只有少数人归队。在严重的生死关头，我不但没有叛变投敌，而且与副师长魏平、团长谭凤鸣等同志一道，始终没有离开战斗岗位，以同生死共患难自勉，保持了政工干部应有的立场。由我一人承担全部损失的责任显然是不公正的；论人际关系，领导之间意见不一致，主要是傅、徐、方三人之间意见相左。徐牺牲了，傅与方不和，显然是拿我来出气，做给方步舟看的。因此，不论从哪方面讲，撤我的职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考虑到当时的严重形势，以大局为重，思想上有保留，组织上还是服从，行动上也没有消沉。当时学生出身的干部本来就少，撤了职还得用我，让我担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以后又兼任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是谭启龙同志。军区组织干部下乡，再次恢复红16师，继续开展对敌斗争，我与谭启龙同志总是轮换下去工作。谭启龙同志负伤休息后，又由我代理主持军区政治部的工作。当时和后来，许多知情者对我被撤职鸣不平。1951年，中央军委在全军统一鉴定干部、建立干部档案时，就我这次撤职问题作了"现在看来不应该"的组织结论。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方针是"北和南剿"。就是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和主力红军，被迫表面上以"和"为主；而对我们南革命根据地，则公开地大力进行"围剿"。在湘鄂赣边区，凡是交通要隘地区，国民党都建立了绥靖公署。在浏阳的东门、白沙与铜鼓的排埠交界的地方，就搞了一个绥靖公署，把我们省委机关所在地黄金洞的后路堵住了。通城这一边，在平江北乡的天岳关也建立了一个绥靖公署。这个地方以山为界，北边是通城，东面是修水，南面是平江，天岳关一卡，使三县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被切断。还有平（江）修（水）铜（鼓）交界，也搞了一个绥靖公署。在边区内地，凡是我们稍微有点群众基础的地方，敌人就在那里修建碉堡，安个钉子，叫作"堡垒主义"。
我们同敌人针锋相对。他进山，我们就出山；他出山，我们又进山，跟敌人"换防"。他搞重点进攻，我们就分散搞支撑点。如平（江）修（水）铜（鼓）边、平（江）浏（阳）长（沙）边各是一个支撑点，修（水）武（宁）崇（阳）通（山）边也是一个支撑点，由江渭清、余再励领导；还有修（水）铜（鼓）宜（丰）边，汪克明、吴嘉民、吴咏湘在那里负责；湘鄂边也是一个地方支撑点。这样，化整为零，把部队分散，转移敌人进攻目标，分散敌人视线。支撑点越多，天地越广阔，机动范围越大，敌人就越难捕捉我们。既有利于保存各个分区的力量，又可保卫中心地区。
有分散，有时也集中。集中就进攻敌人，分散就做群众工作。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是"逐屋推进"。前面有个屋子，看谁认识，就由谁去联系，总有认识主人的人，找到主人就有了办法。因为当地人熟悉情况，知道谁家好与坏，就可以一家介绍一家。今天你到李家屋，李家屋就把你送到丁家庄，丁家庄的人再把你送到毛家屋，毛家屋又把你送到另一个庄子。这样，我们就如鱼得水，许多困难都得到了解决，革命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利用矛盾，争取主动。三省交界，敌人内部有矛盾，还有嫡系非嫡系的区别，他们都想保存自己的势力，所以配合不好，"围剿"时你来我不来。我们就利用敌人的这些矛盾，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江西敌人来进攻，我们往湖南跑；湖南敌人来进攻，我们又到湖北去。我们是进退自如，机动灵活。
掌握政策很重要。在敌人白色恐怖下，有许多人领到"良民证"。过去都把他们说成是"反水"，实际上没有反水，他们是为了保存自己，说他们反水是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后来我们提出口号："变守望队的组织为赤卫队的组织"。"守望队"是敌人搞的"挨户团"的外围组织。经过我们做工作，名义上是敌人的"守望队"，实际上成了我们的赤卫队。这样一搞，我们就有了群众基础，地区就不断扩大。没有群众不行，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能同群众对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依靠群众，就立于不败之地。
那时候不知道统一战线政策，但知道搞宣传造舆论的重要。我们经常派侦察员到公路上活动，捉到邮差就可以搞到报纸等东西，了解一些敌我情况。我们就写传单，要邮差夹到信里往外送，一直送到城里面去。所以，很多人收到过我们的传单。这种做法虽然在反动官僚阶层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在文化教育界和其他各界还是起了一定作用。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揭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使人民同情和支持革命。那时写传单没有好纸，用的是毛边草纸，还不容易搞到，更谈不上现代化的印刷条件。
最重要的一条，团结内部。内部不能有叛变分子。派人出去，跑掉一个就了不得。只有中心地区有个政治保卫队，其他地区主要靠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来增强党性、坚定信心。只要坚持斗争，革命总是有前途的。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内部团结一致，这是我们在那种艰苦环境中能够坚持下来最根本的保障。
1961年春，中央军委组织全军中将以上干部总结战争经验时，我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点滴体会》，刊登在内部读物《经验总结汇集》第17集上。
在湘鄂赣边区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期间，锻炼和考验了一批党的骨干。傅秋涛同志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是工人阶级中好样的。他年轻时给店主做雇工，打豆腐，杀猪，很能干。1927年组织店员工人纠察队，领导工人运动。马日事变以后，专门从事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平江扑城暴动。特别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他挑起了省委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的重担，在敌人残酷野蛮的"围剿"下，在整个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面前，他有股革命的"蛮劲"。他经常讲："要下定决心，要执行决心。"有些人下了决心，往往不能坚持执行决心，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发生动摇，而他不是这样。正是由于他的革命坚定性和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革命韧性，产生了他的对敌斗争的胆略，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文化程度虽低，但注意学习，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身上始终背着两本书：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国共合作以后，几经谈判，并得到上级党的指示，湘鄂赣边区的游击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1937年8月，整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开赴抗日前线。傅秋涛同志任团长，江渭清同志任副团长，王怀生同志任参谋长，我任政治处主任。从此，我离开了同敌人浴血战斗了11年的湘鄂赣边区，踏上了革命的新征途。而留在边区的党组织和部分党员，以秘密方式继续坚持战斗，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
【钟期光（1909-1991)，湖南平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红5军和湘鄂赣省委秘书长、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1支队1团政治处主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第1师兼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暨第3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军事学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政委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