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站在父辈曾经走过、战斗过的地方亲身感受一下，这种寻根意识也是人之常情。”在参加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湖南省参事室联合发起的“情系建军路———2015元勋子女红色老区行”启动仪式时，谭震林的女儿谭泾远激动地说。

这次来湘的元勋子女，大多已是白发苍苍，但谭泾远仍然激动得像个孩子。她说：“让我们远离战火硝烟的年代，身处和平美好时刻，我想这是所有革命前辈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已经实现了。我的父亲是湖南人，是从这片热土走出去参加革命的，今天来到我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又让我想起了我拉爸爸——那个小个子的硬汉子。”

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但谭泾远仍留着一头短发，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的也是一件黑色镶桃红边的毛衣，像是一个豪爽、敏捷、神采奕奕的大姐，言谈间透出一种高贵而历经沧桑的大气。在参加活动的开国将帅后人中，她就是大家公认的大姐——虽然她并不是年龄最大的一个。

启动仪式结束后，谭泾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和记者说起了父亲谭震林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包括她名字的由来。

一、

1940年4月，谭泾远出生在位于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当时父亲谭震林，正在皖南领导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根本没办法照顾这个女儿，只得让人将她送到上海寄养。由于我出生在安徽泾县，之后又被送到远离泾县的上海寄养，因此谭震林给女儿取名“泾远”。

在谭泾远的印象里，父亲是个很谦虚的人，从来没有给儿女们讲过他个人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故事。一方面是没时间，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是个很低调务实的人。谭泾远小时候很喜欢看《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革命回忆录，但从来没看见有关父亲的故事，所以她崇拜的人物里也从来没有我父亲。直到后来在一本《新四军故事集》里看到有一篇故事，叫《谭震林同志来“路东”》，讲的是父亲在苏南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才使我把父亲和那些英雄的事迹联系起来。

谭泾远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谭震林虽然身居高位，但从不以权谋私，从不搞特殊化。

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分别20多年的弟弟谭云与谭震林联络上了。

解放前，谭云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余年，1949年杭州解放时随部队起义。谭震林根据党的政策，安排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同意，要求到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你不能搞特殊，按规定当干部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

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被答应，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了一场。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你们给我把他关起来!”

见谭震林真的发了火，谭云只得向兄长承认了错误。不久，军管会按照谭震林的要求，把谭云安排在某工厂当工人，一直干到退休。

有一年，谭震林的弟弟谭乐春专程从老家赶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多年未见面的哥哥，另一方面想通过谭震林搞点本钱，开个矿山，把家里搞富一点。没想到，谭震林把他这种光顾自己小家的表现训斥了一顿，然后耐心地告诉他说，我是浙江省人民的主席，不是我们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现在解放了，没有了压迫和剥削，只要你自己发狠劳动，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谭乐春觉得老兄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春节后便告别兄长回到老家，照旧经营着一间小商店。

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因家庭生活困难，曾给谭震林去了一封信，想请哥哥特批点钱给自己。谭震林在给弟弟的回信中说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势力而努力。”按照兄长的意思，谭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以后当上了乡党委书记。

二、

1956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谭震林来到湖南检查工作。作为乡党委书记的谭德生，受组织委派，到长沙向谭震林汇报工作。因为将近30年没见过面，所以谭德生在交谈中详详细细叙述了谭家的变迁，并告诉兄长，自己现在落户在农村，家里的老婆孩子都靠作田营生。

听了弟弟的汇报，谭震林非常满意：“当农民很好，作田也是干革命嘛!要明白，我们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都不想当农民，都不愿作田怎么行!尤其是我们当干部的，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带头在农村干革命，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

三年困难时期，谭震林听说家乡有亲人伸手向政府要求照顾，马上给攸县县委的领导人写信强调说：“有人利用我的名义向你们要东西，批供应物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你们必须立即制止!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什么特殊需要，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执行，谁都无权违反国家制度批东西给任何人。这件事请你们向县委和县城各单位领导宣布，并把这一段话在黑板上公布，以便你们能主动地拒绝他们的要求。”

1982年谭震林80寿辰之时，谭德生特地赶往北京看望。他发现哥哥和嫂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儿女又都不在身边，便主动提出，让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孙女进京服侍。谭震林没有同意，他对弟弟说：“你这个想法不行，我们即算要人服侍，应该由组织上安排，我们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亲人，别人不清楚，还认为我们是想把侄女儿通过这个渠道转城市户口呢。”

谭震林解放后曾七次回老家攸县，但从没有利用职权给兄弟和侄儿侄女办过任何私事。1957年上半年，谭震林来到故乡攸县，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在攸县呆了四十多天时间，都没有请亲戚吃过一顿饭，只是在返回北京的那天，通知家在农村的弟弟赶到他路过的皇图岭镇汽车站，在公路旁的柳树下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请大家吃了几个包子就告别了。

照完相后，他对几个侄儿们说：“今天就委屈你们了，只吃这么几个包子，说内心话，不是伯伯我不肯花钱，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过日子。我们当中央干部，和你们这些中央干部的亲人都要带这个头。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很快建设好的，到那时候，我再请你们吃好一点。"

三、

除了从不以权谋私之外，令谭泾远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的刚正不阿。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谭震林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等老同志一起，带头“大闹怀仁堂”，同“中央文革”那伙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之后，谭震林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主将，蒙受了不白之冤，甚至还有人诬蔑他为“叛徒”。

谭震林“大闹怀仁堂”时，谭泾远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虽然看到那段时间父亲很不高兴，但具体什么原因她并不知道，也不敢问。因为她知道父亲那一代人组织纪律观念特别强，什么事情都不在家里说。

过了几天，谭泾远在外面听到了一些有关父亲的流言蜚语，于是回家问父亲：“爸爸，他们都说你是‘大叛徒’。究竟是怎么回事?”

面对女儿的这个问题，谭震林罕见地发了火：“什么‘叛徒'?党了解我，毛主席了解我，你们年纪还轻，还不懂什么是政治大事，也不懂什么是革命历史。但是，一定要相信党，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相信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都会搞得一清二楚的。记住，时间是公允的，历史也是公正的！”

这件事过云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央的名义，将谭震林等一批老干部逐出北京。其中谭震林一家被安置到桂林，并在那里渡过了难忘的3年。

在桂林的那段日子，谭震林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一天除了吃饭睡觉，看看书报，无其他事可做。幸好他的妻子葛惠敏和最小的女儿、儿子也陪他来到了这里，多少也令他的心情得到了一些缓解。

作为谭家长女，谭泾远并没有被允许与父母同去桂林。幸运的是，她当时正在与父亲的战友、后来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儿子虞大江在谈恋爱，在虞大江的陪伴下，才熬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

四、

1972年的一天，虞大江突然找到谭泾远，说胡耀邦叔叔找她有事，让她赶紧去一趟。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谭泾远的第六感告诉她，肯定是与父亲有关，于是立即来到胡耀邦的家中。

谭泾远没有猜错，胡耀邦的确给她带来了好消息：“最近情况有所好转，许多老同志陆续都要回来工作，你要设法到你爸那里去，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尽快给主席写封信……"

为了不引人注意，谭泾远和虞大江商量后，决定以旅行结婚的名义，请假去桂林，将胡耀邦的口信带给父亲。

女儿和女婿的到来，令谭震林夫妇非常高兴。谭震林决定让两人在12月26日这天结婚，因为这天是毛主席的生日。

谭泾远和虞大江当天，谭震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告诉主席：“今天是我离京庆祝主席生日的第四年，每到这个时候，念及过去，想来想去还是一句话，有了主席才有我的今天……”

毛泽东收到信后，当即作了批示，同意谭震林回京。就这样，在几天后的1973年1月2日，谭震林终于被中央派人接回了北京。

在1975 年 1 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谭震林被选为副委员长。虽然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但谭震林还是重新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去。

虽然再次回到了领导岗位，但谭震林还和从前一样，每周都要开一次家庭会议，让儿女们在会上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教育他们：一个人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是好是坏都是自己的事。

在谭震林的这种家教下，几个孩子从没有因为父亲的职务得到过任何照顾，谭泾远上一直长期在科研单位工作，弟弟谭晓光则一直人事气象工作，其他孩子也都在“清水衙门”工作。但孩子们从没有过怨言，因为父亲教导过他们：“共产党员就应该以事业为重，对挣多少钱都不在乎，对名利都不在乎。”

参考资料：

人民网：《实录：谭震林子女谭泾远、谭晓光访谈缅怀父亲》

凤凰网：《父亲是个小个子，硬汉子——专访谭震林大女儿谭泾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