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童年

1937年8月16日，白先勇出生在广西南宁的一个深受战争影响的时期。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得他的家庭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安全考虑，还不到一岁的白先勇被家人送往桂林，那是一个相对避开战火的地方。

在桂林，白先勇加入了一个由十个兄弟姐妹组成的大家庭，生活在那里的七年，对他来说，充满了童年应有的欢笑和游戏。虽然战争的阴影依旧笼罩在国家上空，但桂林的自然风光和家庭的温暖给了他一个相对平静的成长环境。作为家中的第八个孩子，白先勇的童年与其兄弟姐妹一起度过。

1944年9月，这段宁静的时光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打破。当日军向广西桂林进攻时，白先勇和他的家族不得不面对现实，加入了数以万计正在逃离战区的民众。家人急忙收拾最必要的行李，白先勇也不得不匆忙告别他熟悉的环境和朋友，踏上了一条未知的逃亡之路。

这场被历史称为“湘桂大撤退”的悲壮迁移，对白先勇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全家挤上了开往重庆的最后一趟火车，这趟火车行驶缓慢，不时因战事而停顿。火车上拥挤不堪，食物和水都极为匮乏，白先勇和家人只能依靠早已准备好的干粮和沿途的补给来维持基本生活。

经过几个月的颠簸，白先勇一家终于抵达了重庆，但他们的挑战并未就此结束。重庆那时正遭受日军的频繁轰炸，城市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了寻找安全的避难所，白先勇和家人不得不再次搬迁，最终定居在城市西郊的西温泉。那里相对安全，虽然简陋，但至少能提供必要的避难条件。

重庆的岁月

在重庆的西温泉，白先勇的日子因为肺结核而被迫中断。他原本应该和其他孩子一样在学校读书，但病情让他被隔离了整整四年多。他的日常活动被严格限制，周围的一切都安静得过分，除了偶尔传来的风声和人声外，很少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到外界的存在。

他的生活简单到近乎单调，不能随意走动，连呼吸都需要小心翼翼，生怕加重病情。家人虽然尽可能地照顾他，但每个人都承担着战争带来的压力和负担。他的房间通常隔离得很远，以避免传染其他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战争终于结束，但对于长期病中的白先勇来说，这个消息并没有带来直接的变化。他仍然躺在自己的房间里，身体虚弱，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庆祝胜利。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他的病情没有因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有所缓解。

不久之后，家人带着他离开了重庆，搬到了南京。南京的环境与重庆截然不同，城市的恢复和重建正慢慢展开。尽管这里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白先勇的身体状况并不允许他像普通孩子那样自由活动。他依然需要大量的时间躺卧休息，避免劳累。

之后，他随家人迁往上海，在虹桥路的一座德式洋房里继续养病。这座洋房因为建筑结构的原因，光线和通风条件较好，这对他的病情来说是一种帮助。为了避免感染的风险，他仍然被安置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房间里。这里的生活虽然略显封闭，但比起重庆时的简陋环境，条件显然优越了不少。

香港到台湾

1948年，十一岁的白先勇随父亲白崇禧迁往香港。与他之前生活的大陆城市相比，香港的建筑更高更密，生活节奏也显得更快。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这里的生活方式与他之前经历的完全不同。从语言到习俗，一切都显得格外新颖。家人给他安排了一个西式学校，这里的教学氛围和方法与他过去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

不久后，他又随家人迁往台湾。当时的台湾刚经历战后重建，各方面都在慢慢恢复中，社会秩序比大陆更加稳定，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在这里，他继续接受教育，环境虽然和香港有所不同，但家庭的安定让他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去阅读。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书籍，这些大多是父亲从外地带回的藏书，涉及历史、文学和哲学等领域。

然而，家庭内部的关系却显得有些疏远。白崇禧作为父亲，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露面的时间并不多，每次回家也总是被其他兄弟姐妹围绕。他在家中的存在感一直较低，性格上的内敛使他更加不主动争取关注。其他兄弟姐妹总是聚在一起聊天或玩耍，而他常常独自一人待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一本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家人偶尔会注意到他长时间坐在一旁看书的样子，但并未过多干预。相比其他孩子，白先勇显得格外安静，很少主动参与热闹的活动。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阅读和书写练习上，这种习惯在逐渐积累中，成为了他后来的创作基础。

同行四十载：与王国祥的深情岁月

白先勇在香港的一次公开活动中坦率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在中国台湾的公开场合，他很少提及这一话题。香港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都市，对于同性恋的讨论和接受度较高，这使得白先勇在这里表达自己的性倾向时显得更加坦然。而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度尚未达到香港的水平，他在台湾的公开场合更多专注于文学创作和文化推广，很少谈及个人生活。

关于家庭中的态度，白先勇曾经提到，他相信父亲白崇禧是知道他的性倾向的，但父亲从未与他直接谈论过这件事。白崇禧在家庭中是一个威严的父亲，长期忙于军政事务，与孩子的沟通并不多。白先勇在家庭中的性格内敛，与父亲的关系本就较为疏远，关于性倾向的沉默也许正是这种父子关系的延续。

青年时期，白先勇在17岁那年遇到了王国祥。两人初识时，彼此都还年轻，王国祥性格开朗，谈吐风趣，身上带着一股自然的吸引力。他们的关系从最初的结识逐渐加深，日常的接触中，双方都流露出默契。王国祥热情又富有感染力，经常会主动关心白先勇的生活，两人之间的互动没有过多的张扬，但从彼此的陪伴和关怀中，渐渐形成了牢固的羁绊。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们的关系更加稳固，逐渐成为彼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王国祥的性格让人感到温暖，他总能将生活中普通的事情变得充满活力，而白先勇则以细腻的观察力补充了两人相处中的深度。生活中的大小事务，两人都彼此分担，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平衡。他们喜欢一起探讨各种话题，无论是文学还是生活琐事，都能聊得深入而轻松。

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多年，彼此陪伴的日子成为两人最宝贵的时光。然而，在王国祥步入中年时，生活突然发生了转变。一次常规检查中，他的患有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了。

不舍的告别

随着王国祥病情的加重，治疗成为白先勇生活的全部。他几乎放下了一切，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美国的医院给出了各种药物治疗方案，却收效甚微。医生们坦言这种疾病的治疗难度极大，现有医学手段几乎无能为力。然而，即使听到这些，白先勇仍不放弃，他坚持在可能的情况下探索更多可能性。

在台湾，中医治疗被提上日程，针灸、药膳、甚至一些罕见的草药疗法都一一尝试，但王国祥的病情仍未出现实质性的改善。为了寻找更多可能性，白先勇甚至深入大陆，追寻一些传统疗法和民间秘方。无论这些方法是否真正有效，他都愿意尝试，只为抓住每一点希望。

王国祥的身体逐渐变得虚弱，行动越来越困难，但他始终坚持配合治疗。他们每天奔走于各大医院和诊所之间，每一次检查结果都牵动着白先勇的神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的效果变得越来越有限，医生们多次告知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到了1992年，王国祥的病情进入了最终阶段。此时的他已经难以离开病床，所有的活动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尽管如此，他的精神状态依然保持着某种乐观的迹象，不希望给身边的人带来更多负担。白先勇每天守在病床旁，陪伴着他度过每一个细节。1992年8月7日，这一天，蝉鸣声依然在窗外回荡，王国祥因心脏骤停在医院永远离开了。

王国祥去世后，白先勇把内心深处的情感寄托在文字中，创作了《树犹如此》一文。通过文字，他把对王国祥的记忆永远留存，让这段感情成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参考资料：[1]张盼.白先勇:让古老经典走进更多年轻心灵[J].今日中国,2024,73(7):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