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杭州的变迁（二））

钱氏三代五王笃信佛教，在西湖内外广开寺院，还四处建造佛塔，雕凿石窟佛像。

钱氏主持建造的著名寺庙，现在还能见到的有南屏山的净慈寺、北高峰的韬光寺、南高峰下的法相寺、九溪十八涧的理安寺、天竺山上的上天竺寺……现在不见了的有吴山的宝成寺、梵村的云栖寺、六和塔的开化寺、赤山埠的六通寺、青芝坞的灵峰寺、钱塘门外的昭庆寺……

著名的钱塘四塔：白塔、六和塔、雷峰塔和保塔，也是在五代吴越国时期建造的。

东南佛国，果然名不虚传。

隋唐、吴越奠定了杭州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宋代京城杭州厚积薄发，演绎了"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乃至上千年后今天的杭城也随处可见当年的足迹。

北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杭州知州苏东坡组织人力疏浚西湖，挖出来的葑泥堆积在湖中，构成南北向的一条长堤，上筑六桥，"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植花柳"的"苏堤"由此形成。

疏湖筑堤，既省工，又利于交通，更增添了西湖美景。为防止湖面被侵占，苏东坡在湖中立石塔三座，三塔之间严禁种植菱藕。

北宋时期，杭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道通四方，闽商海贾，风帆浪舶"，由此而生的城市建筑也具有了"海纳百川"的特征，堪称是东南第一州。杭州独树一帜的伊斯兰古清真寺﹣﹣凤凰寺（今中山中路与西湖大道交叉口）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南宋时期杭城已有上百万人口，在凤凰山修建皇城的同时，"外城大有更易"，城区面积迅速扩大，并以御街为中心，设置了近百条坊巷，形成了城中有坊、坊中有巷、坊市相融的格局，奠定了杭城街巷的基础。这种开放性的城市格局、沿河筑路的城市形态，在全国城市建设中具有明显特色。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基本格局仍在。南宋杭城坊名保留至今的仍有不少，如清河坊、太平坊、保佑坊、寿安坊、积善坊、里仁坊……

南宋京城将原主干道改建为御街，御街亦称"天街"，老百姓谓之十里禁街，是为皇帝去景灵宫参拜祭典而修建的。

御街南起皇城和宁门，北达景灵宫前斜桥，全长13500尺（宋尺），铺石板35000多块。与御街大致平行的南北道路共有4条：自吴山至俞家园经德化坊达余杭门，自朝天门至众安桥春风楼，自南瓦东钟公桥至盐桥西，自南瓦东绕德寿宫至昌乐坊；东西干道也有4条：即自钱塘门至东青门，自丰豫门至崇新门，自清波门至新门，自钱湖门至候潮门。

公元1158年，南宋在吴越国子城基础上修建了皇城（即南宋皇宫）。南宋皇城，东起今中河南段以西，西达凤凰山山腰，南抵笤帚湾，北至万松岭以南，"周围九里"。

自隋经盛唐、吴越及南宋，历经近七百年，杭州从一个山中小县发展成为大都市，又从大都市发展为京城。

公元1138年，南宋王朝定都杭州，古代杭州的城市建设趋向辉煌。

南宋以吴越子城改筑皇城，营造皇宫御苑，扩建杭城。城垣向东南扩展约十三丈，南跨吴山，北至武林门，西临西湖，东至钱塘江。

元时禁天下修城，以示统一，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杭州城垣和城门逐渐被夷平。

元末，连绵不断的火灾和农民起义使繁华的杭城遭受重创。

张士诚以杭州为据点时，于元顺帝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改筑杭城，"东自艮山门至螺蛳门（即清泰门）视旧城开拓三里，而络市河（今东河）于内；南自候潮门迤西，则缩入三里，而截凤凰山于外，城之东西，视旧差广"，成为明清杭州城垣的基础。

张士诚还沿城疏凿河道，宽约67米，是为护城河，杭州人称之为"城河"。城河同运河一样，至今仍环绕着杭州。而张士诚改筑杭城所设的凤山水门至今仍横跨于中河之上，是杭州仅存的一座古代水城门。

明朝城垣基本上承袭元代的格局。

杭州自隋朝筑城以来，城垣历经变迁，而作为沟通城内外交通的城门亦有较大变动。至明时，杭州城门固定为武林（北关、百官）门、艮山（坝子）门、凤山（正阳）门、清泰（螺蛳）门、望江（草桥）门、候潮门、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庆春（太平）门十座，并一直延续至清末。

当时，老百姓还给十座老城门编了一段顺口溜："正阳百官坝子门，螺蛳沿过草桥门，候潮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保太平。"

明朝时期，在整治西湖过程中，"湖心亭"、"小瀛洲"和"三潭印月"逐步形成。至此，西湖各景点在明末清初已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格局。

公元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兴工疏浚西湖，拓建苏堤，并在苏堤以西筑一与苏堤平行的长堤，名"杨公堤"，堤上自北而南，建有六桥，称"里六桥"。

清代杭州城市区域布局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城中筑城"。

以"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为由，清王朝于1648年开始在杭城环境最优美的湖滨地区建立旗营。其范围东至今青年路、惠兴路、岳王路一带，南至今开元路。旗营筑有城墙以分隔军民，城墙以石为基，以砖砌之，高1.9丈。有城门五座：延龄门、迎紫门、平海门、拱宸门及承乾门。有水门三座：一在将军桥东，一在束缚桥西，一在盐桥北，均通舟筏。城门入晚关闭，金吾禁严，百姓即不得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