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首次授予的1300多名少将中，有一位被称为“神炮手”的将军，他使用近击炮对点状目标射击，几乎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凭借着精湛的操炮技能和丰富的炮兵作战经验，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代的各项射击任务。

他就是开国少将、我军炮兵创始人之一的——赵章成将军！

赵章成，河南洛阳人，1905年出生，曾在国民党军中当过炮兵副连长，受过正规的炮军训练。

1931年，赵章成随军“围剿”我江西苏区，结果开战后没多久，赵章成就弃暗投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不久后，赵章成便被任命为红三军炮兵训练队队长，为红军培养炮兵干部和骨干。

同年9月，红九师组建炮兵连，赵章成任连长；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军团将两个炮兵连和一个工兵连组成了炮兵营，部队首长点名让他担任营长。

当然，让赵章成感到高兴的，并不是加入红军后屡屡“升官”，而是在这年11月14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新的身份，意味着新的开始，赵章成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在党旗下立下的誓言。

1934年底，中央红军先头部队长征抵达贵州省境内的乌江边。

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强渡乌江，攻占遵义、桐梓。

作为这两个地区的天然屏障，红军想要顺利渡江，其困难程度不言而喻。

要知道，乌江水势汹涌，两岸全是悬崖峭壁，更何况对岸还有敌军把守，所以我军想要强渡乌江，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鉴于此，红军决定先行组织火力进行侦查，在初步摸清对岸敌人的部署后，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500米处的小路。

1935年1月2日上午时分，抢渡乌江的佯攻先行开始。

红军集中火力佯攻，把江北岸的国民党守军吸引了过来，渡口上游的八名勇士，在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的率领下，开始渡江。

当时，正值寒冬时节，水冷刺骨，毛振华带着战士们潜入水中，拉着一根长绳，拼尽全力向对岸游去。

尽管他们隐蔽得很好，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并朝他们射击。绳子被打断后，毛振华不得不率部返回。

等到了深夜，天降大雪，毛振华又带领战士们分乘三个竹筏，奋力向对岸划去。

但因水流太急，只有他和其他四名战士乘坐的竹筏抵达了对岸，其余两筏均未到达对岸。

上岸后，毛振华便带领战士们潜伏在岩洞里，等天亮后配合对岸的大部队发起进攻。

此时，时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到红四团，告诉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已经离乌江不远了，必须加紧渡江，确保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耿飚、杨成武当即决定：出动60多个竹筏，立即渡江；其中1营担任第一突击队、2营担任第二突击队、3营担任火力掩护。

抢渡乌江的战斗正式打响！

一营和二营在毛振华等人的配合下，很快就抢渡成功，不料三营却遭到了敌军的猛烈反扑，最后被逼退到了江边，情况极度危急。

在此危急关头，时任红二师师长陈光，立即派人去把配属作战的军团直属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叫来。

在这之前，赵章成是炮兵营营长，但湘江一战后，我军损失惨重，全营只剩下了2门八二迫击炮，所以就缩编成了炮兵连。赵章成也就从营长变成了连长。

当然，“官职”的变化，并不是赵章成所在意的，他在意的是湘江之战中损失的战友，以及那些无比珍贵的火炮。

对于当时在武器装备上面还很“拮据”的红军来说，一门炮可谓价值连城！

接到命令后，赵章成立即赶到红四团指挥所。

陈光师长问道：“还有几发炮弹？”

赵章成回答：“5发！”

如果换做是别人，这区区的5发炮弹，似乎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至少也不足以改变当前的战局。

但这次不一样，操炮者是赵章成，尽管只有5发炮弹，但他却打出了50发的效果！

接着，陈光师长用右手指向对岸的国民党军，说道：“看到敌人没有？非把敌人打回去不可，打不回去，提头来见”。

领受任务后，赵章成便急忙赶到前线布炮、指挥。

大家都非常相信赵章成的操炮技术，并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但同时又非常担心：只有这区区的5发炮弹，万一没打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赵章成却表现得胸有成竹，因为他知道，这些炮兵战士都是经过他严格训练的，虽然炮弹很少，但一定能打出很好地效果。

赵章成在测好距离、瞄准目标后，不慌不忙地捧起一枚炮弹放进炮膛中。

“轰”的一声巨响，炮弹正好落在江对岸国民党军背后爆炸，虽然也炸死炸伤了一些敌人，但并未伤及筋骨，敌人稍加整顿后，又继续开始冲击。

时任连指导员的王东保有些着急了，他说道：“老赵，咱们炮弹不多，你这么打可不行。”

谁知赵章成却不慌不忙地说道：“不要着急，好戏还在后头呢！”

原来，赵章成第一炮只是试射，而且为了不伤及自己人，他还故意打远了一些。

紧接着，赵章成伸出右手大拇指，眯着一只眼，瞄了瞄，然后双手捧起一枚炮弹放入了炮膛中。

同样是“轰”的一声巨响，炮弹没有落在敌前，也没有落在敌后，而是不偏不倚地落在敌群正中爆炸。

在一旁指挥战斗的杨成武见此情景，不由得激动地大叫起来：“打得好，打得好！”

趁敌人慌乱之际，赵章成又接连发射了两枚炮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枚炮弹爆炸后所形成的弹坑，连起来竟然呈一个“品”字形。

而在这“品”字形的弹坑四周，还躺着一大片敌人的尸体，其余的敌军被吓得纷纷抱头鼠窜。

我红军各部乘势发起猛攻，很快就占领了乌江北岸渡口。

不久后，中央红军大部队踩着浮桥，浩浩荡荡地跨过了乌江。

国民党军鼓吹的所谓“乌江天堑”，赵章成只用了几发炮弹，就将其击得粉碎。

但这仅仅只是赵章成军旅生涯中的一次“牛刀小试”而已！

榆辽公路，是侵华日军突入我太行根据地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威胁非常之大。

1940年9月22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根据八路军总部关于“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意图，决定发起“榆辽战役”。

其中，第385旅附32团为右翼队，负责攻取管头、铺上、小领底等地的敌人据点；

时任第一二九师司令部炮兵指挥部主任的赵章成，奉命带领一个迫击炮连参加战斗。

这里所说的‘管头’，是日军设在榆辽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约有100人守备，并配有一门“九二式”步兵炮。

9月23日晚23时左右，我攻击部队迅速包围了日军据点，准备发起猛攻。

战斗打响后，赵章成指挥炮兵连续射出数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

但由于日军修筑的工事太过坚固，加上又受到地形的限制，导致我军进展缓慢，损失严重。

直到第二天天亮，我军只攻占了日军的哨所阵地。

赵章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深知，如果再攻不下的话，战局将不利于我军。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日军还是施放了毒气，导致我军的进攻更加受影响，直到26日，管头据点仍未能攻克。

刘伯承和邓小平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对榆辽公路线及周围的敌情作了详细分析，并于26日当天发出《一二九师榆辽战役补充指示》，规定战役进展方针为：

“乘胜规复辽县并歼灭可能援辽之敌；对困守管头之敌施行封锁并做好将其歼灭的准备。”

根据这一指示，三八五旅的首长立即改变思路，除留下十三团部分兵力继续围困管头据点外，主力部队先行攻取石匣等日军据点，之后再转过头来全力攻打管头。

最后，经过一天的激战，我385旅769团三营于27日一举拿下了石匣据点。

而此时，困守在管头据点的日军由于遭到我军围困，现在已经是弹尽粮绝，不得不向上级求援。

不久后，驻扎在武乡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十二大队600余人，迅速向管头据点赶来。

然而，这正好中了我军“围城打援”之计！

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在获悉这一情报后，决定以十三团攻打管头，同时集中其他几个团打前来增援的日军。

战斗如期打响，但管头据点的日军仍凭借着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而我军又缺乏大口径火炮，致使战斗一时陷入了僵局。

其实，这几日来，赵章成总是寝食难安，就连做梦都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把日军从坚固的工事里引出来。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晚上，赵章成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用辣椒面。

赵章成立即叫来通信员纪万明，他们把迫击炮弹里的炸药倒出来一部分，然后往里面加满辣椒面，再装上引信，一个“辣椒炮弹”就做好了。

为了提高射击效果，赵章成还特地下令将发射阵地向前推进至距离敌人只有150米处的地方，标尺打到50度，实行抵近射击。

随后，赵章成亲自调试、瞄准、试射，并规定了各炮的射击地段！

攻击开始后，赵章成和通信员纪万明共同操作一门迫击炮，全连4门迫击炮同时射击。

当射出的普通炮弹将日军据点外的障碍扫清后，赵章成便下令装填“辣椒炮弹”。

炮弹在日军碉堡周围爆炸，一股极度浓烈的辛辣气味立即涌入日军碉堡内，熏得日军难以忍受。

有趣的是，日军还以为八路军使用了“毒气弹”，被吓得连滚带爬地弃堡而出。

我攻击部队立即抓住战机，迅速发起猛攻，将跑出碉堡的日军全部歼灭。经过一番激战，我军成功占领了管头据点。

战至10月初，“榆辽战役”正式宣告结束，我八路军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收复县城一座，攻克日军据点多处，大获全胜。

赵章成和他发明的“辣椒炮弹”在此战中更是大显神威，其英雄事迹很快便在军中传遍开来。

赵章成不仅操炮技术高超，而且为人胆大心细、善于创造，常常做一些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甚至是做不到的事情。

对武器装备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迫击炮的型号一般都是根据其口径大小来划分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八二迫击炮”，“八二”指的就是82毫米口径。

而每种型号的迫击炮，都有一个最大射程的限制，比如八二迫击炮的最大射程就在3000米左右，但实际一般不超过3000米。

但在战场上，赵章成却能让迫击炮突破它的射击极限，超远距离击中目标，可谓将迫击炮的射击潜力发挥到了极致。

抗战时期，日军常常对我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和封锁。

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赵章成奉命带领延安抗大的炮兵学员，前往沁州的东山上准备炮击日军火车站。

在炮击开始前，赵章成以目测的方法，测出炮击目标的距离大概是3000米左右。

然而，他们携带的迫击炮最大射程也只有2000多米，而且还得发挥很好才行。

既然远程射击没有把握，那就索性将炮击阵地前移，缩短炮击距离，这样精准度不就大大提高了吗？

但这样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当时赵章成他们所处的境地，如果再向前移动，极有可能会被敌人发现。

赵章成思索片刻，决定还是就地射击，他指挥学员对每门炮实施“强装药”，即对炮筒进行全装药，进行超远距离炮击。

这招果然有用，原本只可以打两千多米的炮，被他这一番操作，竟能打三千米远。

随后，一发发炮弹从炮管里呼啸而出，日军火车站顿时成为了一片火海，他们胜利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军区战报便在号外中报道了赵章成的这一光辉战绩，他的名字又一次在军中传遍开来。

不得不承认，赵章成独创的这种打法真是奇妙，而这些奇特的战法，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战争史上，都找不到类似的案例，堪称中外炮兵史上的经典。

赵章成将军不仅炮打得神勇，他的个性也十分直率，遇到看不惯的事情，一定会挺身而出。

赵章成将军在军中的名声很好，虽然“位高权重”，但却没有一点架子，深受各级指战员的爱戴。

建国后的一天，炮兵某部正在举行演习，时任炮兵副司令员的赵章成将军端坐在阅兵台上观摩。

然而谁知，由于比武场上道路泥泞，八二迫击炮组在射击时因底盘不稳，连射几次都没有命中。

赵章成一看，急了，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跳下主席台，大步朝发射阵地走去。

他走过去一把推开炮兵，然后脱下解放鞋，掏出鞋垫扔到稀泥中作迫击炮的底盘，接着将炮尾支在鞋垫上，一只手扶着炮身，一只手取弹发射。

“轰”的一声巨响传来，首发就稳稳命中了目标，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54年，赵章成奉命赶赴朝鲜，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司令员、志愿军炮兵第二司令员，期间还荣获了一枚朝鲜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5年9月，赵章成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军“大比武”运动中，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将赵章成将军的射击示范，拍成了军事教学片在全军放映。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已年近六旬的赵章成示范“单手放炮”，从容镇定，没有丝毫的紧张。

他左手拖着没有架设炮架的迫击炮管，右手接过旁边战士递过来的炮弹，以每秒一发的速度不停地射击，每一枚炮弹都精准地击中了目标，可谓百发百中。

还有一个赵章成将军的小故事也很有趣！

赵章成入党后，仍保留着他农民式的佛教信仰，即不愿“杀生造孽”和相信“轮回转世”。

正因如此，在每次开炮前，他总会习惯性地念道：“不怨天不怨地，我是奉命射击，冤鬼不要找我。”

长征时期，他的这个习惯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中级干部中的笑柄，但他也没有生气，这个习惯一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完全放弃。

也许在别人看来，赵章成将军是一个“迷信”的人，但这却也从侧面反映了赵将军的淳朴。

1969年11月，赵章成将军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

将军虽逝，但他的那些光辉战绩和高尚品德，却永远留在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文章的最后，让我们一起为开国少将、我军的“神炮手”——赵章成将军，致以崇高的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