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骨肉分离
薄仪说，他一辈子就要我一个人，决不再要第二个了。还说:你的父母就是我父母，你惦念你的父母,我当然也惦念。事实上，我的父母，一年只准进宫两次去看我，叫作“会亲”，其他兄弟姐妹就一次也没见过。
我同父母亲第一次见面,就在同德殿下,我一见他们就哭了。我见他们都瘦了，非常心疼。我问:“怎么都瘦了呢?”我爸爸吓得赶快说:“没有，没有。”我妈小声说:“你走后一两个月，一点音信没有，家里人都急红了眼,害怕是日本人把你‘祸害’了。到藤井那儿打听也打听不着,吉冈更找不着,哪能不把我们急瘦了呢。”头一次见面，我父亲还给我鞠躬，可把我吓坏了，我直拦着说:别给我施礼呀! 我爸爸还说:“这是国礼,应当施的。”我止不住掉眼泪。我爸爸妈妈为儿女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得给儿女行礼，这成什么规矩。以后我和溥仪说:“我坚决不同意父母给我行礼。”起初他不同意。我说:“我和二格格见面，还以平礼相待，我自己生身父母倒不如平辈?”溥仪无言可对，才同意了。只好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你这样孝心很好。”以后再见我父母时，我还是照旧给他们行礼，他们点点头。每次来看，我父亲坐一会儿就先走了。有一次，溥仪开了天恩，让我留我妈吃饭，可是谁坐首位呢?最后我和我妈全算坐在首位。上菜时，放在我们俩跟前，其他人依次坐下去。溥仪知道我见着他们哭了，就说:“你再别哭了，好象你在这受多大委屈似的，你不是愿意他们来吗，来了就应当高兴才好。你若再哭，我就不让他们来了。”我父母来了，只是一般地看看，也不能说什么“体己贴心”话，因为旁边总是有人。
我和溥仪结婚以后，给了我们家一万元钱，以后又给过五百元，离开长春时又给了五千元。拿回去还还债，买点东西，又给大哥娶媳妇用去了一多半。
当时人家都知道我封为“贵人”了，大伙对我父亲说:“你姑娘都当了‘娘娘’了,你就在家里当老爷子吧,干吗还干这低三下四的活呀!”我父亲只好把田家馆子的事辞掉，暗地里上头道沟一家饭馆干活,见着熟人就说是临时帮忙。并不是我父亲怕丢人,是怕给我丢脸,在宫里受委屈。我妈没有和我说过家里的种种困难,可是从我爹爹到别处去做工等情况也能想像出来。我却在宫内吃好的，穿好的，难道连爹妈都不管了吗，连手足都不要了吗?每天早饭四个菜，一个汤，还有四盘点心。我想，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吃饭时干吗还得吃点心。我就告诉厨房，以后不必上点心，我还要换点粗粮吃,我觉得这样我心里稍微能安一点。可是以后溥仪知道了，问我为什么要吃粗粮?我说:我父母整天吃粗粮，我净吃大米白面，我觉得太不好了。溥仪说:“那怎么能行呢?你是贵人，应当吃点好的，吃粗粮叫别人看见也不好看。再说你身体也要紧哪，吃粗粮把身体吃坏了怎么办?以后给你们家点细粮吧。”不管他给不给，我不能吃粗粮了，不要点心，用人有意见，我不吃，他们还可以吃呢，所以一切都得照原样办。
我什么都得听溥仪的，否则就是不忠。他说什么我得诺诺连声。和他睡在一起,我连个身也不敢翻,恐怕碰着他,影响他休息。以后他在缉煕楼,我在同德殿,每天要等他到十二点钟以后，或是他到同德殿来,或是把我叫去。他经常好几天也不到我这边来,即便来了，也不过是呆上一两个钟头就回去了。我当时周围一个亲人也没有，他就算是 我唯一的亲人，当然盼望他上我这边来，可是他有许多人陪着他，他一高兴也就把我忘了，有几次，我看到院子里花开得挺美，天气又好，我写了封信，叫用人去请他过来玩玩，头两次没遭到拒绝，以后就不再来了。有时，他带着他弟弟溥杰、学生，到院子里玩，又说又笑，挺热闹。我在屋子里看见了，心想:我要能和他们一起玩玩，该有多好呢!可是有一道无形的“天堑”限制着我不能出去。
伪宫里，到了年节应当是非常的热闹吧，其实不然。谁家过年过节，不愿一家人团聚呢?而伪宫里过年，溥仪和一些男的在一起吃喝，他们的家属就陪着我在这边。吃的都是现成的，显不出一点过年的气氛。我们家过年,不管吃好的，吃赖的，全家一起动手做，吃起来那真是另有滋味。穷人家生活苦点，可是一家和睦，而宫廷生活多么空虚。没人时，我就抱着洋娃娃哭。
十、溥仪是怎样“教育”我的
我问过溥仪,为什么不选一个大一点的姑娘,单要我这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呢?溥仪说:“以前的谭玉龄病了，吉冈介绍日本大夫给她看，不两天就给治死了，我怀疑是日本人把她害死的。过了不多久，吉冈就拿来许多日本姑娘的像片，让我选一个。我被他们管得够呛了，要在我床上再睡个日本女人，我连气都不用喘了，我受得了吗?可是中国姑娘也可能是受过日本人训练的,所以我想挑个岁数小的，即使受过训练，我也容易把她再教育过来。”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年岁小，好教育。他经常告诉我，他是“天子”，生到凡间来替天办事，替天管理老百姓。天下老百姓也当然包括我在内，都要听他管教才行，叫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否则便是不尊敬上天,不忠实于天子,天就降罪给我。还经常讲什么“天子权力”,“君臣大义”;什么“三从四德”和《烈女传》的故事;古时候有多少后妃为皇上牺牲,作为我学习的榜样。更详细讲过八德的故事来教育我。也灌输一些迷信思想，说人生在世，享福受罪都是前世修来的。我所以能当了“贵人”，也是前世修的福,这辈子应当尊贵,应当享福。我毕竟是年岁小,渐渐认为他不是个普通人,连我自己也不是普通人了。我问过他:“皇上说什么，玉琴都得听，都得照办。比如二加二等于四，皇上偏要说等于三，玉琴也得跟着说对，可是心里明明知道不对，那怎么办呢?”这问题他回答不上来了，就拿出天子的威严来，说:“对!我管得你的嘴，管不了你的心!”我吓得忙给他赔礼认错，直说:“皇上管得了玉琴的心。”
我在溥仪的教育影响下，学会了摆架子,拿身分。自己也认为自己命大、尊贵，应当坐享其成，奴才们就应当伺候我。不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甚至连个小手绢也不愿洗了。别人给备好洗脚水，也觉得是应当的了。脾气也大了，也会挑毛病了。当时伺候我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年岁大,手脚不灵便，我经常数落她们。年岁大，一般都记性差。我成天烦闷，没处出气，只好找她们的毛病出出气。
溥仪在后期特别信佛,每天和别人讨论佛学,也给别人讲解佛学，灌输迷信思想。说什么佛经说人生有十苦，不论穷富人都免不了，所以应当行善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里什么苦也没有了。还说尘世上到一定时期要有兵灾、火灾、瘟灾、大荒年，等等。当今世界上正处在兵灾的年头，应当多念佛，求菩萨保佑。我相信他的话，也就每天拜佛、诵经，作起功课来了。
溥仪明明知道自己是个傀儡,提线在日本人手中，一切任人摆布，想掌握实权是不可能的事，就用封建迷信那套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常说，他是困龙受灾，等灾难一满，就要上天了。他每天要跪在佛前念几遍佛，叫做“功课”。内容有念咒,如“大悲咒”、“六字大明咒”;念佛经,如“心经”、“金刚经”,诵佛号和菩萨号,如“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以前吃“观音斋”，个月吃三五天。以后时局越紧，日本人吉冈对他也监视得越严,他也越感到空虚、害怕,不但作很多“功课”，而且从此干脆 吃起素来。也真有捧场的，有一天阴天，有人却向溥仪报告说，只有缉熙楼(也就是佛堂)上边是蓝汪汪的晴天，并且还有五彩祥云笼罩在上空，这真是皇上的诚心感动了菩萨了。以后这些荒诞的事很多，如什么闻到异香了，看见菩萨了，等等。溥仪还经常扶乩，看《推背图》，其中有“干口东来气太骄，足下无履首无毛，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消”这几句话,于是附会词意，说什么日本从东边来，到了鸡年就要完蛋。事也凑巧，日本投降那年，正好赶上是鸡年一一乙酉年。
溥仪吃素以后，厨房里所有肉类，不管是鸡、鸭、鱼，都买宰好了的，不买活的。因为佛教里五大戒律:杀、盗、淫、妄、酒，杀是第一戒。买了活的自己杀，岂不犯了杀戒?所以从此宫里吃不到新鲜肉。这还不算新鲜呢，在宫里,连蚊子、苍蝇都不能打，因为它也是一条生命。甚至蚊子叮在溥仪身上,也得忍着，任凭它吸吮自己的血液，这在佛教里叫作“施舍”，说要这样才能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溥仪的行动和日常生活都受到日本人的管制和有形无形的监视，弄得他吃睡不宁。在天津住的时候，他经常开车出去兜风。来到东北，有一天，他又开着车带着一两个人出去了，谁也没告诉。刚出去没多远，便发现有很多汽车跟上来。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问，说是保护皇帝陛下来了。别看内廷没住着日本人，可是你想越出雷池一步也不行。以后他再也没出去。他对我说:“我是想出去玩玩，但是你和我是住在高级活动监狱里，出不去啊!”
薄仪的生活空虚、无聊。请看看他的作息时间吧:如果有接见，规定是十时，他当然十时以前起床，可是一星期内也不过接见两三次而已，没事的日子,一睡就到十一二点。他睡觉时，窗子用双层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点光也不透，尽管太阳多高,屋里还是黑黑的。起床后，看报,然后刷牙,洗脸,换衣服,这就一点多了。再做“功课”、念佛、算卦，就两点多了，这才到他吃早饭的时候。如果吉冈来了，马上得见，或是老爷子今天气不顺，不定那一个倒霉的挨一通揍,这一耽搁就是一两个钟头,吃早饭就到三四点了。吃完早饭蹓跶一会，再接着睡晌觉，得睡到八九点钟才起来，起床以后,又是早晨那一套规矩,得两三个钟头才能完事。吃完饭,十一二点了。高兴就上我这儿坐坐,由我这儿回去再打针，临睡就到夜里两三点了。夏天夜短，有时鸟都叫了才睡觉。
十一、溥仪和吉冈勾心斗角
吉冈安直是日本关东军的参谋兼“帝室御用挂”,是日本派遣到伪满来监视溥仪的大特务。他在伪满十来年,老是围着溥仪打算盘，伪满的一切制度法令都是他出的主意多，就连薄仪的私生活他都干预。这个人非常阴险狡猾,说话时总是哼哼哈哈,眉毛一挑一挑的。薄仪说，他哼哈一声,眉目一皱，就是一个主意，就得提防点。他们两个人也真各有一套。溥仪不会说日本话，吉冈会几句中国话，可是他们能进行交谈，并且能进行复杂的谈话。据溥仪说，他和吉冈见面时，又说中国话，又说英国话，另外还加上连写带画，总之，可以把问题谈清楚。
薄仪对吉冈是既恨他，又怕他。吉冈也真是坏透了,经常出些坏主意，例如:叫溥仪朝拜“天照大神”,给溥仪找日本老婆，又叫溥仪给日本皇太后送礼，由“友邦”变“亲邦”，叫溥仪到日本去访问。从日本回来后，又叫溥仪写什么“访日回銮训民诏书”。到了一九四三年，所谓“大东亚战争”节节失败，又叫他带头献白金，献钻石。溥仪一般都是照办。日本快垮台时，吉冈又叫他上日本去表示态度和探望日本天皇和皇太后，可是溥仪知道到日本得坐船，海里有许多鱼雷，他怕把命送了，不敢去，就托辞拒绝了。
别人要见溥仪都得有个时间，而吉冈不管什么时候，早也好，晚也好，他要来就来。溥仪在别人来见他时，有时他不见，唯有吉冈来了，总是随来随见。其实吉冈去见溥仪并不一定有什么正经事，有时带点他老婆做的点心请溥仪尝尝,有时来了呆不到十分钟走了，可是没过五分钟又回来了，说是想起了一点什么事。他的目的，就是找个理由来多看几次，看看溥仪在干什么。溥仪真是穷于应付，不管什么时候吉冈来见他，哪管吃半截饭，也马上放下碗去见。溥仪一天本来没有多少事可做，就这一个吉冈，一天来八趟，来了还不一定出啥难题给他做，大帽子一扣,“为了日满一德一心”嘛。
吉冈想给溥仪弄个日本老婆，溥仪没同意，又在我身上作起文章来，要把他老婆介绍给我当家庭教师。溥仪猜透了吉冈这种阴谋，就婉言谢绝了。
吉冈随心所欲地摆弄溥仪,可是他还嫌不够,于是又想出一招来，把日本的“天照大神”弄到伪满洲国来叫溥仪领头朝拜，所有的老百姓也得朝拜。同时叫溥仪称日本为“亲邦”,自称伪满是“子邦”。到处修神庙，还请了一个神学家叫苋克彦的日本人给溥仪讲神学课。说什么“八紘一宇”，日本神道是世界上各宗教的鼻祖，神道就如清水一般，其他的宗教，不管是佛教、儒教，那是如清水掺上一些酱油、醋等等佐料才产生的。总之，是想尽一切荒诞的说法来证明日本的伟大。让溥仪从思想上服从日本、崇拜日本，永远跟着日本走。更主要的是借着这台戏,来愚弄东北人民，叫他们忘掉自己的祖国，甘心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
溥仪虽然也曾这样对我说:“这简直是侮辱人，‘天照大神’是他们日本天皇的祖宗，叫我朝拜，就是要我作日本的儿子,拿‘天照大神’当我的祖宗。”可是一个月两次朝拜“天照大神”，他还是得去。
“神庙”就修在“同德殿”的东南隅，供着溥仪从日本弄来的“神体”一镜子、剑、玉石。不但溥仪要每月朝拜两次，吉冈还叫我在屋里也拜拜“天照大神”，可我没那样听话。
溥仪朝拜时，我曾在屋里偷看过。由一个穿着象和服又不是和服,头上戴着一顶高帽,手里拿着牙笏的神官在前引路，后面跟着溥仪,最后是矮胖子吉冈。三个人非常严肃，到“神庙”参拜。这叫什么呢?皇上朝拜别人的祖宗，还带着怪模怪样的配角。
日本人想了这些办法还觉得不够，认为虽然给溥仪换了个日本祖宗，究竟溥仪还不是个日本种;不如换个真正日本人来统治伪满更彻底。这可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在溥仪的弟弟溥杰身上打主意。给溥杰娶了个日本老婆一一嵯峨浩子，希望将来有儿子，便过继给溥仪，继承溥仪当伪满皇帝。从血统来说，至少有一半是日本的了。这招不行，还有一招。溥仪除了和日本公开签定了许多条约外，还有不公开的条约，其中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溥仪如果有了孩子，到了四五岁就要送到日本去，从幼儿园起直到大学毕业，全要在日本受教育。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想得多么深多么远啊!
十二、伪宫的内廷和外廷
如果按三宫六院那样分,伪宫内廷可以分三摊:我占“同德殿”尽东头，婉容占“缉熙楼”的东半部，溥仪占西半部楼上，楼下原来谭玉龄住，她死后一直空着。
就我来说，有三个女用人服侍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她们的监视中。她们每天交接班，都要到溥仪那里汇报一下我的行动举止。陪着我玩玩说说的有几个“学生”家属:叶桐荫(溥俭之妻)，小格格(毓喦的姐姐)，马静兰(毓喦之妻)她们不是自己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每天由溥仪指名，或女基客闲话□没有选我指名，通过他派车去接。下午来,一起吃晚饭,到八九点钟以后再送她们回去。
婉容皇后那边,她是被打入冷宫的,由几个女佣人，太监伺候着。大概唯一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抽大烟了，也没有任何人去陪伴她。
溥仪是一家之主，势力范围限在伪宫以内。在他周围首先是所谓的“学生”，都是他的宗族内的兄弟或侄子。有溥俭、溥英、毓醣、毓喦、毓瞰、毓嶦、毓崔、毓恩。所以叫“学生”，是每天要念书。除了请的先生外,溥仪有时还亲自讲雍正皇帝的上谕。雍正是溥仪最佩服的皇帝。每天上课不上课，要由着溥仪。溥仪养这几个“学生”,是为了亲手培养一帮嫡系心腹人，可始终并不敢推心置腹。其次是“随侍”，有赵荫茂、严桐江、曹宝元、李国雄、董景斌等人，他们是溥仪的高级用人,伺候他身边的事。如铺床叠被，斟茶，盛饭，同时管理膳房、茶房、司房、勤务班、仓库，对那些次一级的用人，他们也可以打,或是罚钱。随侍之间,从不敢谈谈闲话，更不必说谁到谁家去作客,或谁请请谁,那将被认为是包藏某种祸心。平常非公不过话，一开口只有质问。当然也要互相监视，随时报告。“天颜”一怒,也是一通互相臭揍。“学生”在场,也必须参加，或力竭声嘶地申斥助威。稍一犹豫，会被认为别有用心，目标马上转到这位身上。
再次是殿上的,专在溥仪的寝室、书斋做勤杂工,介于随侍和勤务班之间。
司房是溥仪的会计、出纳，由赵荫茂、严桐江管理，也兼作传达工作。
膳房即是厨房，茶房是烧开水、泡茶、作各种小吃,预备干鲜果品。
溥仪用的中西厨师一共三四个人，都因受不了种种清规戒律，挨打挨罚，或辞职，或不辞而别。隐忍在那里的，大多家在东北，在外边怕日本鬼子抓劳工。
浆洗房，为溥仪洗熨衣服，都是女工，经不住严重的体罚，经常被罚薪。
最苦最下层的是勤务班，是些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的父母大都死于日寇之手。溥仪过去的用人受不了虐待，一个个都逃跑了,这些孤儿无家可归,无处可逃。管他们的有勤务班两个正副班长，随侍中由严桐江负责。他们也伺候“学生”。他们没有作息时间，没有上下班，起床就干活,一直干到溥仪就寝,那已是午夜十二点钟以后了。工资极低，也没人管他们的卫生，一个个成了虱子包，更谈不上什么娱乐，看电影简直是不能想像的事。
所有溥仪的佣人,除随侍的工资较多一些,厨师也不过是四五十元伪币。星期日无公休，逢年过节更是他们忙碌的时候。吃饭是另有下厨，主食高梁米，菜是咸菜或煮白菜、萝卜汤，可能见几个油星而已。
我被笼在“同德殿”东南角，对伪宫内事知道得很少，溥仪也不愿意让我知道他的事，只能钩出个大概轮廓。这里是一个恐怖小世界，人人提心吊胆，互相防备，可是你无论如何小心也不行，因为“天颜”是喜怒无常的。
十三、溥仪的多疑和残暴
溥仪对他周围的人时刻提防,觉得人人随时都在暗算他。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被关在深宫内院,还为我订出种种制度来，与外人隔绝，和家里通信都得经他检查除了几个“学生”之妻是特许的以外，谁也见不着。我屋里虽然有电话，但要私自给谁打电话那可不得了。我要给家里一点钱，也决不能算是我孝敬父母的，必须由他来“恩赐”。
溥仪经常对我说“祸福与共,同生同死”的话，但不让我手中有钱，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嘛，何必在你手中攒着呢。”他嘴上还挂些“忧国忧民”的词儿。有一次，他病了，想单吃些可口的东西，就吩咐下面去做。他等得不耐烦时，忽然痛哭起来，对我说:“我饿这一会都受不了，老百姓成年累月挨饿受冻，够多苦啊!”当时使我大为感动。他打人，又怕人恨他，就装出又后悔又心疼的样子，用好言安慰一番。佣人有病时，他亲自去看视，和医生研究用什么药，谁有困难，也能施点小恩小惠。“一手鞭子一手钱”,这套他倒用得挺熟练。
从外表看，溥仪倒是仪表堂堂，说话声音也很响亮，给人以威仪大方的感觉。可是内心胆小如鼠，成天担心日本人会不会不信任他，加害他。他贪生怕死，长年吃药打针，那时药品非常紧张，尤其是外国药，他就广为购置储备，存了不少中西名贵药品，药库是中西各一。当时有两个侍医，天天诊脉，称作“请脉”。有病没病也要拟个方子，叫“代茶饮”。煎好了锁在小木匣里他并不吃，第二天再换新的。他要吃的药，事先必须亲自动笔加减几味，好在是些平安药，怎么改也不要紧。他吃的菜饭，端上来之前，必须有一个亲信“奴才”尝一尝，名之曰“尝膳”。尝尝味道如何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怕菜饭中若下了毒，叫“尝膳”的先当替死鬼。每个菜盘中还放一个小银牌，筷子更必须银制的，为了预防中毒。平时随手带一个小酒精棉盒子，一只苍蝇落到嘴唇上赶紧得用酒精棉消毒，正在吸香烟，落上了苍蝇也要马上消消毒。他平时还随身带个小手枪，还叫我学着打枪。我说:我不想伤害谁，学打枪干什么。
伪宫内府原先是个盐仓，非常简陋。虽说是傀儡皇帝，总也该有个象样的皇宫，后来就盖了“同德殿”。可是他始终住在原先的“缉熙楼”，怕新盖的房子里安上录音机，偷听他的言谈。和我谈话时，如赶上他发牢骚，就写到纸上给我看。然后又大声说“日满一德一心”之类的话。
溥仪打人罚人是“家常便饭”。他每天要到十二点钟以后才睡，所有人连我在内，都得“干熬着”。象勤务班的人，有一次睏得扒在暖气片上睡着了，一直到脑袋烫起了大泡才醒。
勤务班都是孤儿，是被收容在伪满的“博济慈善会”里长大的,来时都不过十三四岁。每天吃的是冷高粱米饭，就点咸菜或白菜汤，营养不足，睡眠不足。动不动就犯了溥仪的清规戒律，成天价提心吊胆，身心受到严重折磨。在溥仪看来，这些孩子是天生的卑贱、肮脏。他对我说:“勤务班孩子胆大包天，竟敢偷着坐宝座。”认为坐“宝座”是准备造反，因此就鞭打，跪铁练。有一个孤儿叫孙博元，因为受不了这种种虐待，打算逃跑，钻进了暖气的地下管道，找不到出口,饿得实在没有办法，由原道回来。一被发现，不容分说，就是一顿劈头盖脑的暴打，马上气绝。死一个孤儿倒没多大问题，但溥仪十分怕鬼。屈死鬼冤魂不散，要闹“活捉”可了不得。于是就弄口好棺材，又请道士、和尚念经，放“焰口”，超度亡魂，他自己也在佛前忏悔诵经，超度死者早入西方极乐世界，提心吊胆了好几天。溥仪平常打人都不当着我的面,有一次被我看见了。一个女佣人无意中说了“万岁爷这边如何如何，奴才贵人那边如何如何”，这本是平常话，那时不知怎么招翻了皇上，发起了雷霆:“啊!什么这边那边，简直是给我们拆散，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平常的温雅立刻换上了一副凶，劈啪喳打起来。我在一旁真吓坏了，长这么大，只见过伪警察打人，我最敬爱的人，怎么刹那间变得和伪警一样了呢。我在一旁替佣人求情告饶，怎么劝也听不进去。我拉住溥仪的手说:“皇上再打，就连玉琴也一起打吧!"这才住了手。可是他这口恶气没出净，以后又着实地打了那个女佣人一顿。
溥仪对他的“奴才”是这样凶残，但是对于日寇--他的主子就完全换了一副嘴脸，这时他是处在“奴才”地位了。为了博得主子欢心，不惜卑躬屈节，諂媚逢迎。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寇节节败退，人力物力消耗殆尽，他带头捐献钢铁，把“同德殿”上四个合金的大吊灯拆下献出。一听说制造飞机缺少白金，连忙献出了白金表和表链。上日本去,搀着日本皇太后,自己简直以儿子自居。对弟妹嵯峨浩竭心尽力。他自己本来吃斋念佛,可是浩不吃素，每天给送去大鱼大肉，他都亲自过目检查。最后逃到大栗子沟，当吉冈通知他日本无条件投降了的时候，他还立刻双膝跪下,东向叩首,抽了自己两个嘴巴子，好像是“不孝男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考妣”似的。
十四、覆灭前夕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红军向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战。那天晚上，在长春投了两枚炸弹，有一颗落到伪宫前面的监狱附近，这一下可把这位皇帝吓坏了，坐不住金銮殿了。防空警笛一响,他就跑到了“同德殿”前边,扯着嗓子喊:“玉琴!玉琴!”我一下楼，就拉着我的手跑进地下室躲起来。飞机去后，就上供，烧香，求神佛菩萨保佑。整个伪宫闹翻了，空气非常紧张。溥仪黑夜白天带上了一支手枪,他左右的人也都武装起来。晚上睡觉也不敢脱衣服。所有的窗子都挂上黑色窗帘，怕暴露目标，四周一片漆黑。这几天溥仪的从容文雅也没了，谈笑也消失了，坐卧不宁，不知怎样好了。
八月九日，吉冈告诉薄仪:政府要迁到通化去,那里离日本近些，山里都修好了防御工事，足可支持一年半载。晚上，吉冈又来说，十一日动身。只有两天时间收拾行李，一天之中还要跑几次警报，飞机一来还得躲一会儿,时间很紧迫,溥仪也只得亲自动手收拾东西了。他平常用发蜡粘起、梳得齐齐整整的分发也散乱了,皱着眉头,东看看西瞧瞧。我根本不懂当时的国际情况，也不知道怕,还用他平时愚弄我的话来安慰他。说:“皇上决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平时处处都为老百姓打算，吃斋念佛，到时候自有神佛保佑的。”
十一日这天，大部分不愿跟溥仪走的人都遣散回家了，跟着溥仪的都出发到车站集合去了。伪宫内只剩下溥俭之妻，毓峪的母亲，仪的奶母,皇后那边的两个太监,男女一共不过十几个人。仪可害怕极了,对我说:“真要有点意外，咱们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只有束手被擒啦!”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一会儿到我这儿来。一会儿又走了。正在这时,忽然闯进了几个日本宪兵，一直走进了溥仪的楼上,他赶紧问是怎么回事?他们说，看见有坏人跑进来了。这只是借口,实际上哪有人进来。溥仪说:“这一定是进来查我跑了没有。”打电话问问吉冈，电话不通，往皇宫近卫队部打电话也不通，跑到我这边来打还是不通。溥仪又想，是不是日本人都跑了,把我扔下了?他脸色都白了,晃晃悠悠地拉着我说:“玉琴，上缉熙楼去吧,要死就死在一块吧!”这一天也没有吃饭，厨师都走了，只好吃点饼干。我和他谁也没话可说，不言不语，躺在床上呆了三四个钟头，如象死神来到头上，时间过得慢极了。
晚上九点多钟，吉冈来了，说:“到通化临江县大栗子沟,今天午夜十二点起身。”溥仪这才打起点精神来。由伪宫内出发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半了。出得伪宫不远，回头看“同德殿”的东南上腾起了熊熊火焰,这是日本人把“天照大神”送上天去了。溥仪对我说:“报上的战果都是假的,日本人的仗打得不利。打完仗是要处理战犯的,到那时就好了，没有咱们的事，咱们可以回到北京去。”这真是冤小孩子的话，可是我那时深信不疑,希望有一天能和他回到北京去，到那时也就没有吉冈这个坏蛋了。
八月十三日，经吉林、梅河口到了通化临江县大栗子沟。走了三夜两天，只吃了两顿饭，连筷子都没有。
到大栗子沟，住在矿物局局长的日本式住宅里。我住在进门口左手一间，对面右手一间作了他的会客间。溥仪、婉容分别住在后边。他在长春时，住处周围环境都要保持安静，睡觉时，旁人在楼下走路都得蹑手蹑脚，楼上有鸽子叫，还得派人轰。现在地狭人稠，伪文武官员们，还有吉冈，一天来好几次，他真是狼狈极了，坐卧不安，直如背生芒刺。有时到我这屋来看看，强打精神，装得好像和在长春一样，实际也掩不了他那种焦急心情,呆也呆不住，坐一会就走了。
大栗子沟那儿是个大山圈儿，和朝鲜只是一江之隔。清澈的鸭绿江水缓缓向西南流去，江岸边上拔起苍翠的山岭，隔岸可以看到朝鲜老乡在江里打水。每当清晨，朝雾笼罩着群山,白茫茫中隐约可见葱茏的山色。太阳渐渐升高了,拉开了雾幕，慢慢地露出了翠绿的山岭，点缀些小树和野花，不知名的小鸟唱着心爱的歌子。我呆在屋里想，要能上山去玩玩才好呢。这种优美安静的环境，真使我忘掉了一切。那知道就在这几天，在世界上，在我们的祖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蹂躏东北十四年的日寇无条件投降了，东方的万恶法西斯的寿命告终了。
十六日，溥仪告诉我，他明天就要上日本去。我忙问:“玉琴怎么办呢?”
“你和皇后、二格格他们坐火车随后就走。"“那为什么不一起走呢?”我问。
“飞机只有三架，坐不了这么多人，好在我们两三天后就会见着的。”
到了第二天，我更加焦急不安,也不顾什么了,一早就闯进了他的梳洗间，问他今天走不走?他说决定今天走。我问他:“火车能来吗?万一不来怎么办?谁来管我呢?”说着说着不由得哭了起来，他也哭了。安慰我说:“我都安排好了,外边有溥俭、严桐江，里边有二格格、溥俭之妻，他们都会照看你的。”“万一火车不来，我可是一个亲人也没有哇!谁管我呢!”我越说哭得越伤心。好象预感到这不是一两天的离别，就拿了他的木梳、手巾和头油作了纪念品。他把我扶到屋里，安慰我:“一两天就可以见着面啦。"
我被扔在大栗子沟,后来解放军把我收留下来,送我回家。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我获得了解放，回到了劳动人民的队伍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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