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小到高小
我们家搬到东大王村之后不久，我就开始在本村上学了。东大王村的学校设在村东南的关帝庙里。门口挂的牌子是"国民初级小学校"，念的书却是《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一类的古书，教室墙上挂的也是孔夫子的画像。全校只有一位从外村请来的老先生，还有一位是看庙的"老社养"。"老社养"除了看庙，捎带还给先生烧水做饭。这老先生只管教学生们认生字、写大楷、背书，从来不上课，也不开讲。不过每个学生的学费照例是要收的。每逢过年过节，每个学生还要孝敬应时食物，诸如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腊月初八送腊八粥，等等。这些食物送来，先在孔夫子像前摆一摆，然后就由"老社养"收起来，供先生享用了。
这所国民初级小学，实际上和旧的私塾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每年县里都要发一套国文、常识、算术、三民主义等新课本，书钱是非缴不可，学不学他们就不管了。偶尔县里也派督学来查校，不过这事好应付。每逢督学来了，村公所就赶快派人通知学校，于是学生们就忙乱开了。在老先生的监督下，忙把那些古书藏起来，有的藏在顶棚上，有的吊在钟、鼓楼下，有的放到了正殿里关老爷塑像后边。然后就把那些新课本摆在课桌上，假装学习。墙上挂的孔夫子，也用孙中山的像盖住了。县里来的督学，一般都是由村长或村副陪同来查校。他们在教室的走道中间来回溜两趟，然后就到村公所喝酒吃饭去了。等督学一走，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
这位老先生，在村里老年人中间颇有点威信，年年都是请他任教，主要原因是他管学生管得严，整天逼着学生们坐在课桌后边念书，"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每天清早要学生们背书，背不来就用戒尺打手板子，迟到了也打手板子。有时候碰到学生们吵嘴打架，同样是打手板子。他根本不问谁对谁错，概而打之。只是打的轻重有所不同。对有钱人家的子弟就打得轻一些，对穷人家的孩子就打得重一些。学生们挨了打，大都是把手贴在水缸上"冰镇",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儿疼痛。挨了打，回到家也不敢和大人们说道，一说反而还要挨大人们的打。因为他们认为先生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打不成材。这老先生对大一点的学生稍稍客气一些，犯了"错误"大都是训斥几句，一般不打手板。另外还教他们学打算盘，学记账。因为这村里有不少人家有人在外经商，他们送子弟上学，最高要求就是将来能带到外地去学买卖。这一招很能取得这些家长们的欢心。每逢这些人家办红白喜事，都是请他去管礼房，坐上席。每逢先生有事外出，这里就成了学生们的自由天地，可以痛痛快快玩一会儿。学校里根本没有任何体育设备，我们主要是玩唱戏打仗。有的扮关公，有的扮武松，有的扮窦尔敦……把衣服翻过来穿上，头上戴着书包，也有的用毛笔、粉笔在脸上画些道道，然后就拿上扫地笤帚、鸡毛掸子打闹开了。根本不管是哪朝哪代的人物，一时关公和武松联合起来打窦尔敦，一时是岳飞和窦尔敦合伙打程咬金，反正是嘻嘻哈哈乱打一气，大家都觉得快活极了。估计先生快回来的时候，这戏也就收场了。匆匆忙忙打扫完"战场"，然后就各人都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念书。这老先生回来，只要听到学生们在高声念书，也就满意了。
每天起来都是念书、背书，背不会就打手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简直乏味透了。我在这学校里一连念了三四年，背过《论语》，还背了半本《孟子》，倒也认下一些字，可是因为不开讲，闹不清书上说的是些什么。这种囫囵吞枣的念法使人越念越没有兴趣。后来我就偷偷看起"闲书"来了。所谓"闲书"，主要是指那些旧的章回体小说，什么《彭公案》《施公案》《大八义》《小八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等。
说起看"闲书"，倒也有些事情值得说一说。
那时候，村里除了正月里闹会会、唱秧歌之外，平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我在这村里生活了七八年，记得只唱过两台戏。唱得最多的是"灯影"，差不多每年都要唱一台。唱"灯影"比较简单，也省钱，一班"灯影"不超过十个人，搭个席棚棚就能唱。白天是木偶戏，晚上是皮影戏，一般的是连唱三天。家家人来客往，倒也有一番热闹。不过三天过节，村里又灰塌火熄了。夏收以后，偶尔也有个把流浪艺人来说几天书。去我们那里说书的，大都是打着莲花落说快板书，说小段，也开正本，如《大八义》《小八义》之类。有时候为了押韵也难免乱凑一些句子，如"猴子阮英，实在能行，嘟儿楞登，上了楼亭，你看他能行不能行？""嘟儿楞登"是什么？没有人追究，听众主要是被故事吸引住了，我也被吸引住了。后来自己也就看起这些书来了。有一个叫任成树的同学，比我大一两岁，和我处得很好。他家里有好多章回体的旧小说，他经常看，也常常借给我看，很快我就被这些书迷住了。看完这一本，就想去修仙成道；看了那一本，又想去练飞檐走壁。无形中要受一些坏的影响。在看这些书时，经常遇到"拦路虎"，甚至是"拦路羊"-﹣也就是不认识的字。来不及问人，也不会查字典，只好临时给它诌上个音。反正是"识字不识字，先认半个字"，瞧着像个什么字，就念什么音。结果就认下了许多错别字，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都纠正过来。其实那时候看"闲书"的不止我一个人，好多学生都看，因为那种书价钱便宜，谁家都有几本，于是就互相交换，传阅。我在家里是公开看，我母亲在小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儿，我凑在一旁看书，她不但不责备，有时还加以表扬。熬油费火她也不说什么。她以为我是在温习功课哩！到了学校里就只能偷偷看了，因为这是属于禁书。有次被老先生发现，大发雷霆，不但把书没收了，还挨了一顿手板子，这是上学以后第一次挨打。我照例是把两手贴在水缸上"冰镇"，照例回到家里不敢向我母亲说。
大约在我十三岁那年，学校做了彻底改革，那位老先生被辞退了，上边派来一位新的老师，把学生按程度分成了一、二、三、四年级，开始学习新的课本，还加上了唱歌、游戏、图画等课程，这才算办成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初级小学校。新老师还介绍我们看了点课外读物，主要是《儿童世界》杂志、《作文模范读本》。有时还领我们到附近各村学校去联欢。眼界是大大开阔了，学得也有了兴趣。第二年各村学校在演武镇会考，我的成绩还算不错。后来我们村里有三个人同时考上了高小，这算是东大王村的第一批高小学生。我母亲当然非常高兴，可是上高小却成了全家的大问题，主要是供不起。因为那时候只有县城和镇子上才有高小。离家远，必须住宿，学费、伙食费、书费、杂支，总算下来至少每年要花三十块钱。这么大的一笔开支，我家是根本无力负担的。我一心想继续念书，可也知道家境的贫困，每天起来愁眉不展。我母亲当然也希望我深造，盼望将来能"成龙变虎"。可钱在哪里？三十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她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她的忧愁比我还要厉害。她手里倒是有一笔体己钱，那是一张股票。我父亲在太原混事的时候，在文化人集股开办的"晋新书社"入了一小股，股本是十两银子，每年能分五六元红利。我母亲曾打算把这张股票卖了供我上学。可是托人一打听，最多能卖二十元，还不够供我一年的开销。而且这点钱是全家赖以完粮纳税，应付各种额外捐款的唯一财源。真那样，家里的日子也没法过了。为我上学的事，我母亲整夜整夜失眠，整天唉声叹气。幸好那时我二姐已出嫁了，她嫁到了我的老家居义村，夫妻俩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姐丈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居义村有一位张彩三先生，毕业于山西大学，当时在孝义县立高小当语文教员。他父亲和我父亲有点交往，我称他为张大哥。他劝我准备一年重新投考孝义县立高小，因为这个学校不收学费，如果能考到前三名，只要是家庭困难的，可以申请助学金，虽然每学期只有三块钱，但买书籍文具也够用了。这情况使我看到了一线光明，于是我发奋努力准备了半年多，终于考取了第一名。在张彩三先生的帮助下，也获得了三块钱的助学金。当这一消息传到我母亲耳朵里的时候，她激动得哭了，好像我中了头名状元似的。其实，当时的所谓高等小学校，只不过是像现在的五年级一样。由此也可以知道，当时旧中国的教育是多么落后啊！
我在学校里算是比较用功的学生。我自知自己并不聪明，所以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不论课余时间还是星期日，我一般不上街，也不参加打篮球之类的体育活动，而是专心复习讲过的习题，准备下边要学的课程。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争取每学期能考入前三名，以便能获得那三块钱的助学金（因为是每学期评一次）。这种死用功的办法居然也奏了效。每学期我都是考取第一名，这就能够使我继续学下去了。不过生活上还是有不少困难，最主要的是吃饭问题，每个月大约要摊两块钱的伙食费，我姐丈家每月往外拿两块钱也有他的难处。后来我就改成了热天上灶，冷天就在宿舍里自己做饭。每隔两个星期我回家跑一趟，拿些小米、油炒面和干粮来，凑合着生活。这样就可以省下每月交现钱了。上学期间，有一件事却使我母亲作了很大的难。大约是入学后几个月，学校规定：为了庆祝蒋介石寿辰，要开庆祝会，学生一律要穿校服。所谓校服也就是现在的蓝布中山装。这种衣服家里人不会缝，只能到成衣局去定做。做一套，连工带料需三四元。我知道家里的境况，可是不做又不行，回到家里只好哭泣。我母亲当然更是愁得坐立不安，后来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她让我向同学借回一套校服，她把她的一套灰布衣服染成了学生蓝，然后比着样子加以裁剪，用倒钩针一针一线缝制，连明昼夜，花了三天三夜，居然把校服做成了，只花了两毛钱买了五颗化学扣子。乍看起来，和成衣局用缝纫机做的也差不多。当我们的级任老师张彩三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十分感慨地说："只有你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不管你将来飞黄腾达，还是讨吃要饭，千万不能忘了你母亲在你身上花的心血！"
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
在我初小毕业，准备考高小期间，正是红军东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天。事实上在一九三五年冬天，山西形势就紧张了。山西的土军阀阎锡山，在全省各地加强了反共宣传。还编写了防共歌曲，不论是学校、机关、团体都要唱。唱戏，唱"灯影"之前，也必须先唱防共歌。就连娶媳妇、嫁闺女、埋死人等红白喜事，也得首先吹奏这曲调。除此之外，还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各村都成立了"防共保卫团"及"好人团"（后改名"主张公道团")。所谓"好人团"，大都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以及商人。反正都是有点家资的人家。其他大概都归到"坏人"行列里了。东大王村因地处三县交界，还专门在这里设了个卡子，派了五个兵驻守，由一个伍长带队。伍长大约相当于副班长。另外还架设了一部电话机，主要任务就是严查红军的探子。一时说身上带红布条的是红军探子，一时又说扎红裤带的是红军的探子。后来连衣服上缀红扣子的、身上装红头火柴的都说成是红军的探子了，闹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过了大年以后，情况一天比一天更紧张了，阎锡山的队伍频繁调动，汾阳、孝义以及附近各村都扎下了骑兵、步兵，一些有钱人家都逃到了城里，县城的四个门用土口袋堵了三个，只留下一个出入。"防共保卫团"也调去守城了。一时传说红军已经打过黄河，一时又传说已经打到孝义西山里了。村里人都有点惶惶不安，闹不清红军来了究竟要干什么，对阎锡山的那一套反共宣传，觉得不可不信，又不全信。村里一些人私下议论说："不管他是红军还是黑军，总不能把老百姓杀绝。要是把老百姓都杀了，他们坐了朝廷谁给纳粮！"
那时候，我对共产党、红军，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在这之前，听也没有听说过。我从阎锡山发下来的那些宣传品里，只看出有钱人怕红军。于是我就猜想，红军大概像章回小说里写的那些绿林好汉一样，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有时候倒真盼望红军能到村里来，看看这些英雄好汉是个什么样子。
大约在阴历二月底，村里有去孝义兑九峪拉炭的人回来说，红军正在兑九峪西边高庙山一带和阎锡山的队伍开火哩，仗打得很凶，老阎把他的精锐部队都调上去了。人们听了也不大在意，因为那地方离我们村少说有二百里地，远得很哩！可是谁知第二天天刚明，红军已来到我们村了。起初是拾粪的和担水的人发现的，随后村里也传开了。不少人跑出去站在远处看热闹。红军没有在村里停留，只是一股劲向北疾走。顺便把卡子上的枪缴了，把那部电话机也拆走了，其余什么也没动。我母亲听到这消息后，死活不让我出门。可是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还是跑去了。等我跑到村东头禹王庙附近的时候，据人们说红军的正规队伍已经过去了，一律穿着黑制服，头上戴着八角帽，帽上缀着红五星。我看到的是一些游击队，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有背步枪的，也有扛长矛的，队伍排得倒很整齐，步子迈得也很快。最后过来的又是一些穿黑制服戴八角帽的正规军，有背长枪的，也有挂手枪的，显然那是后卫部队。大约到半晌午的时候，老阎的飞机来了，在离我们村七八里的村子附近扔了几颗炸弹，据说只炸死了两头耕地的牲口。接着是老阎的骑兵追来了，约有一个团的兵力。也是从东大王村经过的，不久就败退下来，返回孝义去了。据说红军都是白天睡觉，夜里行军打仗，这支队伍当天夜里就打到了文水县开栅镇，把一家大地主的粮食、衣物分给了村里的穷苦人。另外还派了一支小部队，化装成老阎的骑兵，一直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后来我在写《刘胡兰传》的时候，曾经查证过一些资料，这些传说确有其事。
红军仅仅就从东大王村经过了这么一趟，却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老阎的那些欺骗宣传，不攻自破。红军走了好久之后，人们还断不了赞叹、议论这些事情。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军写在禹王庙左右墙上的那些标语。据说都是十四五岁的红小鬼写的，可惜当时我没有亲眼看到。有两条标语，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一条是"打倒阎锡山北上抗日！"另一条是"红军是工农的队伍！"后来县里下令把这些标语都刷洗了。可是这些内容却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当然更强烈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就在这年的夏收之后，我考入了孝义县立高等学校，同学当中有几位家就在孝义西山里。他们不仅见过红军，而且红军还在他们村里住过，和他们相处过。他们并非穷人的子弟，但对红军却有很好的印象。他们悄悄告诉我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他们的首领是毛泽东、朱德；红军纪律非常严明，对人和气、买卖公平，借了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临走把住过的房子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这股红军是从江西省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打到陕北来的，他们到山西来就是要北上抗日……他们的这些悄悄话，使我对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对红军坚持抗日这一点，更引起了我的钦佩。因为那时候有几个进步的教员在课上课下，偶尔也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进攻绥蒙这些国耻，激发起了同学们爱国的感情。到了第二年，那几位进步教员就公开宣传起抗日来了。那时国共已经合作，山西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各县都派来了牺盟特派员。派到孝义来的特派员姓曹，常到我们学校来讲演，散发一些抗日救国的小册子，公开发展牺盟会员。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学生们抗日救亡的情绪愈加高涨，经常利用星期日，到附近各村做宣传工作。那时候国民党和阎锡山的队伍节节败退，改编成八路军的红军，开到了山西前线，一出马就打了两个漂亮仗，这就是平型关大捷和火烧阳明堡日寇的飞机场。这两次大战，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学校里还专门请八路军的一个干部来做过一次报告，给了学生和教职员极大的鼓舞。人们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阎锡山的队伍却不断地打败仗，先是忻口失守了，随后太原也失守了。太原一失守，整个晋中平川也就乱了套，到处是阎锡山的溃兵。他们打日本不行，打老百姓却是拿手好戏，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在这种混乱的年月里，学校也无法办下去了，只好关门大吉。那时我已升入六年级，再过半年就可毕业，可是也只好背上行李回了家。那时候，心情非常烦躁，说不来是难过还是着急。眼看日寇已占了太原，不久又占了交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交城离我们那里顶多不过一百二十里地，说不定哪天就会打到我们家乡来。要么就是待在家里侍奉老母，当亡国奴，要么就是参加抗战，豁出来为国献身，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我那时候已经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当然要求参加抗日斗争，可我也知道，我母亲绝不会轻易放我走。她为这事也是愁上加愁，又舍不得我去冒生命危险，又怕敌人打来落个当亡国奴的下场。她心情十分矛盾，每天起来愁眉不展，又是半夜半夜趴在枕头上抽旱烟。那时牺盟会的人经常到村里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也常给她讲《精忠传》里岳母刺字的故事。我母亲渐渐也就有点"倾向性"了。后来村里有一些从太原逃回来的买卖人，讲述了他们亲眼看到日寇残杀青年学生的事件，对我母亲震动很大，她知道我万一留在家里被敌人残杀了，反而是自己害了自己的儿子。最后她终于下了决心，同意了我的要求。
正好这时有一些抗日学校在这一带招生，贴出广告招生的有抗日军政大学、民族革命大学。可人家要的至少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我连高小都没有毕业，自知不够条件，也就没敢去报名。起初我想参加抗日决死队，我母亲哭着不让走，说这个队伍的名字就不吉利，"决死，决死，决死无生"。后来我又打算参加孝义县人民武装自卫队。这支队伍是本县司马村任鹰书组织起来的，他本人原是汾阳城里中学的教员，颇有点民族意识，家中也颇有点资财。太原一失守，他就倾家救国，组织起了这么一支地方武装，其中还有我的两个同班同学。我母亲对这事表示同意。这支队伍驻扎在孝义县城里，我曾去找过，可去了才知道阎锡山的七十二师正要收编他们，他们不干，双方正在相持不下。我对阎锡山的旧军队非常反感，我怕万一被收编了，这不就等于参加旧军了？于是我就打消了这个主意（后来这支地方武装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武装自卫队）。这年冬天，第二战区随营学校来这一带招生，条件是高小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待遇是管吃管穿，结业以后分配适当的抗日工作。来招生的都是汾阳、孝义人，他们春天就参加了国民军军官教导团，受过军事、政治训练，其中还有比我高一级的同学。我觉得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和母亲一商量，她也觉得机会难得，于是我就和东大王村的另外两个高小毕业生王树瑞、王恩滋同时报了名。我们三个人上高小不在一起，却一直是初小同学，多少还扯着点亲戚关系。王树瑞算是我的表兄，王恩滋则算我的外祖父，不过岁数都差不多，相处得很好，觉悟程度也差不多，所以一商量就妥了。另外我的老家居义村，也有几个同学报了名。当时有不少亲友对我母亲说："你好不容易才把孩子抚养了这么大，你就舍得让他远走高飞？"我母亲说："房檐下的麻雀翅膀硬了都要离窝哩！他已经是十五六岁的人了，我能把他一条绳子拴在身边？"也有人说："应名是学校，谁知道将来是拨到前方哩，还是留在后方哩！"我母亲说："如今这种混乱年月，前方不一定危险，后方也不一定保险。"我母亲并不懂得什么政治，可她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她既然拿定了主意，也就绝不后悔。
那次，报名参加这个学校被录取的有三十多个人，被录取后就集中到了孝义县城里。临离开东大王村的那天，我们三家的人和亲友、邻居们，一直把我们送到村西口。我看到我母亲背转身子哭了，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其他两家的大人们有的左叮咛右嘱咐，有的也在偷偷哭泣。当时的场面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劲头。我们三人匆匆坐上了村里送我们的大车，半天工夫就赶到了孝义城。当时县政府已转移了，一些大商号也关门了，到处显得灰塌火熄。我们住在了一家骡马大店里。
等了十来天，被录取的学员也没有到齐。那时离过旧历年已经剩下不多几天了。负责招生的人决定过了大年再走，于是我们把行李寄在店里，然后就各自回家了。
当我走到我家街门口的时候，一时心血来潮，想让我母亲大吃一惊。我在院里喊了一声"妈！"然后就退到了门外。我从破门扇上看到我母亲急急忙忙从屋里跑了出来，眼里充满了惊奇和喜悦。她四处看了半天，然后向随后出来的我小妹妹说："我清清楚楚听见你哥喊我，怎么没有人？"我小妹妹说："一定是你想我哥想得走神了！"我妈叹了一口气，正要回屋，我连忙走进来，我母亲和妹妹简直惊呆了。虽然我只离开了十来天，可我母亲见到我眼里都闪出了亮光，好像久别重逢一样，说了好多颠三倒四、重重复复的话。
我们过了大年以后，按预定的日期，步行到了孝义城。临出东大王村村西口，记不清在谁的提议下我们各自站在白衣庵旁的大树前，比着身子用小刀刻了个记号，想看看等抗战胜利回来的时候自己长高了多少。这完全是一种儿童心理。人在长，难道树不长吗？抗战胜利后，我曾请假探过一次家，那些粗大的树木早已被日寇砍去盖碉堡用了。
那天我们到了集中地，别的人也先后来了，不过总共只有二十多个人，其余的大概是打退堂鼓了。招生的人只好带着我们出发，去第二战区随营学校接受军事、政治训练。
从此，我的童年生活也就结束了。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