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河出秦岭，经鄂西北，至武汉与长江合流。襄南是指从沙洋到武汉之间，襄河以南，长江之北，包括江陵、潜江、沔阳、监利、汉阳等县和天门、京山、汉川、荆门、石首等县局部，面积共万余平方公里。
襄南扼武汉西达四川的水陆通道，沟渠纵横，湖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
早在1927年，农民运动就在这一带蓬勃兴起；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湘鄂西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部分。1932年秋，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军随带武装还乡团卷土重来。1938年至1939年，日寇侵占襄南各县城，将其魔爪伸向川（汉川）汉（汉阳）沔（沔阳）地区。
日寇侵占武汉之初，襄南地下党就曾建立几支小型武装，后编入新四军鄂中部队。1939年8月，新四军鄂中独立游击支队成立不久，团长李人林和政委雍文涛率第四团经汈汊湖飞渡襄南，与汉阳老党员肖利三、肖文安父子创建的地方武装五中队并肩战斗，击溃了盘踞高庙的伪和平救国军九十二师熊光部队。
1940年2月，鄂豫边区部队已扩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纵队首长李先念、陶铸等曾亲率第五团二渡襄河，李人林率第四团在襄河边策应，打击侏儒山一带的伪和平救国军八十二师汪步青部队。我军攻占侏儒山集镇街道，击毙伪军营长以下百余、俘20余人，后胜利北返。
同年8月，豫鄂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派张执一，持董必武给杨经曲的电报，到汉阳蔡甸附近官塘角活动。在地方党负责人顾大椿、易家驹等配合下，争取到杨经曲、黄人杰等率伪八十二师下属的一六五旅1500余名官兵反正。
这支起义部队序列名十团、十一团，与豫鄂挺进纵队第四团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下设三个团，自杨瀛率部叛变后，又加上吴林焕为团长的九团。杨经曲为支队司令，王海山为副司令兼参谋长，郑绍文为政委。郑绍文不久调走，张执一继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由于此时新四军的重点是发展路东（即平汉路以东的鄂东地区），所以主力部队一直未向襄南纵深发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四支队改为五师第一纵队，杨经曲任司令，张文津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张执一仍任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第一纵队同十五旅合编，杨经曲任十五旅旅长，王海山改任副旅长，张文津任参谋长，张执一改任政治部主任。
张执一同时受鄂豫边区党委委托，负责指导十五旅活动地区的襄西地委、天汉地委，及其所属京（京山）钟（钟祥）、天（门）京（山）潜（江）、京北（京山北部）等县委的工作。
1941年，日寇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加紧搜掠战争资源，巩固占领区，突向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敌华中派遣军派其主力第三师团和第四师团一部，配合伪军向我鄂豫边区各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与之密切配合向我进攻挑衅。
在此严重形势下，五师首长和十五旅党委决定：由张执一率四十四团的三个连和一个手枪队，远涉襄河，直插武汉近郊汉阳，为我军向襄南的川汉沔地区发展作准备。
张执一率部在汉川、汉阳地区活动不久，即将川（汉川）阳（汉阳）工委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天汉游击支队。这支部队的纪律虽不甚好，但对地方情况熟悉，对我军帮助很大。
1941年9月下旬，张执一率小分队回到故乡汉阳之索河和蔡甸附近之官塘角（蔡甸镇虽是日寇据点，但周围乡村均是我活动区）、长新集、奓山一带，一面扩大活动地区，开辟财源，一面对伪军开展政治攻势。根据师首长指示，我军第一步争取他们不坚决与我为敌，第二步争取他们反正，接受我军整编。
盘踞汉阳的伪军是汪步青部。汪步青自从1940年遭受我军打击后，在日寇卵翼下，又有较大扩充，自认为羽翼已丰，换上了伪定国军第一师的招牌，拥有三个团、一个机枪营和一个教导大队共五千余兵力，还有兵工厂自制步枪和机枪。
汪伪第一师盘踞在沔阳的彭家场、西流河、双河口、下汊埠，汉川的南河渡以及汉阳的周家帮、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三羊头、东江脑、水洪口、曲口、窑头沟、消泗沟、九沟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人民。
张执一到汉阳不久，就通过当地士绅带信，交代我党政策，敦促其反正，但汪不仅不听劝告，反而扬言：“我有万人之众，新四军其奈我何！” 对这样一个怙恶不悛的家伙，必须给予坚决打击。
正像整个襄南地区一样，汉阳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土地革命时期，沈万川、高明山、高士俊、高士全等同志领导消泗沟和九沟一带的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参加工农红军。他们虽在西征途中相继壮烈牺牲，但烈士们的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故乡人民的革命斗志。
抗战爆发后，不少汉阳子弟北渡襄河，参加新四军第五师。人心向我，张执一部的工作进展很快。他们依靠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并争取到当地开明士绅的帮助，不久就弄清了敌伪情况，并展开了政治攻势。
张执一率部一到襄南，即各以一个连的兵力，同时夜袭距武汉市区只有三十公里的蔡甸、黄陵矶、大集场等三个日军据点，拂晓撤离。这对敌伪震动很大。有不少伪军或伪方人员，慑于我军声威，纷纷向我方接洽。
盘踞川汉沔地区的日寇不多，主要是伪军，大部分是汪步青的伪定国军第一师，此外还有伪定国军第二师李太平部一千余人，驻在沙湖、平场和沔阳县城；伪定国军军长刘国钧率教导团几百人驻沙湖，其余小股伪军均依附日寇分驻在汉川系马口和汉阳蔡甸、黄陵矶、大集场等据点。
伪军内部分崩离析，互相倾轧。汪步青既投降日寇，又与国民党特务暗中勾结。伪副师长黄潮和参谋处长徐某均系国民党特务。因此，日寇对汪并不信任。
汪步青打着曲线救国的招牌，一面向敌据点方向修筑工事防日本鬼子，一面又经常向日寇宣抚班、宪兵队送礼行贿。他为争夺地盘横征暴敛，与刘国钧、李太平的隔阂也很深。在伪定国军第一师内部，各地方势力和帮派之间也矛盾重重。
川汉沔地区河网交织，不适宜大兵团作战。针对这一地理条件和伪军特点，我方决定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完成歼灭伪定国军第一师的任务。遵循这一斗争策略，我方派出干部和基本群众，通过伪军亲友及青红帮等各种渠道，渗透到伪一师内部，利用矛盾分化瓦解。
伪一师是汪步青利用家族和帮派关系拉起来的。他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当过下级军官，后回乡当了帮派头子，结交弟兄很多。武汉沦陷以后，他利用帮派家族关系拉起部队，不久即投靠敌寇，整编为伪军。
伪一师的士兵多是被汪步青骗来的。1940年元月，史沫特莱曾访问我军俘虏的二十几名汪步青部伪军，有个伪军说，日本人到黄陂，把他们村子烧成平地，他听说要招收苦力修铁路，就同五个年青人一起报名，结果被带到侏儒山汪步青这里当了伪军。
汪步青的亲信多是其家乡人，这些人的家属在汉阳侏儒山、永安堡一带挨家挨户住着，向每个村子派粮派款，甚至烧的柴草也向老百姓摊派，广大群众非常不满。新四军就从这里入手，激发群众对伪军的仇恨。
我部队对群众说：“汪步青这些沔阳的地主流氓地痞，跑到汉阳来帮助日本鬼子搜刮你们，压迫你们，吃你们的粮，烧你们的柴，使你们生活更加困难，你们只有支持新四军抗日才能得到翻身。”
汪步青的兵工厂，多是汉阳人，经常受当官的沔阳地痞流氓分子欺压，新四军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起来反对那些沔阳当官的，反正过来，才能得到解放。”
对汪步青部队的沔阳人，新四军宣传的内容又有所不同。他们说：“我们是持曲线救国才当伪军的。”新四军说：“当伪军就是替日本人卖命，杀自己的同胞，哪有什么曲线救国的事？要救国就得脱离伪军。沔阳、洪湖是革命老根据地，你们不要把老根据地的名声搞坏了！你们应该反正过来，和我们共同抗日。”
经过这样分化瓦解，伪一师内部人心涣散，纷纷动摇，有的弃暗投明，向我军提供情报。张执一小分队不仅掌握了伪一师的总兵力和各据点兵力部署，甚至对排以上的伪军官姓名、经历及社会关系，也都了如指掌，把伪军一段时期的口令也弄到手了。
在政治瓦解工作奏效以后，张执一立即报请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批准，十五旅由王海山、周志刚、张文津等率四十三团全部和四十四团的另二个营（四十五团在襄西、襄北一带分散坚持，无法抽出）夜渡襄河赶来增援，与在襄南活动的四十四团另一个营以及天汉游击支队一起，向伪定国军第一师发起军事进攻。
1941年11月17日，十五旅四十四团和天汉游击支队各以二连兵力，分两路进袭侏儒山和南河渡，带路的就是从伪一师反正过来的原伪军三位班长。在我军进攻之前，这三位班长曾分别对他们的部下说：“如果有战斗，不管上面什么命令，你们听我的，我叫打就打，不叫打就不打。”不料这件事被汪逆发觉，于是他们结伴投奔我军。
恰在这时，我方派赴汪部作争取工作的一同志拿回伪一师的十天口令（是汪部参谋处主任参谋提供的）。
这次战斗，我军利用伪军口令，顺利通过敌人三道岗哨，一枪未发，即将伪三团团部及特务连、卫士班歼灭，俘伪团部军需主任以下百余人，缴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第二天早上，当日军分三路进攻时，我安全转移。
12月7日，我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天汉游击支队的一个大队，分两路向侏儒山、南河渡、桐山头作第二次进攻。第二天清晨调整部署，经激战后，四十四团攻占将军岭和桐山头，俘一连伪军，歼伪机枪营和步兵一百余人，四十三团以一连兵力进攻裴家山，击溃伪军新兵连。
后因黄陵矶和大集场日寇在奓山会合向我出扰，攻我侧翼，企图截断我四十三团一营归路。我军主动撤出战斗。十五旅副旅长朱立文（广西人，老红军）为掩护张执一的安全，让一条渡船载张执一渡过索子长河，他自己则不幸牺牲。
12月23日，十五旅集中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天汉游击支队全部，第三次分三路向侏儒山、周家帮进逼。此时伪军士气十分低落，不堪一击。有的伪军公开喊道：“汪家给了我们什么好处，何必替他卖命！”我军一举即攻占侏儒山，伪军溃退。
驻周家帮之伪司令部在我强攻之下，溃不成军，向汪家场、余家场一线撤退，我军追击时歼敌一营。
我军攻进侏儒山以后，群众极高兴，主动帮抬、抢救伤员，还抬着整猪整羊，挑着鲜鱼来慰问部队。
眼看伪一师行将覆灭，沙湖伪定国军军长刘国钧及伪二师李太平部千余人，配合驻沙湖日寇，在12月25日向西流河我四十三团阵地进犯。
我军隐蔽于河堤下，当敌伪进至距我阵地二百米时，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并与日寇肉搏，将其全部击毙，俘伪军四百余人。被俘者除自愿留下抗日者外，其余都发给路费释放。
获释伪军到处宣传我军政策，劝同伙放下武器。以后伪军每遇我军，有的举手投降，有的不战即溃，甚至伪兵工厂厂长被俘后也主动承认自己身份，将汪步青命令埋藏的造枪设备，其中有十余部精密机床，以及步枪和机枪枪身都交了出来。
全歼汪步青伪定国军第一师之战，开始由十五旅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天汉游击支队参加，以后商请正在襄河北岸活动的十三旅旅长周志坚和政委方正平亲率该旅一部渡河来增援。两方组成临时指挥机关，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才基本上结束这一战役。
在消灭汪伪部队的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我军在彭家场附近的胡家台发现由沙湖出扰之日寇数百人，与之激战终日，敌方伤亡惨重。
从1941年11月17日到1942年2月4日，我军共作战14次（对伪军和日寇各7次），除全歼伪定国军第一师外，还击溃伪定国军第二师千余人，毙伤日寇二百余人，俘伪军九百五十余人，缴获了兵工厂全部设备和大批军用物资。最后，汪步青本人也被我生擒。
至此，在襄南东部，如汉阳之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消泗沟、九沟、水洪口、曲口、窑头沟、三羊头、东江脑，沔阳之西流河、周家帮、何家帮及汉川之南河渡、西江亭等大片国土，基本上为我控制。
我军不仅粉碎了敌伪对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还扩大了根据地。在侏儒山战斗期间，我手枪队员几度潜入武汉市区，广泛散发传单，扩大了这次战果的政治影响，使武汉敌伪一夕数惊，不时被迫戒严。
此后，我小型武装经常出没于武汉近郊的姑嫂树、舵落日、郭菠口、十里铺等地。武汉商人为我军转运物资时，甚至公开向敌特声明：“这是四老板（指新四军）的！”敌特慑于我军声威，怕受到恁罚，只好放行。 1942年夏，川汉沔地区抗日军民在凯歌声中欢度端阳节。两千余人汇集在襄河岸边，舞起龙灯，踩着高跷，人如海，歌如潮。
我军的胜利威胁到日寇控制的重镇武汉，日寇抽调重兵，并随带伪军数千人对我侏儒山进行围剿。15屡遵师部命令，主力撤离襄南东翼，集结到白兆山一带应付顽军的进攻，只留范敏夫率少量兵力以天汉游击支队名义，坚持游击战争。
侏儒山之战是胜利开辟襄南的开端，而扭转襄南全局的战斗也快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