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仁[Michel Benoist（Benoit）]生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法国人，1745年（乾隆十年）来华，因其学识渊博、汉语能力强而供奉内廷。当时供奉内廷的西洋人一般是画家、机械师和钟表匠，但蒋友仁却是个例外。他在法国原本是个天文学家，精通数学、物理，是作为修订历法的人才被召到北京的。

自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担任清王朝国子监的第一任监正以来，继之而就任监正的西方神职人员有：南怀仁、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傅作霖、高慎思、宁国安、索德超、毕学源。钦天监从来都是洋人荟萃的地方，蒋友仁来北京时，奥地利神甫刘松龄，因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神甫的去世而刚刚升任监正，循例升为监副的则是葡萄牙籍神甫傅作霖。钦天监并不急需治历人员，最迫切需要的是能制造喷泉的人。

由于乾隆帝对路易十四所赠送的《法国最漂亮的建筑景观》一书中凡尔赛宫喷水池的图片很有兴趣，产生了“建造带有‘大水法’（喷水池）的西洋风格之宫殿的想法”。早期来华的神甫中还无人懂得喷水池的设计，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精通多种自然学科的蒋友仁身上。经郎世宁及其他在京神甫的推荐，蒋友仁成为试制“大水法”的人选。

到北京才两年的蒋友仁被任命为圆明园“大水法”的设计者，此时的蒋友仁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蒋友仁不仅呈上“大水法”的模型，还给乾隆帝讲解了水利学的原理。“龙心大悦”的乾隆帝，决定在圆明园的东北角建造一座西洋楼——海晏堂，把欧洲建筑风格与中国情趣结合起来，蒋友仁遂成为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者之一。由蒋友仁设计的“大水法共有54个垂直喷泉”，同“环绕凡尔赛宫阶梯的那种喷泉”有异曲同工之妙。

乾隆帝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为此蒋友仁绘制了一幅12法尺半长、6法尺高的世界地图。在绘制这幅地图的过程中，他吸收地理考察的最新成果，增加了新发现的一些国家，删除了旧地图中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内容，还写了一份有关地球、彗星及新发现的其他星球运行轨迹的说明，又附有一份对地图进行解释的文字说明。这份世界地图，成为蒋友仁献给乾隆帝六十大寿的贺礼。乾隆帝极其珍惜这份贺礼，不仅令人予以复制，分别收藏于宫中、军机处，还让人把新发现的内容加在宫中的地球仪上。

蒋友仁为乾隆帝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主持了《皇舆全图》的铜版印刷。《皇舆全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制的。乾隆二十年（1755）在第一次派兵出征准噶尔、生擒准部首领达瓦齐后，立即派遣国子监算学总教习何国宗同傅作霖、高慎思两位神甫前往新疆进行实地勘测，以便绘制出那一地区的地图，进而对康熙《皇舆全览图》进行补充。在实地勘测的基础上，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绘制出《皇舆西域图志》，并在一年后把《皇舆西域图志》补充进康熙《皇舆全览图》，从而形成乾隆《皇舆全图》。

虽然中国早在明代就有铜活字版印刷，但缺乏铜雕版印刷的经验，在当时的国内找不到可以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即使来华传教士对此也是一窍不通。这一艰难的工作再次落到蒋友仁的肩上。经过多次试验，他终于用104块铜版印出《皇舆全图》。

蒋友仁所做的有关气体的实验，也令乾隆帝记忆犹新。那是乾隆三十七年腊月二十（1771年初），长于绘画的意大利神甫潘廷璋与掌握修理钟表技术的法国神甫李俊贤来到北京，他们带来了一台抽气机和一台最新研制的望远镜。为了使乾隆帝能尽快了解抽气机的工作原理，蒋友仁在对机器进行调试的过程中，用中文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说明书，对其工作原理及使用细则都做了介绍，并建议在来年开春后进行实验。蒋友仁选择了21种有趣的实验，为乾隆帝进行演示。乾隆帝饶有兴致地就空气如何能使气压计内的水银柱上升，以及由水银柱位置的改变所反映出的空气力量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很快就掌握了操作方法的乾隆帝，不止一次地用抽气机做实验，给朝臣及后妃们演示空气的压力、弹性、压缩、膨胀等特性。

最新研制的望远镜也同样引起乾隆帝的兴趣。这种最新研制的望远镜在一年前才试制出来，为了区别于以前的牛顿式望远镜，被称为反射式望远镜。乾隆帝认为，反射式望远在镜底上开的孔会减少反射光线，便询问蒋友仁可否通过调整另一块镜子的位置来消除这一弊端。蒋友仁解释道：调整另一块镜子位置的做法，与牛顿式望远镜所采取的增加反光镜的做法原理相同，但牛顿式望远镜移动不便、很难对准要观察的物体，因而才被底镜上打孔的反射式望远镜所代替。

蒋友仁在陪同潘廷璋进宫中作画时有机会同乾隆帝进行更多的交流。他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彼此交谈的详尽内容。乾隆帝曾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问题，诸如：欧洲共有多少个国家？多少军队？作战的方式及谋略有哪些？在欧洲各国中是否有一个可以主宰沉浮的霸主？法国及欧洲哪些国家的女子可以继承王位？除了伊斯兰教徒外（主要是指土耳其），同俄罗斯交战的还有哪些民族？哪些国家在军事上战胜过俄国？这些年俄国为何能在科学、艺术方面取得那样大的进步？俄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使用何种语言？法国与俄国是否有外交关系？法国是否有学者在俄国宫廷供职？俄国军队中是否有法国人？哪个欧洲国家控制了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在吕宋（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欧洲人是哪个国家的？上述地区离欧洲如此遥远，如何进行有效地控制？在地图上所看到的远离欧洲的一些地方所标明“新西班牙”、“新荷兰”、“新法兰西”，这些新王国指的是什么？在绘制地图的过程中，对那些从未去过的国家及地区、对没有地图的国家，如何绘制？海上的路程如何计算、海面上的方位如何确定等等（《耶稣会士中国书信简集——中国回忆录》VI）。

对乾隆帝提出的问题，蒋友仁都极尽所能地予以回答。如在介绍控制巴达维亚的是荷兰人时，他就讲到荷兰的政体是共和制：国家对所属各省——包括对海外殖民地的巴达维亚通过任命总督来进行统治，如果总督滥用职权将受到惩罚，最严重的将受到审判，等等。

蒋友仁除供奉内廷，还坚持科学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寄回法国，同时兼任法国耶稣会负责人。而当时正是耶稣会在欧洲接连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时期，葡萄牙、法国、西班牙先后驱逐耶稣会，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则在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下令解散耶稣会（直至1814年才被罗马教廷宣布恢复）。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修会，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依纳爵所创建，其宗旨是对抗宗教改革运动。而同其他修会相比，耶稣会最大的特点即在于重视教育、大力办学，几乎垄断了欧洲的教育，笛卡尔、伏尔泰、狄罗德等启蒙思想家都曾受教于耶稣会所办的学校。耶稣会不仅垄断教育，也通过担任国王、贵族的“忏悔神父”极力染指政治，因而同王权、同天主教内其他修会以及同中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成为众矢之的。但在华的耶稣会士，却受到乾隆帝的庇护，尤其是当天主教的其他修会对法国耶稣会的财产垂涎三尺、企图侵吞时，乾隆帝下达了“各国人所住之堂由各国人自行管理，他国人不得参与”的命令，使得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依旧可以“任意处理其一切财产”（[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蒋友仁于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八日（1774年10月23日）突然中风去世。乾隆帝赐葬银100两，在北京西郊安葬了这位为清帝国效力30年的法国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