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元和年间发生的李杜优劣之争，在李、杜诗学研究史上留下了长久影响。但这一论争的发生，是与中唐当时的诗坛竞争和诗学思想变化密切相关的。参与这场论争的三个主要人物：韩愈、元稹、白居易，是当时诗坛的三位健将，分别是韩、孟与元、白两大诗派的代表人物。这场论争看起来是对李白、杜甫两位早已作古的诗人评价有所分歧，实际上却反映了这两大诗派在诗坛影响和诗学观念上的区别、变化和竞争。
一、立 论这场论争因韩愈作《调张籍》而公开化：“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关于韩诗矛头所向，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指出：“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韩退之不以为然，诗曰：李杜文章在……为微之发也。”[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第320页。]方世举又补充说：白居易《与元九书》“是李、杜交讥也”，韩诗“因元、白之谤伤，而欲与籍参逐翱翔”[ 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89—990页。]，将白居易也作为韩愈批驳的对象。考之史实，魏、方二人之说是有根据的。从时间上看，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作于元和八年（813），其论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元稹集》卷五六，冀勤校点，中华书局1982年，第600页。]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815），其论云：“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白居易集》卷四五，中华书局1979年，第961页。]韩愈《调张籍》则作于元和十一年（816），恰在元、白二人立论之后。考之同时代其他人，再没有如元、白二人这样明显扬杜抑李的言论，元、白本人此后也再没有重复这种言论。由此可见，除了元、白二人在这个特定时期所发表的这些言论外，再没有人可以当此批判对象了。一般都把元稹当作提出李杜优劣比较并公开主张扬杜抑李的始作俑者。方世举注意到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也有类似言论，将他也与这场论争联系起来，是很有见地的。元、白二人情同手足，不但相互唱和，而且共同讨论由政治到诗歌的各种问题，互相交换看法。两人在元和时期就诗歌问题发表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甚至可以相互代表，在李杜评价问题上也不例外。韩愈诗称“群儿愚”，其所指对象也显然不止一人。明确元、白二人在李杜评价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有助于我们探究李杜优劣说提出的背景以及韩愈为何一定要对其进行批判的原因。显然，元、白二人发表的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信口开河，真像韩愈所痛斥的那般“愚”。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尤其表明，导致他们提出李杜优劣评价的，正是他们在这一阶段不遗馀力所进行的讽谕诗创作及其理论总结。当然，元、白二人言论的着眼点和具体评价意见都有所不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有何实质性的意见分歧，而是由他们发表意见的场合不同所决定的。元稹之论完全从正面评价杜甫的创作成就，主要是从艺术成就的全面和诗体、风格的齐备来称赏杜甫。这是由于他所作的是墓志，必须对墓主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做出全面评价，当然语气也必须是恭维尊敬的。在他的评论中唯一令人感觉意外并引起争议的是，作者似乎节外生枝但又按耐不住地引入“山东人李白”来与墓主对比，并得出抑彼扬此的结论。就墓志写作来看，这种处理其实毫无必要（我们实在想不出另外有哪篇墓志用这种办法来抬高墓主），实属画蛇添足，当然也不可能是出于请托人或其他什么人的要求。元稹这样做，只能说明这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一旦有发表机会，哪怕场合并不完全合适，甚至明知会招致异议，也要把它发表出来。推究元稹为何这样做，就需考虑他写作此文时的身分和特殊用心。元、白二人在当时仍属于诗坛“新锐”，他们有很多新的看法，已经或正在成为诗坛关注的焦点。但由元稹来给杜甫做墓志，应该说并非是文名所归，而多少有些偶然。元稹在元和年间所作墓志，除了为亲族所作《浦城县尉元君墓志铭》、《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韦珮母段氏墓志铭》外，只有一篇《南阳郡王（张奉国）碑文铭》和此篇杜甫墓系铭[ 《浦城县尉元君墓志铭》见《元稹集》卷五七，《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韦珮母段氏墓志铭》见卷五八，《南阳郡王碑文铭》见卷五二。]。张铭之作，是因其“家且贫，无以买其文”，而“历抵卿大夫之为文者”，最终元稹不讲价钱而承担了。杜铭之作，则是因元稹贬官江陵，杜甫孙嗣业启柩归葬，恰好路经江陵而拜求之。杜嗣业“贫无以给丧”，更无力求大家为文，遇到文名已著但架子还不甚大、又对杜甫特别推崇的元稹，可以说是再凑巧不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元稹来说，作为杜甫的崇拜者，又有一种自视甚高的锐气，与其写一篇平淡无奇的谀墓文字，不如就此发挥，有意反诸旧说，作惊人之论，由此引发一些争议不仅是作者意料中的，甚至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元稹所作墓志中，也唯有此篇最见精彩，正因为它有些“出格”，表达了作者酝酿已久的真实思考。那么，元稹是从何时开始又由于什么原因而特别推崇杜甫呢？答案十分清楚。元稹对杜甫的推崇基本上是两方面，一方面即是墓铭中所说“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另一方面则是他后来在《乐府古题序》中所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古题。”[ 《元稹集》卷二三，第256页。]此外，他在《叙诗寄乐天书》中也说过：“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元稹集》卷三十，第351页。]所谓“少时”，正是指元和前期他与白居易共同从事《新乐府》等讽谕诗创作的时期。对杜甫的推崇，正是由于杜甫在“寄兴”、“即事名篇”方面对讽谕诗创作的启示。相比之下，诗歌艺术其他方面的“旁备”固然也是元稹推崇杜甫的原因，但重要性并不及前者。从事讽谕诗创作，把自己视为杜甫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是元稹提出李杜优劣论的真实背景和更重要原因。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这层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透彻。《与元九书》由于是两位好友之间倾诉衷肠，直接交流最重要的心得和思想，任何题外话和恭维话都不必讲，所以白居易没有必要考虑对杜甫的评价是否全面，也没有从正面提出对杜甫的评价问题，只是在追溯讽谕诗的创作源头时如实肯定了杜甫对他们的巨大影响。但恰恰是由于白居易提出了远比杜甫明确激进的诗学主张，杜甫在他看来做得还很不够，所以文中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杜甫，当年那种锐气和不礼让之意表达得更直接充分。而且，为了强调这一点，文中采用了与元稹类似的借李形杜的办法，以致“李杜交讥”。这除了说明元、白二人就此曾充分交换意见、在李杜评价问题上相互影响之外，也更清楚地说明，李杜优劣论提出当时的真正着眼点并不在二人创作成绩或风格特色的全面比较，而只是在“风雅比兴”诗学精神的发扬与否乃至对讽谕诗创作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的重要性上。如果不是从讽谕诗创作出发，《与元九书》根本得不出李不如杜、杜亦不过如此的结论。不过，尽管《与元九书》说了这样一番激切甚至过头的话，由于此书的重点并不在李杜评价，全书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内容，白居易本人又是杜甫精神的真正继承者，所以即便后来李杜优劣成为很无聊的经典话题后，这番话也没有太被人计较。除了专门为韩诗作注的方世举对此十分敏感外，其他读者大概都能体谅作者说此话时的心情，没有给白居易戴上“贬杜损李，不自量力”的帽子。这番话在当时，也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与元九书》毕竟是一封私人信件，在被作者编入文集前，一般不会广泛流传。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这番话的涵义，它实际上更清楚地揭示了李杜优劣论争的真实出发点和诗学背景。尤其是对于另一当事人韩愈来说，这番话有可能才是真正惹恼他的原因。
二、驳 论如前所述，韩愈所说“群儿”，已表明令他恼怒的不止一人。元、白同气相和，韩对其中任何一人不满，都有可能牵涉到另一人。但我们十分怀疑，他是否真的读到了元稹所作的《杜甫墓系铭》。毕竟元稹是在偏远的江陵写此文，接受者杜嗣业将要回河南偃师，身分卑微的他恐怕也不会拿着此文到处传扬。如果不是有意访求的话，两三年的时间里韩愈恐怕很难有机会读到此文。此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韩愈此诗题为《调张籍》。为什么此诗要写给张籍，而且名之为“调”（嘲笑，调侃）？原因只有一个，“群儿”的这番“谤伤”之言是闻之于张籍的，甚至张也曾表示赞同，炫为新论。我们看到，张、韩之间颇有些“诤友”的味道，曾就一些很严肃的问题展开争论，相互批评和规劝。这次讨论当属其一。当然，一个“调”字也表明韩愈对传言者张籍和“群儿”还是有所区别的，张还没有被包括在“群儿”之内（韩还不至于那样不客气），但同时也表明韩愈对张籍赞同“群儿”之言的不满。这也就是说，有关李杜优劣的“新论”，韩愈是得之于转述口说（当然也有可能是张籍在书信中为其转述），而并非看到了元稹或白居易的文章。那么，张籍转述的意见又得之于谁呢？只要考察一下张、白、元等人在这一时期的交往活动，就不难得出结论：张籍只可能从白居易口中听到类似议论。元稹自元和五年（810）贬江陵士曹，直到元和末才还朝。而这段时期白居易除守丧退归下邽三年外，在长安与张籍交往十分密切。元稹只有元和十年（815）远在通州所作《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诗中曾提到“殷切闲太祝”，小注：“张君籍。”[ 《元稹集》卷十二，第134页。]此后，迟至元和十五年（820）返朝后才有《和张秘书因寄马赠诗》[ 《文苑英华》卷三三○，中华书局影印1966年，第1719页。]之作，与张籍直接唱和。元、张二人在元和时期基本没有来往，很可能通过白居易才间接相知。此外，不应忽略的就是张籍在韩、白二人之间所起的特殊联系作用。张为韩、白二人作合之事，自赵翼《瓯北诗话》后学者续有考证。实际上，《调张籍》之作恰恰是以张为中介韩、白发生纠葛的事件之一，是张为二人热心作合中的一次中断和插曲。就现有材料来看，元、白二人对韩愈还是十分尊敬的，李杜优劣之论也并非针对韩愈提出，或存心向韩挑战。张籍的诗学思想乃至创作风格，尤其是在提倡风雅比兴这一点上，与白居易颇多一致；同时在提倡儒家思想传统这一点上，又与韩愈有共同语言，相互探讨。就道德精神而言，韩、白的文学追求在同时代其实是最为接近的。张籍与韩、白都很接近，能够被两方引为同调，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也正是由于看到这种思想立场的近同，张籍才会有心为两人作合。当张籍将李杜优劣之论介绍给韩愈时，大概也没料到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和嘲笑。了解了《调张籍》的写作缘由，我们更可以确信，韩愈所斥责的“群儿”是兼含元、白的，甚至心目中以白为更直接的对象。而且，韩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固然是批元的扬杜抑李，但更不能容忍的则是白的“李杜交讥”。那么，韩愈为什么一定要对此起而斥责，乃至不惜付诸篇什呢？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元、白之论在韩愈看来实属“议论不公”，后人的看法也大多赞同韩愈的立场。但韩愈为什么不能用宽容、谅解一些的态度，理解元、白立论的用意所在，对此一笑置之，或提一些更具善意的商榷呢？这固然是文人意气相争的表现，但恰恰与双方诗学立场的差异相关：李杜优劣论实际是讽谕诗创作理论的一个要素和延伸，元、白因坚持它而忽略了一般意义上的公允；而韩愈从公允和维护权威的立场出发，在批驳“群儿”时其实也包含了对讽谕诗创作的不以为然。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讽谕诗创作时曾说：“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这是就整个官僚阶层和诗人群体而言。其中“不我非”的三两人，白居易提到的有邓鲂、唐衢。唐衢曾从韩愈游，《旧唐书》以其事迹附《韩愈传》。此外加上与韩愈接近的张籍，也是讽谕诗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但韩愈本人，据其诗文来看，在当时对讽谕诗创作却没有任何赞同或响应的表示。这说明双方的诗学观念确有差异：韩愈论诗主“怨”，元、白主“讽”，韩愈诗论中唯一缺少的就是以诗为讽谕的提倡。但韩愈也没有公开攻击或反对讽谕诗，推究其原因，只能说这是因为讽谕诗论完全是一种正面的、事关基本政治和道德原则的诗歌理论，不是一般的诗艺或作风之争，除了遭到揭露抨击的权贵政要对其有切齿之恨外，以韩愈的道德立场或以一般士人的道德准则来看，都不大可能站出来公开对这种正言谠论进行攻击。这也就是说，讽谕诗论在当时是占据思想高位和优势的，在原则上谁也无法否认其正确性，公开对其挑战；只是一旦将其付诸实践，涉及实际政治问题和具体人事关系，就不免会招致攻击和忌恨，即便如韩愈这样的旁观者也会因其锋芒毕露而不以为然。元、白正是由于占据了这一思想高位而叱咤诗坛，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新锐代表；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使他们落入众口藉藉、为人侧目的境地。韩愈与众人尤为不同的是，以他写作《元和圣德诗》为一高点，直到《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代表作产生之前，诗坛的这一思想高位实际上是由他所占据的。元、白乃是后来居上，通过讽谕诗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韩愈的地位和影响。所以，韩愈的不以为然恐怕更多地不是出于诗学观念上的敌对或具体写作上的是非，而是一种被人取代之后的失落和心有不甘。就元和政局气氛和诗坛风向来看，讽谕诗的出现其实是水到渠成之事，所需的就是元、白这样的新锐做一次冲击。而像韩愈这样在当时诗坛地位业已确立、诗学思想基本定型的人，就不大可能充任这种冲击者的角色，在诗学思想上也不大可能做这种新的开创。但讽谕诗的成功，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不可能不引起韩愈的关注。可能是出于自负，也可能是出于诗学作风的明显差别，还可能有其他人事关系的因素，作为诗坛领袖的韩愈在这时确实显得缺少雅量和奖掖后进的精神，尽管不便对讽谕诗公开批评，但始终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看待元、白。他的这种态度后来基本未变，影响到韩、白交往的始终。以挑剔眼光看待讽谕诗的直接结果，就是他及时敏锐地抓住了元、白在发挥讽谕诗论时的过分和不当——李杜优劣论的提出。这种不当其实也是讽谕诗论不可避免的：将诗学价值评判标准简单化、唯一化，自然会贬低所有不符合这种单一标准的诗人。这样，从维护诗学传统的丰富性和最高诗学权威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政治责任和道德立场出发，韩愈找到了驳斥元、白的最有利方向。《调张籍》诗对李杜的称颂其实非常笼统，完全回避了可能有利于讽谕诗论立场的对诗歌具体内容的评价。但元、白对此几乎没有反驳的馀地（实际上也没有反驳）。元、白本人的诗论其实是多方面的，并非真的只坚持讽谕诗一种创作和一种标准。结果，这场论争只一个回合便宣告结束，元、白被驳得口服心服，其过激立场得到纠正。此外，我们还不能忽视韩愈写作《调张籍》的时机。元和十一年，白居易已远贬江州，元稹也久处僻壤。在此前的十来年里，元、白诗名远播，尤其是白居易，其诗歌受欢迎的程度、在诗坛的影响已明显在韩愈之上。韩愈对此自然不会心服。此时，元、白均远离长安文化中心，韩愈以一篇居高临下、气势不凡的《调张籍》为宣言，以李杜诗学传统的真正继承人自居，尽管没有明白地贬斥元、白，但显然有利于恢复自己在诗坛的主导地位，抵消元、白的影响。这也是他一定要“调”张籍的原因：张籍不但是著名诗人，而且是元、白诗论的有力响应者，“调”张的效果不止于使张的立场有所改变，还会影响其他很多诗人。
三、馀 论元、白无心与韩愈争辩抗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在诗学思想上其实受赐于韩愈颇多。李杜优劣论提出的前提，是李杜并称，而杜甫身后在很长时间内并未享有这一殊荣。李杜得以并称，恰恰是贞元年间韩愈大力鼓吹的结果。贞元十四年（798）韩愈作《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第58页。]元和元年（806）作《荐士》：“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因陵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第527页。]元稹所谓“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所谓“世称李杜之作”，正是指元和年间的情况[ 杨凭《赠窦牟》：“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全唐诗》卷二八九）窦牟《奉酬杨侍郎十兄见赠之作》：“翠羽雕虫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全唐诗》卷二七一）杨凭转刑部侍郎在元和初，二诗亦作于此时。孟郊《戏赠无本二首》：“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狂痴。”（《孟东野诗集》卷六）华忱之、喻学才《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系于元和六年（811）。元稹少作《代曲江老人百韵》：“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元氏长庆集》卷十）原注：“年十六时作。”卞孝萱《元稹年谱》据以系于贞元十年（794）。此颇可疑。“李杜”之称至元和初才开始流行，韩愈《醉留东野》中还是采用未经压缩的“李白杜甫”。元稹诗其注或不可靠，或其内容后经修改。参拙稿《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诗作年质疑》。]。李白诗名本来很高，李杜并称正是对杜甫的高度褒扬。所以正是韩愈，在元、白之前开始大力推崇杜甫。扬杜抑李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再往前多走了一步。元稹对李杜并称大胆质疑，当然也说明这一说法流行不久，尚未稳定，但假如不是韩愈已将杜甫推到与李白齐名的高度，这种质疑根本无从谈起。此外，元、白讽谕诗创作本身，显然也从韩愈政论诗写作中直接获得启发和鼓舞。韩愈政论诗的代表作《永贞行》、《元和圣德诗》，高屋建瓴，纵览全局，具有一种宏大叙事结构，明显不同于张王乐府及其他大历、贞元诗人比较琐细的写实和讽兴作品。这一点对讽谕诗，尤其是《新乐府》这样的代表作的构思，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韩愈的政论诗以颂为主，讽谕诗则义兼美刺。但毕竟是韩愈，在元、白之前恢复继承了杜甫以诗为政论的传统。这样，讽谕诗的出现才不显得那么突兀。在其他诗学观点方面，例如《与元九书》例数“诗人多蹇”，自陈子昂以至孟郊、张籍，与韩愈《送孟东野序》称唐之诸诗人“不得其平”而鸣，亦明显如出一辙。从以上诸方面来看，尽管韩与元、白诗学作风不同，互不服气，在李杜评价问题上还曾有过小小龃龉，但就贞元、元和诗坛的变化来看，不妨把他们看作前后相继的接力者，分别代表了这一时期诗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元、白作为后起之秀，更有锐气，更敢于向政治的和诗学的权威发起挑战。韩愈则显得老成和保守一些。他对李杜诗学权威的维护，可能与他在思想上提倡恢复儒家道统有些类似，既有廓清颓风、革新诗坛的意义，又有建立正统、唯此为尊的作用。元、白尽管也是发扬陈子昂以来对风雅比兴的提倡，但表现出更强烈的超越前人、创新求变的意识。韩愈的态度当然更符合后人对诗学传统的要求，而元、白之论和他们的诗歌创作类似，在后人看来总有些过犹不及。就唐代诗歌政治化的过程来看，讽谕诗创作达到一个顶点，其激烈作风使得元、白本人也难以持续，到白居易写作《与元九书》时已经中止。此后，则需要宋人用温柔敦厚诗教原则对这类政治性写作进行指导调整。就李杜评价来看，白居易此后还有《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李白墓》等作品[ 《白居易集》卷十五、十七，第319、363页。]，由于不再是从讽谕诗论的角度提出评价，当然也就不再“李杜交讥”，而是认同了韩愈的观点。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