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卫、晋、秦交通路线考论》是一本专门探讨春秋时期齐、卫、晋、秦四国交通路线的学术专著。

全书以国别为划分依据，以春秋时期齐、卫、晋、秦四国为研究范围，以《左传》中战争、盟会等空间移动记载为核心，兼及巡狩、遣使、出奔、迁徙、婚姻、丧祭等内容，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和考古出土报告，以及卫星地图等数位资料，逐一分析齐、衡、晋、秦四国的交通路线，还原了春秋时期中国北方的主要道路交通网络。

了解先秦时期交通样貌，对把握秦汉以降交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春秋时期齐、卫、晋、秦交通路线考论》研究背景及目的

王子今《中國交通史研究一百年》認爲：“整個中國古代的知識體系中，交通始終没有獨立地位。”正如王氏所言，古史對交通大抵缺乏重視，晉人司馬彪(？—306)《續漢書》始有《輿服志》涉及車輛名目，《清史稿》始有《交通志》論述交通形式。且因文獻不足徵與出土資料局限，秦漢以降交通研究雖有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嚴耕望(1916—1996)《唐代交通圖考》等一系列重大突破，然先秦交通却未見研究專著。

《左傳》是研究中國上古史與春秋史的重要典籍，藴涵豐富史料與資訊，有助於後世了解春秋歷史與地理，并借此建構春秋時代交通網絡。嚴耕望《我撰〈唐代交通圖考〉的動機與經驗》説：

各種專史，在中國這樣大國中，各個地區也不一樣，必須注意各地區實際情形及其相互間的交流與影響，這種交流與影響，也藉交通而發生作用。所以交通對於各方面都有聯繫的作用，交通可説是歷史研究的樞紐問題之一。此一問題不解决，講其他任何方面的問題，都不方便。所以我研究歷史地理，特别注意交通問題，很想在這一方面下些功夫，使歷史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者都有一套經過仔細研究繪製出來的較詳確的古代交通地圖可以利用。

交通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嚴氏所言，而《左傳》中舉凡戰争、會盟、巡狩、遣使、出奔、遷徙、婚姻、喪祭等有關空間移動之記載，無不涉及交通往來，足見釐清交通路綫的重要性。

研究交通路綫的前提是成型的道路建設，《周禮·夏官司馬·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又《夏官司馬·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又《秋官司寇·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叙而行之。……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從以上數則記載可以推知，先秦時期的道路應有專人負責修建與維護。從《左傳》中亦可見相關之記載，如成十二(579 B.C.)《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又襄三十一(542 B.C.)《傳》：“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第686頁)黄聖松先生《〈左傳〉後勤制度考辨》曰：

時至春秋，維護道路暢通依然是諸國施政重點。……晉、楚二國在宋國大夫華元穿針引綫下舉行會盟，誓詞内容有“交贄往來，道路無壅”，知道路維護工作是與會諸國須履行義務。……春秋時代道路應是自古即粗具規模，經後人不斷維護保養或稍作拓寬擴展，但大致而言是千百年來先民通行之要道，如此亦可解釋何以春秋盟會將“道路無壅”列爲誓詞内容。黄聖松：《〈左傳〉後勤制度考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6年，第350、354—355頁。

通過《左傳》《周禮》中的記載，可以推知春秋時期應已有國家層面的道路建設，并已設立專門之官員職掌此事，且在諸侯國盟會時，亦將維護道路視爲重要事項之一而列於誓詞之中。可見春秋時期征戰、盟會等出行往來，大抵須沿現有之修築完善的道路通行，换言之，即沿既定之交通路綫。

嚴耕望《我撰〈唐代交通圖考〉的動機與經驗》認爲：“中國歷史上的交通網，就低標準言，在漢代已大體完成，但材料太少，只能考知其大體輪廓，直到唐代，交通網才可説真正大定。”

交通網絡隨着時代的發展而日趨成熟，因此近人之研究亦多圍繞漢唐以降之交通路綫，春秋時期之研究則尤爲匱乏。然而春秋時之交通網雖不如後世發達，却亦可謂初具雛形。因此，本書以《左傳》中齊、衛、晉、秦四國的交通爲研究核心，力求能有以下貢獻：

(一)彙整前人有關春秋史地之研究，考證《左傳》中齊、衛、晉、秦四國之地名。

(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黄河津渡。

(三)考訂《左傳》中齊、衛、晉、秦四國之交通路綫，補足前人研究之缺失。

(四)繪製齊、衛、晉、秦四國之交通路綫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