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是唯一一位正统女皇帝，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从卑微的才人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然而，围绕她的争议和谜团也从未停歇。其中，最令人好奇的莫过于她与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父子之间的情感纠葛——为何她陪伴李世民12年未育一子，改嫁李治后却接连生下6个孩子？这背后既有历史大环境的推动，也暗含人性与权力的博弈。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武则天被召入宫，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这个职位在后宫九品中仅位列第五等，职责更偏向于文书工作而非侍寝。史书记载，武则天入宫后得赐名“武媚”，但整整12年间，她始终未能诞下子嗣。这与其后来成为李治宠妃时的生育力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这段空白期，后世学者提出多种推测。首先，年龄差距可能是关键因素。李世民比武则天大26岁，纳她入宫时已年过四十。尽管古代帝王不乏老来得子的案例，但根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在晚年确实面临生育能力下降的问题——他的最后一位皇子李明出生于贞观八年（634年），而武则天入宫时已是贞观十一年。从生理角度看，李世民可能已难再令嫔妃受孕。

其次，武则天在后宫的地位限制了她的机会。唐代后宫等级森严，才人需通过“女官”身份逐步晋升。据《唐六典》记载，才人需“掌叙宴寝，理丝枲，以献岁功”，更多负责宴会筹备、纺织监督等事务。相较于韦贵妃、徐惠等高位妃嫔，武则天很难频繁接触皇帝。加之李世民晚年偏爱温婉柔顺的徐惠（即徐贤妃），武则天性格刚烈，难获宠爱。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驾崩，26岁的武则天依制入感业寺为尼。这段本应终结她宫廷生涯的经历，却因太子李治的介入发生转折。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治早在李世民病重期间就与武则天“私通”，这段禁忌之恋成为她重返宫廷的关键。

李治对武则天的迷恋，与其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作为李世民第九子，李治自幼丧母，性格优柔寡断。而武则天不仅容貌出众，更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政治敏锐度。据《新唐书》描述，李治在感业寺重逢武则天时，她已写下“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的诗句，直击李治内心孤独。这种情感需求与政治野心的结合，促使李治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回父亲遗妃。

永徽二年（651年），李治孝期刚满，便接武则天回宫，封为二品昭仪。此时，武则天已28岁，而李治仅23岁——正值生育黄金期的两人迅速开启“造人模式”。从652年到654年，武则天接连生下长子李弘、长女安定公主（早夭）、次子李贤。这种密集生育速度，侧面印证了李治对她的专宠。

武则天改嫁李治后的“高产”，绝不仅是生理因素使然。从感业寺尼姑到母仪天下的皇后，生育成为她争夺权力的核心武器。永徽五年（654年），安定公主夭折事件将这一逻辑推向高潮——武则天指控王皇后杀害其女，成功借机废后。尽管后世对“杀女夺权”的真实性存疑，但子嗣确是她扳倒竞争对手的王牌。

唐代后妃的生存法则中，“母凭子贵”是铁律。以李治原配王皇后为例，她因无子而逐渐失势。反观武则天，生育长子李弘后立即提出“广纳贤才”巩固李治政权，将个人命运与皇权绑定。据《唐会要》记载，她甚至在怀孕期间仍参与处理奏折，这种“孕期理政”的姿态深得李治倚重。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李治的健康问题。显庆五年（660年）后，李治患风疾，目不能视，政务多委于武则天。为维持武氏家族的影响力，武则天必须确保子嗣数量和质量。从显庆到咸亨年间，她又生下三子李显、四子李旦及太平公主，每个孩子的出生都伴随着她对朝堂的进一步掌控。

关于武则天生育能力的争议，现代学者通过交叉考证提出新解。首先，唐代医典《千金方》记载，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竭”，即14岁初潮、49岁绝经。武则天入宫时恰逢初潮期，生殖系统尚未成熟；而随李治时处于20-35岁的黄金生育期，自然更易受孕。

其次，唐代宫廷存在严格的避孕措施。据敦煌文献《养生方》记载，太医署会为不受宠的妃嫔配置“麝香丸”等避孕药物。武则天作为低阶才人，可能被迫使用此类手段。而成为李治宠妃后，她不仅停用避孕药物，还享有专属太医调理，生育率自然提升。

更重要的是，史书记载存在选择性遮蔽。《旧唐书》《新唐书》均成书于武则天称帝百年后，编纂者为凸显其“狐媚惑主”形象，刻意淡化李世民时期的客观因素。例如，李世民晚年皇子李明生母为巢王妃杨氏，但这段关系被描述为“强纳弟媳”，侧面反映史官对帝王生育力的隐晦处理。

武则天的生育史，本质上是一部权力攀升史。当她生下第四个儿子李旦时，已通过“建言十二事”架空李治，临朝称制；而当太平公主降生，她正着手清洗关陇贵族集团。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成为她突破礼教束缚的阶梯。

最终，这个曾被预言“不利幼主”的女人，在67岁登基称帝。她的6个孩子中，4人当过皇帝（包括追封的孝敬皇帝李弘），1人成为权倾朝野的公主。这种将生育与政治捆绑的生存智慧，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结语：生育背后的历史隐喻

武则天与李世民、李治父子的纠葛，折射出封建王朝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与利用。12年未育不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宫廷制度下低位妃嫔的集体困境；而6次生育的“奇迹”，实则是权力重组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当我们剥开“狐媚祸主”的偏见，看到的是一位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以非凡的智慧和胆识改写了历史规则。她的子宫，最终成了孕育皇权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