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首先在陕西地区拉开序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明政府财政枯竭，政治下行，军备废弛。而明末陕西严苛的自然环境使其地固有的生产资料难以负荷日渐增长的生产消费需求。

明政府在此时丧失了调控能力，因此才会在陕西地区出现以掠夺生产资料为根本目的的变民。在起义初起之时，明政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地方官员也多放任不管，或是惧怕政府责备而互相推诿。从而致使起义逐渐具备一定规模。那么明廷剿抚兼用，为何终究还是没有扭转败局？

明末农民起义初起之时，并未引起最高统治者的足够重视。此时明王朝关注的重心问题仍在边防问题上。“明末农民起义发难之初，不过因饥无食，抄掠为生已。如若此时官吏能够开仓粟赈济，诛其首恶，赦厥胁从，不过多久，便可渐渐解散也。但无奈文臣玩寇而不恤，武臣纵寇以自雄，如养癰然。久而久之使得贼气愈炽，渐不可制。”

崇祯二年，明政府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以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以期快速平定战乱。此时应该注意的是：在应对突发问题即境内起义之时，统治者往往会采取抚或是剿两种措施以图平息。明王朝自然也不例外。

无论是抚还是剿，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应对措施，其主要目的仍是通过此种手段借以镇压起义。杨鹤在上任之初，并未采取以抚为主的手段镇压起义。尽管他一直强调应以培养元气为首务，但对于到底该不该以抚为主，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杨鹤并没有得到崇祯帝的肯定回答。对于应对农民起义问题的措施，明王朝主张剿抚并用，剿逆抚顺。

“秦中诸寇，明旨许剿抚并行。”这就给主事官员有了一定的发挥余地。鉴于此种状况，杨鹤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官吏，尽管一心希望寻求更为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时，但由于并未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因此在上任初期仍旧以剿杀为主要手段。杨鹤此举仍旧难以摆脱其封建官僚的立场，即以最高统治者为其施行政策的标杆。

而在崇祯四年，却开始了大幅度的招抚措施。杨鹤的转变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崇祯帝逐渐偏向以抚为主。崇祯帝之所以偏向于以抚为主，与明王朝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农民起义初起之时，明王朝外受辽东威胁，内有起义烽火四起。再加上内帑殆尽，国库空虚，早已缺兵缺饷，应接不暇。

因此要想以剿杀为主，一举荡平，还是存在较大困难。农民起义的策源地陕西地区更是边饷奇缺。鉴于此种状况以及杨鹤的多次上疏请求培养元气，崇祯帝自然会有所动摇。此后各大臣的上疏也更加坚定了崇祯帝的主抚之心。而崇祯帝逐渐明晰的主抚之心可以说与杨鹤不谋而合，因此才会有崇祯四年大规模招抚起义军的局面。

尽管崇祯帝已经逐渐偏离了剿抚并用的初衷，更接近于以抚为主，但仍旧以剿抚并用自圆其说。由此可知，明王朝虽指出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实行剿抚并用政策，但究竟剿抚的分界点以及具体侧重点仍旧是模糊不清。

正因为剿抚侧重点模凌两可，才使得杨鹤在后期招抚失败之后感叹：“自己都在塘报中问剿抚兼行，本来是仰遵明旨，相机行事，并未偏主于抚，又因为皇上有言，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因此认为仰窥圣意，认为崇祯帝不嗜杀人，并见崇祯帝发帑金命吴甡赈济，因此才会招抚神一魁。

表明自己之所以招抚神一魁是奉行崇祯之德意。”尽管杨鹤在后期主抚失败后，为摆脱罪责，说明自己并未偏向主抚，而是依据崇祯帝心意实行“剿抚并用”。但对于崇祯帝来说，仍旧认为杨鹤偏重主抚，而导致失败。

对于崇祯帝来说，剿抚并用只是一种手段，不论在此过程中，主事官员侧重点在剿抑或抚，只要能够转变局面，速奏荡平，永图宁谧就可。宝志强在《如何认识封建统治阶级的“剿抚兼施”政策》一文中亦指出“不论是招抚还是主剿政策，实际上都是统治者进行镇压农民起义的一种策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根本目的不过是为了加固统治，是防止封建社会垮台的一种政治欺骗手段。”

正因为剿抚只是作为最高统治者达到速奏荡平的一种手段，因此崇祯帝并未具体规定剿抚侧重点，不论何种手段，只需达到根本目的即可。杨鹤在主抚失败之后，洪承畴吸取其教训，转而以剿杀为主。洪承畴采取以剿为主的手段，与其本人强硬的军事手腕有关，但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于崇祯帝心理的揣摩和判断。

在杨鹤因主抚失败获罪之后，洪承畴再不轻易实行招抚政策。转而实行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的方针。洪承畴之所以以剿杀为主，实则吸取了前任总督杨鹤剿抚失策的教训。杨鹤虽事事俱在塘报中请示崇祯帝，但仍旧因未明确规定剿抚重心而使其招抚失败。

因此洪承畴作为崇祯帝的第二位代言人，在剿抚并行的大政策下转而将重心放在了剿上也是无可厚非。明政府虽一直强调以剿抚并用来对待农民起义军，但主事官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皆是根据最高统治者崇祯帝的心思来确定侧重点。

作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崇祯帝却一直以“速奏荡平、永图宁谧”作为根本出发点，正因为崇祯帝求快的心理才致使其并未明确剿抚的重心。“崇祯帝对付农民军的策略同样犯有严重错误。他对农民军抱定一个宗旨就是尽快平息它，为此所采取的对策也缺乏战略眼光，表现在对农民起义是剿是抚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不论是侧重于剿抑或是抚，只要能够尽快平息内乱结束战局就好。因此，在任用陈奇瑜为五省总督之时，才会命其“视贼所向，随方剿抚。”此时张肯堂上疏崇祯帝请求：“特申一令，专事剿除，有进招附之议者，立置重典”，崇祯帝却以偏执意见斥之。”此时仍旧可以看出，崇祯帝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大政策仍旧是剿抚并用。

至于到底何时剿，何时抚，看似给主事官员留下了一定的发挥余地。实则仍旧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实行剿抚政策。陈奇瑜在车厢峡一役中，之所以会由前期的剿杀转而主抚，崇祯帝模棱两可的剿抚态度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王朝在应对农民起义的大策略上一直遵照剿抚并用执行，每位主事官员在主事时期对于剿抚并用的诠释也不尽相同。不论侧重点在抚，还是侧重点在于剿。其最根本的依据则是根据最高统治者崇祯帝自身对于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的判断。

而崇祯帝之所以前后不断转换剿抚态度，不明确剿抚重心原因在于：作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快速平息内乱，所谓的剿抚并用或主抚还是主剿，只不过是一种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而已。

对于突发的农民起义，不论是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崇祯帝还是每位主事官员，都不能保证以某一种手段就能立竿见影。

因此迫于明王朝的当前状况，崇祯帝指出实行剿抚并用以镇压起义军。不论侧重点为何，只需快速荡平起义军即可，这便是剿抚重心一直未明确的根本原因。而各主事官员，则是崇祯帝挑选的代理人，根据自身对于不同阶段形势的判断使主事官员在实行过程中确定剿抚重心，一旦卓有成效，便会受到嘉奖以及更为“殷切”的督促，希望能够达到永图宁谧的效果。一旦失败，便会立即更换人选。

自明末农民起义初起到李自成攻占西安，其中长达十余年之久，明政府前后更换主事官员有十一位之多，且每位官员主事时间相对较短。以下为明政府镇压农民起义主事官员上任时间及具体情况。崇祯帝在平息农民起义时，给每位主事官员所留时间并不多，常常一年左右时间便开始更换人选。

使得所选官员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施展自身抱负。杨鹤作为崇祯帝的第一位代理人，其最初的招抚政策和崇祯帝的想法相契合，但因杨鹤招抚政策从明王朝长远角度出发，又需大量银钱作为助力，且难以在短时期内有所成效。致使招抚善后问题难以解决，遂以失败告终。杨鹤上任不过两年之久，因其与崇祯帝潜在的政治矛盾，根本无法施行自身的政治主张。

崇祯帝在杨鹤任三边总督之时，对其寄予厚望，但不久之后发现杨鹤的政策主张根本不能够达到“速奏荡平”的局面，因此才在神一魁复叛乱之后，勃然大怒，逮杨鹤论戍。继杨鹤之后，洪承畴以剿为主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一时间陕西流寇殆尽。

洪承畴也获得了崇祯帝的认可。但因起义军势力逐渐蔓延至山西，陕西三边又为军事重镇，崇祯帝仍旧以洪承畴驻守陕西。遂以曹文昭节制山陕。曹文昭经洪承畴举荐，在山西并未达到崇祯帝所预期的3月平贼，反而使得起义军势力再次蔓延至河南、四川、湖广等地。为此，明王朝专设五省总督，命陈奇瑜专办“流贼”。

陈奇瑜上任不足一年，便论罪下狱。此后各主事官员，多是在任期一年左右便遭更迭。面对此种局面，卢象昇在崇祯八年（1635）便已指出：“请求稍宽文网，稍假日时，务使封疆臣展其四体。”卢象昇已经意识到，明政府给予官员时间太短，无法持续地完成官员自身的主张并保持政令一致。因此提出要“稍假日时。”

而曹文昭更是直接指出：“诸督抚前后数十辈，或被遣去，或逮西去，或死西市，或战死、逃死，不可胜计。”在平息战乱之时，前后数十位主事官员，皆在上任不足两年而遭遇更迭。崇祯帝之所以频繁地更换人选，言官的交相参论主事官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论以抚为主或是以剿为主，只要结果不尽人意，便会引来言官交相论参，致使本就生性多疑的崇祯帝更是无法继续任用自己所选大臣。杨鹤主抚失败，引起朝廷之上言官弹劾从而下狱论戌，陈奇瑜在车厢峡招抚同样是弹劾声一片，最终也成下狱戍边之结局。

后继任的总督被弹劾者更比比皆是。卢象昇对于此现状也早已不满：“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认为言官弹劾对于主事官员已经形成掣肘，无法使其全力施展，因此才请求能够稍宽文网。

陕西地区生产资料的匮乏，而明政府因无力实施有效的社会调控，致使起义壮大蔓延至全国。随着政府调控失衡，开始出现大批饥民、变民纷纷走上与明政府的对立面，成为所谓“流寇”的局面。

其实只不过是在常年灾害频仍的环境下以掠夺生产资料为目的的斗争行为。而明政府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实行剿抚并用的手段进行镇压起义。但不论是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终归以失败告终，这和未能有效处理剿抚两者的关系、频繁换帅有着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