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了和老对手楚国的（暂时）弭兵盟约、稳定了南方的‘和平’局面之后，自感万事俱备的晋厉公于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初，正式准备对另一个老对手秦国动手，预备发动对这个世代仇敌的严厉军事打击，以粉碎秦国对晋国的觊觎之心。
周天子他老人家，在此时就是个吉祥物而已，不要说“号令诸侯以讨不臣”这种高难度行为了，就连自己平常的生活起居、器物用度，都要依靠部分诸侯们的不定期朝贡（其实是施舍），才能勉强维持住排场，哪里还有出手教训叛逆诸侯的实力和能力。
因此，对于最大的金主晋国的‘主持公道请求’（其实就是为了晋国下一步的伐秦行动，要求周天子出面背书），周简王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当即便痛快地同意了晋厉公的“恳切请求”，立即下王诏斥责秦国，并“委托”晋厉公代替自己出兵，“率王师以讨伐不臣”。
而为了表示王室对秦国实施‘惩罚手段’的实际行动，周简王还特地派王室卿士刘康公、成肃公为主帅，率领着不到两千人的“天子之师”一同出征，“带领”着以晋军为首的诸侯联军一起进行伐秦之役。
天子的主动表态和‘王师’的出动，让晋厉公的这一次出兵伐秦行动，有更了充分、更名正言顺的理由，晋国以及盟友们也牢牢地掌握了与秦国开战前的道义、舆论制高点，在宗法礼仪上无懈可击了。
为了使开战前的作战主动权和舆论话语权更加有利，晋厉公考虑再三之后，决定还是先礼后兵，先派人出使秦国，以向秦国递交“绝盟书”（断交通知）的名义，尽可能地将晋、秦关系恶化，乃至将绝交的责任都推到秦国头上；另外，使者还要以激烈的言辞来刺激秦桓公君臣，使其怒气迸发后头脑失去冷静、判断出现失误，最后自乱阵脚，举措失当，让晋国能够在开战前获得舆论和备战方面的优势。
吕相，是晋国魏氏小宗、吕邑大夫魏錡之子；魏錡因功被封于厨、吕两邑，所以以邑为氏，也被称为“吕錡”。
当初，在晋楚‘邲之战’中，时任下军大夫的吕錡随军出征，但因为之前自己没有达成出任“公族大夫”的愿望，所以吕錡心怀怨恨，故意在作战前捣乱，趁着代表晋军去和楚军商议会盟之时，极力向楚军挑衅、叫嚣，破坏楚军的设施，结果激怒了楚军，被楚庄王命楚大夫潘党追击；随后，吕錡被潘党一路穷追，几乎被生擒，最后狼狈地逃回了晋军大营。
而被吕錡激怒的楚庄王则主动出击，向晋军发起攻击，误打误撞之下，晋军与楚军发起混战，晋中军将将荀林父混乱中命令撤退，渡河北返；在混乱的渡河行动中，晋中军、下军士卒彼此争抢、火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只有上军在上军将士会的率领下严阵以待，没有损失而安全撤退。
从楚营狼狈逃回的吕錡随下军将赵朔、下军佐栾书、下军大夫荀首等人一起率下军在慌乱中撤退；撤军途中，和吕锜同为下军大夫的荀首因为儿子荀罃被楚军所俘获，愤怒之下率领荀氏私兵反攻楚军，吕錡被荀首的勇气所感染，主动要求为荀首驾车，一起反击楚军。
虽然，荀首没能救回儿子荀罃，但在反击中射杀了冒进的楚国大夫连尹襄老，并俘获楚庄王的儿子（一说弟弟）公子毂臣，为晋军挽回了一部分颜面。
荀首和吕錡的这一次败退中的反击，客观上掩护了晋中军、下军的安全撤退，在邲之战的最后关头，吕錡总算是立下了一定的功劳。
邲之战败阵后，晋景公追究失败的责任，中军佐先縠被定为战败祸首，先剥夺了家族的封地和爵禄，流放到狄国；此后，先榖又因为阴谋作乱而尽灭家族。
晋军主将中军将荀林父起初几乎被晋景公所赐死，但最终还是受到了宽恕，戴罪留任。之后荀林父将功补过，兢兢业业整训军队，先后率军击败秦国、赤狄，以优异的战功洗刷了邲之战失利的过失；周定王十四年（前593年）秋，年迈的荀林父正式告老，得以善终。
而在战前蓄意捣乱、惹出祸端、导致晋军遭到莫名其妙失败的吕錡，则因为在最后的作战中，和荀首一起主动向楚军发起反击，掩护其他晋军撤退，并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因此被晋景公从宽处理，没有降罪，也没有剥夺封地，功过相抵，继续担任下军大夫。
逃过一劫后，吕錡不再像之前那样轻狂骄横、牢骚满腹，而是老老实实做人，尽心尽力办事，丝毫不敢懈怠（也是被晋景公诛灭先氏的举动给吓怕了）。
因为当初吕錡就是以“行人”的身份，出使楚营并将晋楚和议之事给搞砸的，所以痛定思痛后，吕錡决心培养自己的儿子吕相成为晋国将来的优秀外交人才，从小让他研习、熟娴“行人之业”，增长学识、锻炼口才，以杰出的外交人才、卓越的外交成就为成长目标，帮助晋国在将来的外交活动中争取更大、更多的利益，以此来弥补当年在‘邲之战’中自己所造成的重大过失。
少年吕相不负期望，刻苦学习、熟读“外交”先例，从中汲取教训、领悟精髓，使自己的专业学识娴熟无比，对国家之间的外交辞令尤为擅长；在逐渐成长中，晋国朝野都知道了他的大名和才华，而这就是晋厉公特别指定由吕相承担出使秦国重任的原因。
而吕相，也将因为这次不同寻常的出使历程，以及在秦国的精彩表现，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伟大事迹，并因此被誉为后世“策士、说客、纵横家”之鼻祖，其名光耀千秋，长留青史。
有关吕相出使秦国后的事迹，以及他所撰写的、在后世鼎鼎有名的《与秦绝交书》（绝秦书）内容，及秦国君臣对吕相所递交的‘绝交书’的暴跳如雷反应，我在之前的文章《千古名篇《绝秦书》——魏氏吕相的人生巅峰时刻》中，已经讲述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不再细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查阅；下面直接进入到之后的篇章中。
当吕相奉命使秦、并于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四月初五抵达秦都雍城（陕西凤翔），然后在秦国公宫的大殿之上，当着秦桓公和秦国诸大夫的面，将自己精心撰写的这一篇看似谦卑、恭敬，实则颠倒黑白、大甩黑锅的“断交书”给全文朗诵出来后（一共八百多字，朗读时毫无停顿、错误，可见吕相对此有多么地用心），端坐于大殿之上的秦桓公虽然面无表情，但其心情简直可以用暴怒抓狂、七窍生烟来形容；要不是因为国君的身份限制了自己做出不符合礼仪的举动，秦桓公绝对会冲下高高的台阶，把这个血口喷人、信口雌黄的晋国行人给痛打一顿！
秦晋两国之间的恩怨往事，长久以来都是一部稀里糊涂的历史，很难说得清孰是孰非、谁对谁错；但总是晋国背信弃义在先（晋惠公时期的泛舟之役和韩原之战就是明证），不能将导致两国反目成仇的所有过失，全都归罪在秦国的头上。
可吕相偏要‘避重就轻、颠倒黑白’，发表这篇‘与秦绝交书’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故意掩盖晋、秦之间由姻亲到仇敌的真实原因，将所有的过错和罪责都推到秦国的身上，将秦国描述成背信弃义、有负于晋的反面角色，防止秦国占据道义、信义的制高点，以此来指责晋国的不义。
而且吕相的这篇外交辞令，也是为不久后的晋国联军‘伐秦’军事行动作铺垫，为即将展开的‘伐秦之役’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晋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与秦国绝交，此后晋国出兵讨伐背信弃义者的行动，自然是合情合理。
可想而知，在听吕相读完这篇逻辑歪曲、强词夺理的《绝秦书》后，大殿之上的秦桓公有多么的怒火万丈、多么的暴跳如雷，跑下殿去亲手砍死吕相的冲动眼看就要按捺不住了；但圉于诸侯国之间的外交礼仪、以及自己的国君身份，秦桓公思虑再三后，还是捏住了鼻子、忍住了怒气，只是下令让殿中甲士们把这个无礼至极的晋国行人（吕相）给从大殿中叉出去，晋国使团也立即赶出雍城、不准在秦国逗留，把他们全部轰回晋国了事。
随后，秦桓公为了维护秦国的最后尊严，也公开宣布和晋国断绝了一切盟约，并在全国范围内备战——储备军械粮秣、车马物资、集中士卒；秦桓公准备以武力对抗打着‘奉天子王令、规劝秦国改过”旗号、即将前来伐秦的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
秦桓公此举，正是晋厉公所期待的结果——秦国中计发怒、主动断绝了两国的关系，并以武力对抗晋国即将开始的“规劝”；于是，在吕相被秦国给赶了回来、并向晋厉公详细奏报了秦桓公拒绝服软、还准备动用武力与晋国相抗衡的消息后，晋厉公便按照原计划，火速召集了晋国四军将佐，然后集结了军队，准备开赴晋、秦边境，渡河作战以‘伐不义之秦’。
当晋厉公准备率军出征、与秦国开战时，此时的晋国四军将佐排名为——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荀庚、上军将士燮、上军佐郤錡、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罃、新军将赵旃、新军佐郤至。
晋国朝堂上的人事安排，历来是以论资排辈为主（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是量才为用，比如先轸在时任中军将郤榖病逝军中时，就被晋文公越级拔擢，由下军佐直接升为中军将），而卿位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即使目前晋国朝堂已经增加了卿位，有四军八卿，且吕相也立下了“绝秦正名”的大功，可他也只能按照着老规矩来，慢慢熬地资格、排职位，等将来卿位中有出缺的情况，他才能再与其他普通的大夫一起竞争位置，如果有幸获胜后，才能入朝堂为卿士（吕相的老爹吕錡，一辈子都只是下军大夫，没能成为进入朝堂为卿士，这也是吕錡一辈子的憾事）。
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四月底，在万事俱备的前提下，晋厉公亲率大军出征，而晋国朝堂八卿——栾书、荀庚、士燮、郤錡、韩厥、荀罃、赵旃、郤至也倾巢而出，随国君伐秦；晋国君臣带领着以晋军为首，包括了齐、宋、卫、鲁、郑、曹、邾、腾八国军队，以及两千人的‘天子之师’，合计十国军队，十二万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开至晋、秦边境，准备以武力讨伐“破坏盟约、拒不接受天子王令”的秦国。
春秋时期最大的一场诸侯间的战争，即将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