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也罔极,二三其德——韩穿和士燮出使鲁国的不同态度

伯虎 2023-11-07 13:24:53

周简王三年(前583年)冬天,晋上军将士燮奉国君晋景公之命,作为使者出访鲁国行,一来行‘交聘之礼’(也就是外交拜访),二来是‘请求’(也就是命令)鲁国配合晋国,以‘叛盟附吴’的名义,一起出兵讨伐东夷道上的小国——郯国(位于今山东临沂郯城)。

郯国,不是中原诸夏的成员,而是东夷族小国;当初,郯国也曾一度归附于中原霸主大国,如齐、鲁、晋等国;但就在一年之前,即周简王二年(前584年)的时候,吴国在与老对手楚国不断交锋的当口,突然出兵北上、攻打东夷小国——郯国;而郯国弱小无助,不敌凶悍的吴军远道攻伐,不得不与亲率吴军北上的吴王寿梦签订了盟约;从此,郯国就成为了新兴的吴国的北方附属国。

也就是从吴国突然伐郯这件事开始,原本将吴国视为盟友及对付楚国的帮手的晋景公,开始有了提防、警惕吴国北上、侵蚀原本属于晋国势力范围的防备之心。

另一面,吴国攻伐并强行将郯国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之后,与郯国相邻的鲁国也开始对吴军的到来充满了警惕之心(吴军要是北上扩张势力的话,首当其冲的主要中原诸侯国家,就是鲁国)。

当时,鲁国的正卿季孙行父(季文子)就曾忧心忡忡地对吴军北上伐郯之事发表议论:

“我们中原的诸侯们,不能用实力来震慑蛮夷(指吴国),这才导致蛮夷胆敢出兵冒犯,威胁我们的盟国;可即使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们还麻痹大意,而不对此事感到忧虑,并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都是因为我们缺乏好的盟主的缘故啊(季孙行父这明显对晋国及晋景公的不作为发牢骚了)!”

而这时的晋景公,内心中还存有扶植、利用吴国,与死敌楚国展开对抗,以消耗楚国的国力、军力的暗藏想法;因此,晋景公暂时没有对吴国的这一次冒犯行动立即做出反应(但对吴国的警惕心已经升级了);因此,晋景公在第二年解决了赵氏大宗的威胁之后,便马上派出“对吴外交专家”巫臣出使吴国,去探听吴国虚实的举动。

巫臣从吴国返回晋国后,是如何向晋景公汇报这次使吴成果的,史书上没说,但从不久后士燮奉命出使鲁国,让鲁国与晋国一起出兵伐郯的举动来看,已经坐实了巫臣从吴国返回后,向晋景公所奏报的结果一定是说吴国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吴王寿梦的态度越来越骄狂,肯定有了不服从晋国‘领导’(管束)、不愿在晋国的指挥下行事的端倪;因此,晋景公才下定决心要以‘伐郯’(吴国附属国)的军事行动,来出手教训、警告一下吴国,以免自称吴王的寿梦心态过度膨胀,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和周天子一样姓姬啊、我还是他的长辈呢——寿梦大大咧咧地回答说)。

本年的年初,晋景公就曾派公族大夫韩穿(前任晋国新上军将;晋景公诛杀赵同、赵括之后,将晋国六军十二卿制缩减为四军八卿制,韩穿因此失去了新上军将的卿位,改任晋国公族大夫)出使鲁国,来和鲁国君臣商谈有关‘汶阳之田’的归属事宜,也就是要鲁国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以稳定齐、晋之间的联盟)。

所谓‘汶阳之田’,是当年‘鞌之战’结束后,晋景公为了惩罚挑衅晋国霸主地位的齐国(齐顷公),因此强行命齐顷公割让给鲁国的,也以此来安抚、笼络一直亲近尊奉晋国的忠实盟友鲁国;不过,在此之前的汶阳之田一直在齐、鲁两国之间来回倒手,到底原本的‘产权’属于谁,也实在不好说。

对晋国的‘归还田地’命令,鲁国君臣虽然极为反感,但又不好直接拒绝(那样就会遭到晋国的报复和打击);在考虑许久之后,鲁成公勉强同意了韩穿的‘请求’,命正卿季孙行父与韩穿去办理交割‘汶阳之田’的手续。

鲁成公对晋国此举十分反感,季孙行父同样心里一片窝火,但他也是无可奈何,不得不按照国君的命令,去执行还田事宜;而处理好了交割的手续、给韩穿设宴饯行时,季孙行父还是按捺不住,在和韩穿私下饮酒交谈时忍不住地抱怨说:

“大国(晋国)既然是诸侯盟主,那么处理诸侯间的事务就应该合理合适,诸侯们怀念盟主的德行而畏惧盟主讨伐,对大国自然没有二心。汶阳的田地,原本就是敝国所有、而被齐国侵夺;后来,大国对齐国用兵,才命令齐国把它还给了敝国,因此敝国对盟主的公道和正义敬服不已。现在,大国又有不同的命令,告诉敝国说要把田土归还给齐国,这让敝国无法自处、不知所措。信用,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完成命令的;小国所盼望而怀念的,就是信用和道义。如果信用不能得知,那么道义无所树立,天下的诸侯,谁还敬服盟主,诸侯的盟会,能不涣散瓦解?

《诗》中有言:‘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女子毫无过失,男人却有过错。男人没有标准,他的行为前后不一)。七年之中(鞌之战后、至此已经七年),大国的恩德忽而给予、忽而夺走,还有比这更前后不一的事情吗?一个男人做事前后不一,尚且要丧失自己配偶,何况是诸侯的霸主?大国行事前后向背,不用德而用威,怎么能长久得到诸侯们的衷心拥护呢?《诗》还说:‘犹之未远,是用大简(谋略缺乏远见,因此极力劝谏)’,这就是我这番话的目的;我深深地害怕大国不能深谋远虑而失去了诸侯们的拥戴,因此才敢和您在私下如此交谈!”

史书中没有记载韩穿是如何回答季孙行父的抱怨的(估计也是很不好意思,对自己国君的这种损人利己行为,韩穿也很羞愧),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始终是晋国忠实盟友的鲁国,对长久以来的霸主(大哥)——晋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损害盟友利益的强横行为大为不满,虽然鲁国君臣仍旧不敢直接反对晋国的霸权,但私下里的抱怨和忌恨已经开始慢慢地产生。

而且,不但鲁国如此,《左传》中的记载——‘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就是说晋国联盟中的其他诸侯国(小弟),在看到鲁国的遭遇之后,也开始对晋国有了二心了(拜大哥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是大哥都开始损害自己的利益了,那还拜什么大哥,不如早点改换门庭的好!)

因为心中已经有了对晋国的芥蒂,所以这一次士燮再次奉命前来,要求鲁国出兵参与‘伐郯’之役时,鲁成公与鲁国执政正卿季孙行父的态度就很微妙,既不说马上出兵,也没说不出兵,而是和士燮扯东拉西,就是不说正事。

后来,被士燮追问得急了,鲁成公干脆亲自出面来宴请士燮,然后在宴会上直接用珍宝礼物贿赂士燮,假装为难的说——鲁国最近的田地收成不佳、国人们都很疲惫(谁让晋国强行要鲁国归还了汶阳之田了呢),还请士燮帮帮忙,回国后在晋侯(晋景公)的面前为鲁国说说好话,请让鲁国出兵的时间暂缓一下,或者干脆取消鲁国的出兵义务,这就是对鲁国最大的怜悯了(意思是鲁国不想再当冤大头了)。

可士燮不是好脾气、脸皮薄的同僚韩穿,心性也刚硬果毅,丝毫不为鲁成公的‘诉苦’及‘贿赂’行为所动;在鲁成公公开向他‘行贿’后,士燮便当即离席,先按照臣子朝拜君主的礼节,向鲁成公严肃地施礼,然后直截了当地对鲁成公说:

“我们寡君的命令,向来是说一不二的,如果已经发布的命令都要朝令夕改的话,那么信义何在?寡君失去了信义,何以自立(这时候,士燮就不说‘归还汶阳之田’的事了)?外臣出使贵国是公事,现在与君上及您的臣子在一起饮宴是私交,公事和私交不能混为一谈。我奉命出使,除了能收受些礼仪之内的礼物外,不该再接受您额外的珍宝礼物馈赠。您如果不按照我们寡君所规定的时间按时出兵的话,那么我们寡君恐怕也不能再与您共同侍奉天子了!而下臣此次出使却未能完成使命(让鲁国出兵),那么回国之后,下臣就把您的这些话和这些事原封不动地禀告我们寡君,请他决断。”

士燮如此强硬的态度,让鲁成公与鲁国卿士们既愤怒又恐惧,更多的还是无可奈何;鲁国终究不是强大煊赫的晋国的对手(齐国、楚国、秦国都不行,区区鲁国就更不行了);因此,对晋景公要求鲁国出兵参与‘伐郯’之事,鲁成公再不敢打马虎眼拖延,只能马上做出决定——立即出兵、随晋国伐郯。

完成使命后的士燮,没有带走一丝一毫鲁成公的‘额外馈赠’,而是依照礼仪收了些出使礼品后,就马上返回了新田,向晋景公奏报出使鲁国的结果(至于会不会向晋景公告鲁成公的黑状,按照士燮一生的行事风格来说,基本上是不会这么做的;士燮这是在维护晋国的霸主地位和国家尊严,和鲁成公又没有私怨,打小报告这种事情,士燮是不屑于去做的)。

士燮走了之后,垂头丧气的鲁成公便让季孙行父全权处理此事;而季孙行父又委派大夫叔孙得臣(鲁国三桓之一)为统帅,率领鲁军与出征的晋军在稍后会合,一起讨伐那个背时鬼——郯国。

可讽刺的是——晋、鲁联军是如何讨组成联军、一起出兵伐郯国的,这一仗的战果如何,郯国有什么损失,史书上统统没有记载。

也就是说,晋国的‘伐郯’之举,只是晋景公的一个手段而已,晋国是以此来驯服那些不安分的盟友、并彰显自己霸主的权力和地位;最主要的,是保持晋国霸权不坠、对盟友的控制权不变、对敌国的威慑力不减(这也是鲁成公的反应得快,并且干脆认怂、识相知趣;要是他的脖子再梗一会儿,或者和士燮在宴会上当场吵起来的话,那么可以肯定,晋景公一定会把原定的‘伐郯’改成‘伐鲁’了)。

当然,诸侯们的异心和疏离举动,晋景公不会不知道,身为诸侯霸主,也不能一味地用强横手段来逼迫盟友们听从指令,那样早晚会失去人心、失去盟友的拥戴。接下来晋景公要做的,就是用举行会盟的方法来笼络、安抚诸侯盟友,重温之前诸盟时的盟辞,和强调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内部的团结和协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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