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关于九兵团将领群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讲，指挥层面出了问题（此乃宋时轮上将主动向中央承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就是人选问题。

上篇我们提到三个人，三野参谋长张震、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唐亮和钟期光。

要解决题目提出的问题，包括之前提到九兵团长津湖之战后恢复慢，只讲这三个人远远不够。

打仗，核心指标自然是指挥筹划和战斗组织，还有一个不是核心胜似核心的后勤保障问题。

一、兵团指挥层人选

九兵团首长，宋时轮是司令员兼政委，陶勇任副司令员。

这个搭配其实有些勉强，抗美援朝这种规模的仗，和美军直接交手，该不该配一个政委呢？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当然觉得要配。比如唐亮钟期光这种政工干部大行家。

有懂行的朋友肯定会说，四野十三兵团也是司令员政委兼于一人，人家兼任就行，九兵团兼任就不行？

有两点区别：

第一，邓华手下配了韩先楚洪学智两个副司令员，他自己政工方面很擅长，军事上有韩先楚做为补益，还有一个六边形全能将领洪学智，干啥啥出彩，邓华可以把大量精力拿出来照顾政治工作系统的领导。

第二，十三兵团机关就地成为志愿军指挥机关，彭总亲自指挥西线的六个军，他的威望、眼界和地位勿庸多言，西线指挥非常有力。

让宋上将独力指挥一个15万人的大兵团到异国战场和陌生敌人作战，军政一肩挑，委实有些难。

试举一例。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兵团上下垂头丧气，情绪很大。时任九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回忆，宋时轮非常担心部队的状态，他和谢有法分别到二十军和二十七军召开团以上干部开会统一思想。结果呢，出现了很尴尬的场面。宋时轮在大会上讲的激情澎湃，会场上却有一些人旁若无人地打瞌睡，还响起了呼噜声。

这篇文章载于《谢有法将军文辑》，文辑中没有一篇专门记录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事的文章，只在一篇纪念宋时轮逝世（作于1994年）的文章中隐约提到一些片段，尤其是开会有人打呼噜之事，似乎对兵团的政治工作不无微词。

政治工作怎么做才好？以笔者之浅见，应有三种境界：

第一，提前预判到部队可能出现的情况，预有准备，预做引导，使大家尽量少踩坑，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第二，没有明确的方向性预判，但临场反应极佳，随时随地解决问题，把病灶消灭在比较小的时候，不使之蔓延发展成大问题。

第三，亡羊补牢。虽云为时未晚，然则战场上对容错率考验极大，哪有那么多时间留给你去补牢呢？

对比一下唐亮和钟期光二位做的政治工作，一个是打洛阳之前华野中野两军合作前的教育引导，让三八两纵不要耍牛脾气，莫装。一个是评定伤亡，研究战术。人言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唐亮领导陈唐兵团，只看唐上将的传记根本看不出他牛在哪里，这就是优秀政工领导该有的样子，如果传记里到处是处理各种问题，倒是很热闹，很能见功劳，但那只是一个勤劳而拙劣的救火队长，而非优秀的政工领导。

有点跑偏了，说回军事指挥。

二、优秀指挥员该谁上

宋时轮指挥华野十纵打过不少胜仗不假，1949年跻身四大兵团司令员，还成为攻台兵团的主将，也不假。但宋上将的指挥功力，在三野同级别将领中，很难说是顶流，与其并驾齐驱者所在多有。

兵团级指挥员，勇猛敢战并非首要素质，故，宋陶二位都不是最佳人选。首要素质是准确判断形势，拿出最佳作战方案。

往下一个层面分解，以笔者愚陋之见，又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心态要稳，既不轻易被一时有利战机冲昏头脑，也不轻易被复杂困难条件缚住手脚。

第二，目标坚定，但又不拘泥于所谓既定作战目标，能随机应变调整部署，甚至从根本上否定战前所定之策略。

第三，始终保持对部队的绝对控制，即，何时何地应有哪支部队完成什么任务，要给这支部队留好大致空间，允许有个别超出其能力的情况，但一般应使其在能力范围内作战。下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打光了也要如何，这类指挥方式应尽量减少。

第四，现代化指挥素质，即对诸兵种协同作战（包括反制敌之诸兵种协同）、各种作战手段之运用、后勤保障，要有通盘的把握。

以上几条都是比较高的标准，理性分析，笔者并不能就九兵团指挥员的人选给出一个最完美人选，除了粟裕本人—当然他没办法去朝鲜，否则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很可能就是他。

粟裕以下，几位兵团级指挥员各有特点。

以综合素质而论，陈士榘似乎最强。

陈参座独立指挥兵团规模的战役战斗，胜多败少，洛阳战役、攻克开封、围歼黄维兵团三场大仗打得都非常出彩，战役节奏的把握比较稳。洛阳开封两次攻城战斗虽有波折，然智珠在握不紧不躁，加之政治工作方面有大行家支撑，作战指挥可专心投入不劳旁鹜。对炮兵运用尤其很有心得，中野部队打黄维兵团只悟出堑壕掘进之法，但最后怎样破掉十八军的核心防线没有很好的办法。陈参座一到位就调整兵力火力，一顿猛砸干碎十八军，足见其水平，人家傲也是有资格的。

许司令坊间议论颇多，仿佛此公全无作战大局观，其实不宜完全否定。许司令也有过人的优长。比如1947年胶东保卫战时，以弱兵抗强敌，许司令提出内线牵制阻敌的战法，而不是沿袭避实就虚外线运动的老套路。豫东战役、济南战役都有自己的想法，也有一事两面看待，格局层次固然不如粟裕，但也反映出许司令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种素质对陌生战场陌生敌人非常重要，跳出舒适区、打破认知障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难，唯其难而更加可贵，多数情况上是破局必须之素质。

叶飞上将有什么特点？与陈许二位相比似乎不太鲜明，但作为华野老一纵司令员，若无十分本身，能撑得起序列第一、战力第一的名位吗。思来想去，感到叶飞的作战指挥风格受粟裕影响塑造非常大，可算作是粟裕的缩小版。作战思维视野极为开阔，在复杂形势中善于判断和抓住主要矛盾。

从这个思路捋下来，也能观察到宋时轮上将不同于另外几位的特点，比如其对三野优秀指挥风格的传承，扬长避短乃是基本操作，大范围战役穿插分割，确实从整体上动摇了美军部署，使其撤退陷入混乱。

兵团级指挥员非同小可，遍观三野诸将，没有谁拥有明显高出别人一截的能力，非有推选一位合适人选，笔者以为，当属陈士榘。

三、后勤谁来掌管更好

后勤保障是九兵团在长津湖铭心刻骨之痛。冻饿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天气固然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

美军空前猛烈的火力是一方面因素。

二十七军后勤部总结经验时，曾点出：

敌向我黑云吐岭攻击时，施行炮、空同时轰击，仅一小时内即向我阵地发射3600余发炮弹，其摧毁程度几乎改变了阵地全貌……战伤特点是炸伤占80%，其中尤以血管伤、骨折伤、内脏伤多，伤部面积大、指征多、伤势严重。……近代化战争的随军医院，无论医疗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或组织力量上都受限制。

可见，在高强度考验面前，我们的后勤保障技术能力不足，亦成为战争胜利的短板。国内显露不出来，在朝鲜暴露了。

不过这仍不是主要的。

九兵团在后勤保障方面没有明白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试举几例。

二十六军在1951年1月18日形成了《咸镜南道战役后勤工作初步检讨》（即长津湖之战），有几个案例很能以小见大。

其一，领导协调工作散漫。1950年12月7日，二十六军向后勤二分部提出物资需求，二分部派出八辆汽车前运，该股运输兵力怕挨美军飞机炸，没有按事先约定的送到葛田里，只送到德实里便要求交接给二十六军。

二分部随队军械处监运员与二十六军干部再三动员，运输人员拒不同意把弹药物资卸于德实里强行开车回国。

后勤二分部系华东军区派兵派车组成，与九兵团原是一家人，一线后勤组织竟至于此。鲜明反映出九兵团层面后勤保障指挥之软弱。

其二，二分部的供应出现较大混乱。

战前规定，二分兵在国内负责供应二十六、二十七两个军，对其供应能力估计过高，实际其运输能力只能保障一个军。供应过程中，给二十七军运了大批粮食而武器弹药不足，对二十六军只送大批弹药而武器不足。

战役中供应关系又改为四分部，九兵团前后不能协调，二十六军后勤部手忙脚乱，没有拿出专门的中心会计统计收发物资数字，到底哪些物资损失多而哪些物资损失少，一团乱账，无人能管。故，部队到战场时尚携带着从华东一路带来的蚊帐，到长津湖地区没有蚊子，士兵们不得已拿来当被子用。

这些问题，都算在宋时轮头上恐怕不太公平。华东军区和三野分派入朝将领时，很明显对后勤领导力量过于疏失。

谁能去呢？

华东系统后勤保障领域有两位专家，一个是邓子恢，一个是刘瑞龙。邓子恢偏重于地方经济力量和支前力量动员，刘瑞龙偏重于野战军供应保障的组织指挥。

刘瑞龙在解放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后勤保障经验，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民工支前力量的组织与定位，每纵配备数千人，并对其职能进行定位。

第二，对机动作战中的粮弹供应提出了很好的办法，即粮站机动。

第三，成立高级别支前、后勤领导机构，并尽可能地把后勤指挥机构前移，甚至要设到作战一线。

第四，每到新区即统一货币，遏制财经混乱。

第五，把依靠农村供应一切，转为粮秣靠农村，被服和鞋袜由大城市商人包征等。

刘瑞龙当时在华东主持土改工作，受刘少奇亲自嘱托，责任很重，去朝鲜并不现实，但并不妨碍另抽后勤战线上的明白人，比如邓子恢调走后接替其工作的傅秋涛，此公也是一位精通后勤支前工作的大行家。

惜乎三野虑不及此，既没有给九兵团派一位专管后勤的副参谋长，也没有往东北军区派一位总协调后勤事务的高级领导人，当然这可能涉及到军委层面的统一协调，各方面原因限制，使得九兵团在朝鲜的后勤领导力量过于薄弱，种下深深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