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近代史的读者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个“第一刺儿头”刘安国，其历史原型就是在淮海战役被俘的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他1925年入团并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的时候，已经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书记兼师长周逸群）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他在黄埔四期学生队未分科前住一个宿舍的林同学当时还只是上尉。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颇有感情地回忆了他与林同学打架后冰释前嫌的过程：“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育容（当时是另一个称呼）在那里，你看到没有？’‘咦？林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文强急急忙忙跑过去，林同学背对着文强，并不知道文强已经到了自己身后，在别人提醒下才转过头来：“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我看他还有点不大高兴的样 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文强这番描述，绘声绘色，足见他很重视那份同学情谊，后俩后来还见过一次面，这次是林主动开口：“老文呵，咱们又见了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

两个黄埔四期生住一个宿舍的时候打过架，后来又成了南昌起义的战友，他们互称“老林”、“老文”，读者诸君看了也会觉得亲切：咱们上学的时候，虽然比文、林年纪小些，但也是互称“老某”，这跟年龄无关，而是同学真挚感情的一种抒发——只有同学情，是不掺杂任何功利色彩的，大家都是肩膀头齐论弟兄。

林同学也不是不会开玩笑，他跟文强的冷幽默，倒是很符合他的性格，这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些联想：南昌起义的时候，文强的级别已经不低了，如果他不去军统当什么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主任，是不是会跟他的林同学成为野战军搭档？

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刘安国”总是强调“我不是叛徒”，这也是符合史实的：文强确实曾经被捕，但却绝没有叛变，当然也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个战友和同志。

文强在担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期间，他的三个同宿舍同学也都在东北，但已经分属两个阵营：政治科的文强和步兵科的林伟俦一伙，政治科的李运昌和步兵科的林育容一伙——在学生队的时候，他们都住在陈（陈炯明）家祠堂的一间宿舍里，文和林就是在那间宿舍打的架，当时文是入伍生第三团三营 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张慎阶）的班长，二林和李运昌跟他一个班，当时的林同学很勇敢，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同宿舍的同学当时还起哄：“这个九头鸟（林是湖北人），好厉害，敢打班长！”

文强在东北没有与打过架的林同学第三次见面，却跟林同学以及李运昌有些交集，《文强传》记载：“在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挥下，与扼守山海关一带阻止国民党军出关接收的中共军队李运昌部展开了激战。李运昌与文强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那时都是中共党员，两人还曾是同桌。此时李运昌是中共任命的热河省政府主席、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总司令林也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半个世纪后，李运昌与文强在北京参加黄埔同学会领导工作，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又成为同志好友。”

抛开文强与同学们的恩怨纠葛，咱们还是回过来看文强的被捕经过。

据《文强传》和《文强口述自传》描述，参加南昌起义后，文强转战各地，并于1931年担任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领导着领导二十三个县的苏区根据地。

也就是在担任川东特委书记期间，文强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他被捕的过程，也是因为一次离奇的巧遇：文强被任命为川东特委书记的同时，还要兼任川东军委书记，而这个军委书记，上级原本是想任命文强的黄埔四期同学廖宗泽的，但是廖宗泽因病不能赴任，就只好由文强的老搭档李家俊（同年被捕牺牲）来担任，文强就是到重庆接受任务时，被一个过去的“学生”认出来，并当街大喊大叫招来特务逮捕的。

廖宗泽这个人，可能有读者对他有些印象：沈醉的回忆录中有这个人，是军统局总部督察主任，在叛变前，还当过四川红军第一路军第一师政委，他称病不去川东当军委书记，却跑到南京洪公祠黄埔军官学校同学会登记自首并加入了特务组织（先跟康泽，后来又去了军统）。

文强被捕后就被吊了起来，但并没有受到酷刑，那是因为文强斗争经验丰富，编了一套假话，把川军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特务都忽悠懵了——也正是文强编的那番假话，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据文强自己回忆，他当时为了敷衍特务，就半真半假地讲了一些在川东打游击的故事，也编造了他来重庆后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方法：到大梁子邮局投递一封“存局待领”的信，写明自己已到重庆，住于何处，然后再在朝天门码头城门旁边画一个大鼻子，这样就自会有地下党的人知道是他来了，派人来会他。

文强编的全是假话，特务“按图索骥”当然是扑了一个空，但是他们却大做文章，在1931年7月23日的《重庆新民报》上宣称“昨日捕获之赤匪省委文强供称，该处王大有系接头人。”

这条“文强供述”的消息，又被万县的《万州日报》转载，“文强叛变”的消息自然就传扬开去，当时的四川地下党组织也信以为真，就在营救文强出狱后，对他进行了比较严格的审查。

文强一向心高气傲，觉得自己编假话忽悠特务，并没有提供一条真实消息，自然也没有背叛之说，所以就跟罗世文（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文强称其为代理书记，1940年3月18日被捕，1946年8月18日遇害）吵了起来。

我们细看《文强口述自传》就会发现，罗世文最初想给文强的处分并不重：“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没想到文强一听就急眼了：“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

文强不服罗世文，吵架的时候还骂了街，最后留下一封信就离开了四川，要去上海找周主任评理：“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

文强这一声“再见”，就再也没见，他到上海找到周主任的住处，从门缝里得到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个“苏”字，文强不知道这是让他去苏区还是去苏联， 就在迷茫中跑回了湖南老家，一步错步步错，就这样被廖宗泽拉入了歧途。

廖宗泽叛变后把文强也拉下水，最后两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重逢”：文强一直呆在功德林并于1975年特赦，廖宗泽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于1971年病逝。

文强直到1975年特赦，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在《口述自传》中强调：“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 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

文强不承认自己是叛徒，特赦后也没有人说他是叛徒，所以文强加入军统如何定性，就成了一个问题：文强特赦后既不出国也不去台，更不要蒋家父子给他百万美金“补发薪金”，如果他当年肯接受处分不离开四川，或者在上海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他后半生的发展和成就，是不是会令黄埔四期同学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