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5年10月到1911年4月，革命党人进行了十次武装起义。

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一开始，大家认为起义失败，是因为慈禧还活着。

但慈禧死后，孙中山、黄兴精心筹划，集中了同盟会精英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仍旧以失败收场。

这场起义失败导致的影响，用孙中山的原话说：“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他由此认为，革命党要想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估计还要进行一场二十年的持久战。

然而，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黄花岗起义几个月后，武昌的两个小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组织的一起起义，却阴差阳错地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最终令清王朝土崩瓦解。

1911年，蒋翊武等人在武昌黄鹤楼举行会议，将之前的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会员。

蒋翊武为了发展会员，还参加了新军，他的公开身份是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正目（班长）。

当时，湖北新军编练有一镇、一混成协，官兵合计16104人。

这其中，文学社成员占比约五分之一。

文学社在新军中积极扩大组织的同时，同盟会的外围团体共进会也把目标转向湖北，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不过，即便按照这个趋势发展，武昌起义的成功性也不大。

毕竟革命力量还是太弱了。

但就在这时，清政府送上了一份大礼。

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了筹备多年的责任内阁名单。

看到这份名单后，举国哗然。

十三人的内阁，旗人竟然占到九席，其中皇族七人，而汉官却只占四席。

如此扯蛋的权力分配，瞬间让立宪派对清政府彻底寒心。

清末政治格局，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力量都不强，真正强大的是立宪派。

当时，真正的保皇派就是八旗少壮派的那一小戳子。

革命派主要是留学生和会党（帮会），数量也很少。

立宪派是些什么人呢？

广大的地主、绅商，大部分汉人督抚，各省新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乃至一些中下层旗人，都属于立宪派。

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群体。

强大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都不得不极力拉拢。

然而，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却不在乎这群人的感受。

什么责任内阁，什么参政议政。想分我的蛋糕？想都别想！

立宪派苦等多年，却发现自己被耍了。

一时间，许多人认清现实，转身投入革命。

而就在此时，清政府又下了一步臭棋。

“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偿还列强的借款，取得外国的支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银行。

朝廷言而无信，四川民众立即掀起罢市、罢课风潮。

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镇压，打死三十余人，但形势并未因此好转，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运动。

1911年9月，四川的立宪派、同盟会、哥老会，联手闹事，围攻省府成都。

面对形势即将失控的局面，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六千人入川镇压。

端方带来的这六千新军，倾向革命的官兵不多。

而留在武昌的一万余新军，支持革命的约四千人左右，另外还有许多摇摆派。

如此一来，革命力量在武昌新军中，就占了上风。

1911年9月24日，见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确立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任总理的领导班子，并决定于10月6日发动武昌起义。

会后，蒋翊武派人通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约定湘鄂两省同时在10月6日发难。

起义时间之所以要定在10月6日，是因为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而民间一直有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

可是，就在两个革命团体开会的当晚，武昌城外却发生了“南湖炮队事件”。

9月24日夜，驻扎在南湖的新军炮队，有几名即将退伍的士兵喝酒喝嗨了。

常言道，酒不醉人人自醉。

人一旦喝高了，情绪到位，天王老子来了都得当面扇几个耳刮子。

这几人在酒精的刺激下，想起自己平时被排长欺负的委屈事，顿时愤慨不已，便抄起家伙找排长打了一架。

打完架后，酒蒙子们还不解气，又从军械库中推出三门大炮，准备开炮轰了军营。

只不过，大炮和炮弹平时是分开存放，这几个人当时又是醉醺醺的，没找着炮弹。

等到酒意散去，几人发现闯下大祸，一哄而散，这场闹剧才收场。

事后，虽然湖广总督瑞澂和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选择冷处理，只是将闹事士兵开除军籍，草草了事。

但这件事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打草惊蛇。

瑞澂为了避免再发生此类事件，下了三道命令：

一是收缴士兵子弹（值勤士兵除外），实行械弹分离。收缴的弹药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

二是加强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等名义搞私人团建。宣布农历八月十五不放假，军队提前过中秋。

三是宣布换防，将武昌新军一部分营队与驻防宜昌、襄阳、岳阳等地的新军互换防区。

这一变故，影响太大了。

因为蒋翊武所在的四十一标三营要被调防到岳阳。

与之同时，湖南那边也发来密电，说准备不足，恳请延期十天举行。

不得已下，起义指挥部只好将起义时间推后，延至10月16日。

推迟起义，也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准备工作可以做得更充分一些。

然而革命党人在准备期间，却又出了意外。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一不小心引起爆炸。

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刘公带着弟弟刘同跑去凑热闹，刘同当时正在抽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看到满屋子的炸弹，竟然随手弹烟灰，结果把烟头弹入炸药中，引发剧烈爆炸。

二是说孙武当时喝了酒，精神格外兴奋。他看着满屋子的炸弹，一时兴起，抓起一颗炸弹往案桌上一顿，不料用力过重，导致了爆炸。

不管爆炸是因何引起的吧，反正结果就是一屋子炸弹爆炸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租界的巡捕肯定要来查明情况。

在场人员来不及收拾，只得仓促转移，将受伤的孙武紧急送到城外。

等到巡捕来了后，在废墟中搜出了革命党的名册。这下闹大了。

瑞澂闻讯，立马派人交涉，拿到名册，然后放出狠话：第二天照单抓人，把军中的革命党全部抓出来毙了！

其实，瑞澂只是在作秀。他的实际打算是杀几个革命党头头就罢手。

四千多革命党，如果都杀了，湖北新军也散架了。

但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瑞澂的虚张声势，反倒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

众所周知，造反或起义，都需要做战前动员。

动员力度越大，成功把握才越大。

而最好的动员方式，莫过于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只有当大家没了退路，士气起来了，不得不拼死一搏，才会勇于在战场上玩命，起义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

新军中的革命党并不知道瑞澄的真实打算，顿时人人自危。

10月9日夜，得悉情况危急，蒋翊武从岳阳赶回武昌，召集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邓玉麟等人商议对策。

商议的结果是决定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举行全城起义。

傍晚时分，邓玉麟负责到南湖炮队传达总指挥部的最新命令。

杨洪胜则带着两盒子弹，打算悄悄送给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

但邓玉麟出门前，武昌各个城门都已提前关闭，导致他无法出城。

而杨洪胜送完子弹后，刚走出工程营的营房门，就被清军逮住了。

结果，蒋翊武一伙人没等来炮响，只等来了屋外的大批军警。

面对军警包围，彭楚藩、刘复基当场被捕，只有蒋翊武假扮成厨师，乘隙逃脱。

10月10日清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在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遇害。

1948年，为纪念三烈士，武昌平阅路改名为彭刘杨路

处决了彭、刘、杨三人后，瑞澂在加强督署的防卫及要道巡逻的同时，还禁止各营官兵串门。

不能串门，意味着得不到最新消息。

估摸着大难临头，工程第八营班长熊秉坤赶紧召集蔡济民、吴醒汉、金兆龙等革命党同志，举行密议。

大家一致认为，事情有变，不能再等南湖炮响。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成败在此一举！就算起义失败，也能青史留名。

密议后，几人分开搞弹药，通过各种方式弄来六盒一百五十发子弹。

当晚，工程营一个叫陶启胜的排长查房。

陶启胜见金兆龙不睡觉，还在擦枪，便大喝道：“你要造反吗？”

金兆龙早就等着这一刻了，随即站起来说：“你说老子造反，老子就造反。伙计们！还不动手，更等何时？”

说罢，就与陶启胜打成一团。

随后，一个叫程正瀛的士兵向陶启胜开枪射击。

这一枪，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听到枪声，熊秉坤冲到室外，又连放三枪，作为起义信号。

然后，熊秉坤带着工程营的数十人赶往楚望台军械库。

当时的楚望台军械库中，储有数万枪支，子弹数十万发。

如此要地，几十个人显然是拿不下来的。

不过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守卫军械库的士兵主动打开了大门，表示我们也支持革命。

取出军械库内的弹药后，工程营几十人集体朝天放枪。

这一连串枪声，惊动了武昌城内的其它军营的革命党。

虽然起义领头人这会儿都不在，可是先前的谋划早已布局好，蒋翊武的手令，也基本上已经送到各营。大家只是等待那第一声枪响而已。

既然第一枪已经打响了，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很快，各营革命军纷纷赶到楚望台军械库取弹药。总计三千人。

先前，瑞澂为了省事，把新军的武器弹药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

但不想，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反倒在客观上让起义部队不约而同地聚拢在了一起。

瑞澂

不过，虽然这时候参与起义的人很多，其中却没有高级军官，中层军官也没有。

大家相互望去，看到一个叫吴兆麟的连长。

于是，吴兆麟便被众人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火线上任后，作出如下部署：

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以两个排守卫军械库和指挥部；

以一个队夺占中和门，迎接城南炮队入城；

派数人向通湘门、中和门一带侦察敌情，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

派人分头递信，催促武昌城北还未起事的各营响应；

另留一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结待命。

驻守城北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工程队和炮营收到消息后，本打算就近从武胜门入城。

但众人没弹药，连守卫城门的消防队都打不过，只好绕了一大圈，由通湘门和中和门入城。

该来的都来了，起义军遂兵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督衙门和第八镇司令部。

进攻期间，第八镇统制张彪指挥清军顽强抵抗，以致攻打总督府变成了一场血战。

为了减少伤亡，起义军在总督衙门附近放火，引导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发炮轰击，顿时击垮了清军的抵抗意志。

瑞澂见势不妙，命人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

张彪听说瑞澂跑了，无心恋战，也带着人马退出武昌。

如果瑞澂和张彪不跑，战斗估计还得打上一两天。

但两人仓促逃走后，被甩在城内的清军士兵群龙无首，斗志全无，只好投降了革命党。

1911年10月11日上午，武昌城头飘扬起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宣布武昌起义胜利。

第二天，起义军趁胜追击，渡过长江，接连光复汉阳和汉口。

至此，武汉三镇光复。

但还是那个老问题。

当起义军掌控局面后，大家左看看、又看看，事先制定起义计划的领导人，现在一个都不在武昌。

蒋翊武在先前的大搜捕中逃脱，这会儿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孙武先前因被炸弹受伤，这会儿还在医院治疗。

刘公此时也不知道在哪里。

参加了起义的人中，最大的官依旧是连长吴兆麟。

这种分量，明显压不住场，也无法激发武汉市民支持革命。

所以，起义军接下来只好另找大人物出任都督，组建湖北军政府。

一开始，大家决定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

汤化龙是湖北立宪派领袖，在当地颇有些声望。

如果他能同意，当然很好。

但汤化龙担心万一朝廷反扑，自己会被诛九族，便婉言谢绝。

见汤化龙不干，起义军又找到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

按照以前的说法，黎元洪是被起义军从床下拖出来，强行推上都督之位的。

不过近年也有人考证过，黎元洪“床下都督”的说法，源自民国初年的戏说。

起义发生时，黎元洪确实惶恐过，抵触过，也亲手杀死过一名革命党士兵。

恐慌情绪影响下，使他躲到参谋刘文吉的家中。

但当起义军总指挥部派人来请他后，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出任了都督。

事实证明，推举黎元洪做都督，是相当正确的决定。

毕竟是旅长级别，全国也没几个。

据史载，当第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张贴于武昌街头时，到处挤满了围观民众，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武昌街头巷尾，可谓万头攒动，群情激奋。

受此影响，一些隐匿逃散的军官纷纷出来，表示愿意归附军政府。

之后几天，各省云集响应。

10月22日，长沙新军起义，湖南巡抚余诚格逃走，湖南独立。

同一天，西安新军起义，宣布陕西独立，张凤翙被推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

10月23日，革命军在九江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政权。七天后，江西全境宣布独立，吴介璋出任江西都督。

10月29日，太原新军士兵起义，山西独立。

10月30日，蔡锷率领云南新军发动“重九起义”，云贵总督李经羲被礼送出境。

11月3日，上海独立。陈其美被推选为都督。

11月4日，贵州巡抚沈瑜庆主动辞职，贵州独立。

11月5日，浙江革命军攻入巡抚衙门，生擒浙江巡抚增韫。

同一天，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反正，被推举为江苏都督。

随后，江苏、浙江革命军组成江浙联军，攻打南京。两江总督张人骏逃跑，江南提督张勋兵败，退走徐州。

11月7日，广西巡抚沈秉堃仿效程德全，宣布广西独立，被推举为广西都督。

11月8日，安徽各方人士请求巡抚朱家宝响应起义。朱家宝最初不同意，后在袁世凯默许下，又改变主意，宣布安徽独立，就任安徽都督。

11月9日，福建新军发动起义，闽浙总督松寿拒不投降，率领驻防八旗与革命军激战，兵败自杀。随后第十镇统制孙道仁被推举为都督。

同一天，广东民众要求两广总督张鸣岐宣布起义，张鸣岐假意接受，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但随后借机逃跑，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

11月13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迫于压力，宣布独立，被推举为山东都督。但十几天后，在北洋军的压力下，山东又取消独立。

11月2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无力控制局面，主动释放原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并移交大权。尹昌衡被推举为都督。

四川的独立，让此前率军入川的端方很尴尬。

为了笼络人心，端方为每名士兵颁发发银质奖章一枚，五品军功札子一件。

然收效甚微。端方最终死于军队哗变。

除了上述区域外，革命党在东北、河南、甘肃、新疆也发动了起义。

其中，东北、河南、新疆的起义失败，甘肃起义反复多次，直到1912年3月才迫使陕甘总督长庚移交大权，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

而此时的清朝，已经灭亡了。

回看武昌起义前后，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自始至终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但就是这么一场意外频出的起义，却让清王朝这家百年老店最终垮台。

如果，当时的清政府不搞什么皇族内阁，不打破政治平衡。

即便武昌起义能成功，后面也很难引起十五省响应起义的连锁反应。

但当皇族内阁名单公布后，立宪派内部发生分化，许多人愤而倒向革命派，清政府也失去了统治根基。

怎么说呢，这就是典型的吸口气都能咳死你。

压死骆驼的不是那一根稻草，是那许许多多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