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国民党陆军上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化装出逃时，在四川江安被解放军抓获，成为被俘的国军将领中军衔最高之一。

没过多久，王陵基被送到重庆白公馆，这里曾是国民党关押共产党“要犯”的监狱，如今却成为共产党改造国民党战犯的所在。

上将级别最高，生活能力也最差，早晨起来便闹笑话。

过去，总是副官帮他挤牙膏、刮胡子，这会儿连牙膏也不会挤。

一筒牙膏拿在手上，挤了几次挤不出来，便用两手捏住，使劲一按，结果牙膏跑出了一尺多长，忙问人：“哎，啥子方法收回去？”惹得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刮胡子时情形更惨，照例要在脸上留几道口子，腥气逼人。

养尊处优数十年的王陵基，就从这些琐事上，开始了重新做人的第一课。

高墙之内，战犯的人格受到尊重、生活也得到优待。原以为必死无疑的王陵基，又恢复了爱说笑话的本能。

他向新到这儿来集中的战犯介绍说此地叫“四望楼”，别人不解，他摇头晃脑道：“夜里望月亮，早上望吃饭，中午望晚饭，晚上望睡觉。”

而每次吃饭之前，这个曾为四川“刘神仙”大徒弟的上将，又必定先坐在床铺上“坐禅’，—双手合掌，二目紧闭，口中念念有词，一直到念累了，才抢过碗，大口大口地吞吃，胃口极好。

对此，一些已有悔悟之心的战犯们颇不以为然，他们说王陵基即使睁开眼睛，也看不见多少东西；至于“坐禅”，更同他过去以杀人而闻名的“王灵官”之绰号极不相称。

战犯管理所当局自然愈加清楚，王陵基这些言行，均与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顽固心态相联系着。

从促使王陵基尽快改变抗拒态度的愿望出发，山城人民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了斗争王陵基大会。充满血泪和愤恨的揭发控诉，使王陵基坐立不安，自我封闭的灵魂之门，开始有所触动。

1956年，重庆战犯管理所决定组织战犯外出参观四川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但考虑到“王灵官”在当地欠下的血债太多，认识他的人不少，万一有群众找他算账会引起麻烦，就把他和徐远举、廖宗泽等人先行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在功德林内，王陵基听到了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传达，有关“给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的论述，颇使他受到震动，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新生。

不久，管理处组织战犯边学习边认罪，徐远举在《学习园地》上发表文章，指责王陵基是193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是其学生刘湘屠杀爱国学生的帮凶。

王陵基得知后，挤进围观墙报者中间，站到最前面一遍又一遍阅读，两次摘下1200度的近视眼镜，掏出手帕擦汗水。

看毕，他又挤出人群，在走廊上走来走去，逢人便说“啷个开交？啷个开交哟？”

最后跑回寝室，写了篇《事实如下》，贴在徐远举的文章旁边作答辩，声称当年屠杀学生的布告不是他出的，他作为刘湘的军师，只是间接有罪云云。

殊不料此举反而引起全场哗然，众人都说“王上将不打自招，间接有罪与直接杀人有何区别？古今中外的反动头子都是发号施令的，并不曾直接动手杀过人。难道刽子手的罪重，指使刽子手的反而罪轻吗？”

王陵基闻之怅然，终于叹道：“我有罪，重得很哟！”

几天后，他写了一首诗，末尾两句是：“上将不可当，宁愿挨一枪。”

战犯管理处继续组织战犯去各地参观学习，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使王陵基感慨万千。

在座谈会上，他举起手来主动发言：“我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朽，自辛亥革命起，我一直是在政治舞台上，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间奇迹都出现了。我深深地感到自己落后了，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学到老。我敢于在同学们面前宣誓，我王方舟再也不做顽固蛋了，一定要争取改造成新人。”

过去，若有人问他年岁几何，他必答“和蒋介石同年”。现在，他改成了“和朱德同年”。

1958年秋天，王陵基不愿接受功德林当局对他的特别照顾，报名去秦城农场参加劳动。

这位刚被俘时连刷牙刮脸也要出洋相的上将，这会儿表现出色，还发明了用苞谷搓苞谷的简易脱粒法，颇受领导和同学的称道。

当人们劝他注意休息时，他起而申辩：“劳动，是为了改造思想……”这个76岁的老人，正在走向新生。

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获得特赦，第一次拥有了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从法官手里接过特赦证时，他情感激动，难以自禁。人民政府对王陵基的晚年生活，作了妥善安排。

1967年3月17日，他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

参考资料：《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特赦令：中国无在押战犯》（中国社会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