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
本篇，我们来介绍李勣。唐朝开国名将，以英卫二公为首。但这两人之间，差别其实颇大：若论武功之煊赫，又或者军事成就之辉煌，李勣远不如李靖；但在官爵以及身前权势上，李靖又远远不能望李勣之项背。这种反差，固然有时代的原因，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于个人的“经营”：不同于李靖的政治不敏感，李勣在很多次关键的政治选择中都押对了宝，这才是他富贵终老的关键原因。如果从“努力与回报”的平衡关系来看，这显然极不公平。但两歧遂分的背后，不过是不同的人在面对帝制时代家天下的权力格局时，做出了不同选择。前篇我们已经介绍过李靖的生平，因此今天，不妨就来走进李勣的故事，去看看那些精巧的“赌”与“博”。
李勣本姓徐，原名徐世勣，字懋功——对，就是各种隋唐评书中“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徐茂公的原型。但评书的演绎，与事实其实有诸多不符。首先一点，就是徐世勣并非士族出身，而来自于豪强大族。据其晚年自述，他十几岁就开始做杀人越货的生意了，这并不是一个士族子弟能干出来的事——而这，可能也才是徐世勣家族原始积累的来源。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徐世勣是最早参加翟让起义队伍的人。翟让当年在山东一带，召集亡命徒扯出大旗，最后上了瓦岗——而徐世勣，正是元老之一。但之后，翟让与李密内讧争权，徐世勣却站到了李密一方。当时发生了一点小意外，两方火拼时，徐世勣被“友军”重伤，几至于死，被李密发现后得以救治。此后，徐世勣即向李密输诚。此时的李密，还在忙于与王世充“菜鸟互啄”——相关内容我们之前已经写过，链接详见文末。双方互有胜负，徐世勣也参加了这些战役。不久后，李密偶然被王世充击败，断了东归的道路。穷途之中，他并不多的选项里，有一项是潜行回到瓦岗一带——这一带此时还在徐世勣的控制之下。但李密却不敢信任徐世勣。
李密想到的是当年火并之时，徐世勣几乎被杀，因此认定徐世勣会对自己不利。百般权衡之下，李密转而投唐——这部分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也介绍过，这个重大失误，可以算作是李密这一谋略大师的人生污点。但这却几乎是李密送给徐世勣的天大富贵。随着李密投唐，徐世勣也要面临关于未来归属的权衡抉择：此时他控制下的土地实力，几乎是所有反隋武装中最大的一支。而且，虽说自己是李密的前下属，但自李密向李唐投诚以后，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他的控制力。在百般犹豫之后，徐世勣经魏征劝说，愿意输诚于李唐政权。这一年，徐世勣28岁。
这里有两个细节很需要注意：
其一，徐世勣是接受了魏征的劝说投唐的，而此时的魏征还是太子李建成的属官。因此在派系倾向上，他隐隐算是太子一党。其二，决定降唐以后，徐世勣并没有直接向李渊递户籍资料，而是通过李密做了转交。这其中的隐含意义在于，他是作为李密的下属，来做这番报效的。史书记载，李渊在收到徐世勣的降表后，没有其他东西，不禁感到奇怪。不久后，土地人口图册由李密进献，李渊才明白徐世勣的用意，由衷感慨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并意欲加封徐世勣为王爵，但徐世勣固辞不受。同时，李渊还给了另外的优待：赐姓。自此，徐世勣变成李世勣。
这个故事，只不过看起来不错。站在李渊的立场上，李世勣的功劳当然当得起一个王爵，他的这种行为在道德上也无可指摘，但在李渊内心之中，他真的喜欢李世勣的这种做法吗？李世勣的做法，说明了他还是李密的下属。在帝制早期尚存“二元君臣”观念的情况下，这无异于是在拒绝李渊：我不愿意做你李渊的臣子，而只愿意做李密的臣子。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同时，李世勣的这种行为还给李密带去了错误的暗示。投诚后的李密不甘心臣服于李渊，想要离开关中，重新回到瓦岗，企图东山再起。而他所有的资本，就是此时的李世勣。李密认为，这个人一直向他效忠，并且现在还控制着大量地盘。当然，李密的这个企图最后没能实现。不久后，李密预谋逃离关中，投奔李世勣东山再起，因此而被李渊所杀。不出所料地，李世勣安葬了李密，“一以贯之”地践行着他的臣子义务——自然，这又一次为他赢得了李渊和世人的“赞许”。但这里不妨多问一句：如果李密没死，真的逃到了山东，李世勣到时候该怎么选择？大概，只能是跟着李密一条路走到黑了。否则，之前表的忠心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密的死，才是真正成就了李世勣的未来。
行文至此，似乎还没有提及李世勣的军事能力。因为不同于李靖和李世民的天纵英才，李勣早年间战绩并不卓著，甚至还多有败绩。最惨的一次，是在投唐以后，惨败于窦建德之手，几乎全军覆没。更为尴尬的，是因为父亲被窦建德所俘，再加上形势所迫，李世勣竟然投降了窦建德。窦建德同样给了李世勣高官厚禄，只不过李世勣后来又逃回了唐朝，总算是于大节无亏。此后，随着天下平定，李世勣一直都作为地方边将，镇守在山西一带防备突厥。虽然李世勣深得李世民倚重，李世民曾说：古人修长城抵御外族，劳民伤财不说，作用有限；而我用李世勣守边，可比长城。——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但不可否认，在早年间群星闪耀的贞观名臣里，李世勣的光芒并不耀眼。更多的时候，他都只是陪衬而已。
命运再一次变化，已经要到贞观十七年。还是因为改易太子一事。我们已经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过，贞观十七年的改立太子，是贞观一朝政局上的巨大变化：随着李治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构建起完整的接班执政班底，可以这么说，此时即便是李世民想要收回权力，也已经力有不及。而在这个新班底里，李世勣是关键人物。这当中既有偶然，也有必然。虽然同为乱世中第一代争霸天下的局中人，但李世勣有个优势：年龄。虽然他比李世民要大5岁，但当李世民开始为后世布局人事时，李世勣50岁的年纪，对一个大臣来说就是“职业生涯”的黄金期。这让李世勣天然就有辅佐下一代君主的优势，也给了他在未来能够卡位的必然。而偶然因素，则是职位。从贞观初年开始，李世勣便在山西一带防备突厥，职位是并州都督。后来，李治封晋王，依照惯例要出任并州大都督，李世勣于是改授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世勣在并州一带前后长达十六年，在这期间，有十二年都是作为李治的直接下属任职。虽然李治并不之州，但这层上下级关系却一直都存在。虽然在贞观十一年时，李世民一度开始为当时的太子李承乾配置官署，李世勣因为年资和功绩，兼职太子左卫率——这是东宫的最高武官，李世民故意将李世勣置于此处，在当时就是为了增加李承乾的威望。但李世勣一直都在并州前线，并没有到长安任职，因此到贞观十七年承乾谋反之时，李世勣几乎未伤分毫。随即，李治便被立为太子。李世勣被召入长安，出任兵部尚书，接替因谋反被杀的侯君集主持军事。从此，李世勣进入核心权力层。此后，直到李世民驾崩，李世勣的职位都几乎没有什么变动。
在这些年间，又有一些古怪的小细节值得一提：
贞观十六年，李世勣在出征薛延陀途中罹患暴疾，需要焚烧胡须后的灰烬做药引。李世民当即把自己的胡须剪下，为其和药。史载，李世勣不停地磕头，至于头破血流，以感激李世民的恩情。贞观十七年，在某次宴会中，李世民闲聊说：我准备将我的小儿子（指李治）托付给大臣，想来想去，没有比你更合适的。当年你对李密不离不弃，如今又怎么会有负于我呢！史料在这里的记载是，李世勣痛哭流涕，叩谢皇帝信任，甚至于把手指头都咬破了。随即，又在宴会上欢饮无限，以至于沉醉不醒。而李世民则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揭下来，盖到李世勣身上——结论是，“其见委信如此”。这个君臣相知的场面，看起来皆大欢喜。但仔细琢磨，又透着怪异：这真的是委信吗？题外之意，李世民更多的应该是君上驭下之道。而李世勣，则是在努力的配合着表演了。事实上，李世民虽然对李世勣重用有加，但绝少信任。最为有名的一件事，当属李世民临终前对李世勣的贬斥，以及向李治的叮嘱：如果李世勣愿意赴任，那么等我死后你就把他召回，可以施恩；如果他不走，即刻杀掉。这其中的考虑，应该是李世民怕自己去世以后，李世勣会发动兵变，因此先把李世勣给赶出长安城——这何止是不信任了，简直就是猜忌。而李世勣当然也明了其中含义，在接到任命后，连家都不回就直接出了城——严格说来，这其实有些用力过度了。不过当然，李世勣的这段表演也没坚持多久。二十多天后，李治顺利继位，李世勣即被召回。李世民在世时，因“世”“民”二字常用，所以并不避单字讳。如今，李治登基，开始避单字讳，李世勣自此改名李勣。
此后，李勣兢兢业业地打好自己的工，直到立后之争爆发。长孙无忌反对立后的考虑，更多是针对于武氏的出身，想要顾及朝廷体面，而这也是几乎所有元老重臣的看法。李治在这些年和舅舅的拉锯战中，虽然也找了一些帮手，但都是些中下层官员。到了宰相这个层面，没有人愿意支持李治的胡来——绝大多数人都是激烈反对。立场最温和的大概要属于志宁，但他也用沉默表示了不同意。因此褚遂良当时提出的斗争策略是合适的：长孙无忌、李勣权重太大，不适合直接站出来反对皇帝；于志宁等人权威又不够，反对力量不大。只有他褚遂良夹在中间，正好能够代表宰相团队提出意见，反对皇帝。李治即便再恨他，只要有长孙无忌和李勣在，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李勣反水，那么武则天根本就没有当皇后，以至于后来称帝的希望。但偏偏，李勣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李治召集宰相时，李勣称病不至，这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不愿意站在长孙无忌这一边。而后面对李治的单独询问，李勣又说出了“此乃陛下家事”这种表面中立、实则支持的话，这才是武氏得以立后的最重要支持。至此，李治终于可以抛开长孙无忌行事。在典礼上，具体执行册立礼仪的，正是司空李勣，而非百官之首的太尉长孙无忌。为什么李勣要支持武氏？是因为武氏的收买吗？肯定不是。李治夫妻曾经贿赂过长孙无忌，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遭到了拒绝。而既然长孙无忌的路走不通，那么李勣就是李治夫妇必须争取的对象。如今李勣名分已高，是朝廷里长孙无忌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李治夫妇所能给的最大出价，也就是让李勣越过长孙无忌，成为朝臣之首。但问题是，李勣并非弄权擅权之人，不管之前还是之后，武人出身的他即便身在政事堂，也绝少过问朝政。所以，李治到底是如何说服李勣的呢？可能，并不是李治说服了李勣，而是李勣主动选择了皇帝陛下的阵营。
回溯李勣的人生，在疆场上，他戎马倥惚，战功无数；在朝廷中，他位居宰辅，权倾天下。看似月圆水满，但贯穿其中的问题，却是他始终都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当年在瓦岗，他努力寻求李密的信任；投唐后，又极力想塑造一个忠义无双的形象。但偏偏，他越想给自己塑造这么一个形象，就越让人对他不放心：李密不放心他，李渊不放心他，到了李世民，已经是二十多年的交往和了解，依然不放心他。以李世民的阅人无数，他一定是在得知了李勣的很多事情后，才会得出此人不值得信任的结论。而事实上，李勣后来在武则天立后一事上的反水，也的确当不起李世民对他的信任。《论语》里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可李勣，不管战功如何卓著，都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值得别人信任的人。而事情的可怪之处，也正在于此：李勣一生，不管对着李密还是李世民，都在汲汲于营造忠诚无二的形象。可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可能，从最开始李勣就错了：当年他对李密的态度，着实有些用力过度了。这大约就像女孩问男朋友说：你爱我吗？没想到男的直接喊了一百多号兄弟列队喊口号：我永远爱你！！！！这种用力过度，给不了对方安全感，反倒让人疑心顿起：我就随便一问，你搞这么大阵仗，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当李勣把户口图册送到李密手中而不是李渊手中时，他这种故意表忠心的行为，就已经让人觉得可疑。这件事，李勣其实是给自己挖了一个极大的坑。假如当年李密能成功逃出关中，当时的李勣该如何抉择？跟随李密，是对李唐的不忠；不跟随李密，那之前所有的表忠岂不变成了笑话？所幸的，不过是李密并没能活着逃出关中，避免了李勣会陷入到这种“道德困境”中。
那李勣为何会如此不智？这里又牵涉到一个绝大的话题：武人的命运。在帝制时代的任何时期，武人——尤其是那些有能力颠覆皇位的武人，从来都是皇帝重点关注的对象。武人身陷其中，看上去权势熏天，但实际上，命运浮沉，身不由己。前代几百年间，惨剧比比皆是：东晋刘牢之、南齐陈显达，都手拥重兵，权倾天下，有大功于朝廷，但最后都身陷政治旋涡身不由己，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贞观时代，已经是政治极为清明的时代，可真正对军队有影响力的武人：李靖、侯君集、李勣三人，依然为政治所裹挟。李靖晚年闭门谢客，侯君集身陷谋反而被杀，李勣看起来富贵终老，但藏在表面下的忧惧之心，一点都不少。李勣为什么没有办法取信于人？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手中的权力太大，大到让所有人恐惧——这不是他故意为之，而是形势使然。所以李勣在一直不停的表忠，但每一次都弄巧成拙，反而遭来更大的猜忌。既如此，那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了：我何必有自己的立场？皇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当镜头快速闪回，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贞观二十三年，李世勣知道他被贬为叠州都督的那个场景中：如果你是此时的李世勣，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你会怎么想？原来，皇帝所有的倚重、夸赞，都只是嘴上说的，内心深处，还是在防备着我啊！近三十年来，不管我多么用力地表现，也始终没有办法让皇帝放心。思虑至此，何等悲凉！既然如此，那就配合着你演下去吧。“（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快马奔驰，留下一路烟尘，带走的是一代名将的最后一份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