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5斤芹菜被罚6.6万”的荒诞案例尚未从公众记忆中消退，2025年两会期间，“远洋捕捞”一词再度刺痛社会神经——某些执法部门像捕鱼一样跨省“捕捞”企业，以罚没收入填补地方财政缺口。当“执法为民”蜕变为“执法为钱”，这场因财政压力而失控的权力异化，正在撕裂法治社会的根基。
一、数据触目惊心：罚没收入暴涨背后的权力失控1.“两位数增长”的罚没狂欢疯狂增速：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披露，部分省份罚没收入连续三年增幅超15%，某地道路运输领域甚至出现“罚款经济链”。
隐蔽创收：不合理限速、突击检查、选择性执法等灰色手段，将“以罚代管”包装成“依法履职”。
财政依赖症：2024年某市非税收入占比突破30%，罚没收入成为填补土地财政萎缩的“救命稻草”。
法律漏洞：根据“沾边就有管辖权”的司法解释，某企业因服务器所在地、客户所在地等分散于5省，遭遇多地轮番查封。
成本转嫁：某制造业企业主算账：“应付异地执法差旅费，比罚款本身还高20%。”
监管套利：部分基层部门通过“办大案、交财政、返经费”循环，制造“罚没-返还”的财政魔术。
土地财政退潮：2024年地方土地出让金同比下跌18%，罚没收入成为“第二财政”。
收支挂钩机制：某县财政局文件显示，执法部门罚没收入的30%直接转化为办案经费，催生“创收竞赛”。
转移支付失衡：中西部某县公务员坦言：“不罚款，连工资都发不出。”
2.扭曲的考核指挥棒数字崇拜：某市将“人均办案数”“罚没收入增长率”纳入部门KPI，民警自嘲：“完不成指标，得去数路边违停。”
激励错配：交警大队内部流传“创收标兵”排行榜，罚款金额与晋升直接挂钩。
3.自由裁量权的失控裂变顶格处罚泛滥：某餐饮店因健康证过期1天被罚5万，执法手册显示“可处5千-5万”，但“顶格处罚率达92%”。
强制措施滥用：某科技公司核心设备被扣押3年，只因“配合调查需要”，最终因停产破产。
财政釜底抽薪：余淼杰建议修订《行政处罚法》，严禁罚没收入与经费挂钩，中央设立“法治保障专项基金”。
考核换血：用“企业满意度”“行政诉讼败诉率”替代罚没指标，某试点省数据显示，营商环境排名上升7位。
2.管辖权革命：给“远洋捕捞”套上缰绳最密切关系原则：借鉴国际惯例，限定“犯罪行为实施地、结果地”为管辖范围，某省试点后跨区执法减少68%。
电子案管系统：公安部正在测试全国执法协作平台，重复立案自动预警，企业可在线申诉“恶意管辖”。
3.监督破局：让阳光照进执法黑箱吹哨人保护：某市出台《执法监督员条例》，赋予行业协会现场监督权，半年曝光37起违规执法。
AI预警模型：浙江省法院引入算法监测“异常处罚”，发现某县环保局60%罚款涉及“自由裁量权滥用”。
当某地财政局长私下抱怨“不罚款怎么发绩效”时，暴露出一个残酷现实：趋利性执法的本质，是基层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溃败。
财政事权失衡：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承担70%民生支出却只获得50%财政收入，催生“罚没财政化”。
权力赎买风险：某学者尖锐指出：“当执法成为生意，公民权利就成了可交易的筹码。”
信任赤字累积：某民调显示，73%中小企业主认为“执法比市场风险更不可控”，这一数据较5年前翻倍。
【结语：重构执法伦理的生死时速】“罚款指标化、执法生意化、管辖掠夺化”的三重异化，正在透支法治中国的信用资产。当某县交警深夜在省道架设移动测速仪时，他们或许忘了——道路尽头不该是财政创收的狂欢，而应是万家灯火的安宁。
执法者的手，一旦伸向企业的钱袋，便再难托起正义的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