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中下旬，在北京西北的昌平南口镇附近的群山中，中日两军十余万人在进行激烈的攻防战。一位名叫贾善明的中国机枪射手右肩中弹负伤，被抬下战场。在后方医院中，他听说自己所在的第13军21师第121团二营的余营长已经中弹牺牲。77年后的2014年，这名老兵不顾自己97岁高龄，毅然决定重返南口，他太想再看一眼那片战场，更希望亲自到余营长的陵前祭拜。 　　笔者还记得在去当年羊台子阵地遗迹的路上，和贾善明老人的一段对话：“日本人炮火强么？”“强！他们有飞机有大炮，炮弹一来，我们就往阵地前面躲。”“我们有炮么？”“听说有，但没听过响。”“日本兵厉害吗？”“枪很准，不怕死，我们阵地前面死得遍地都是，但还是从山下往上冲。”老先生回忆，打到后来，他们就用日本人的尸体当作“沙袋”，在上面盖上军毯架枪射击。 　　会打仗的“死人” 　　日本兵“凶悍、不怕死”，这是抗日战场上中国士兵对敌人的普遍印象。实际上，同一时期苏联红军对日军步兵的印象更为恐怖——“就像跟死人作战”。在长期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和毒害下，日本步兵被训练成死硬的作战机器，在他们身上，集中了狡诈、疯狂和专业。一战之后，日本逐渐建立起了亚洲最好的适役青年训练和动员体系，到抗战爆发时，日军步兵普遍接受过两年左右的系统训练，拥有较为出色的射击、投弹和拼刺技术。 　　在当时中国军队中，也有不少接受过几年军事训练，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老兵油子，他们的作战技术水平和战场经验甚至强于日本普通士兵。另外，受到长城抗战和“一二·九”运动影响，包括贾善明老先生在内的一大批青年主动参军，希望走上抗日战场，他们中大多数人经过训练也成长为优秀的士兵。因此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中日两国的单兵作战素养相差并不大。但考虑到中日两国步兵装备的差距，日本步兵的作战能力仍然要优于中国步兵。 　　以三八式步枪为例，这款步枪在研制之初，就专门考虑了在中国北方作战，为此专门设计了防尘盖。除此之外，三八式步枪装配刺刀后长度较长，采用小口径子弹降低后坐力以提高射击精度，这些都是为了迎合日本陆军重视拼刺和精确射击的传统，同时也符合日本步兵的身体条件。而同时期中国根据德国的经验，采用了7.92毫米步枪弹，虽然保证了枪械威力，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精确射击难度。 　　在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一度流传所谓“三枪日军”的提法，即日军在挨第一枪后会判断大致方向、第二枪会瞄准开枪者、连打三枪可能就会被日军打死。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士兵对日军的枪法是相当头疼的。 　　不够用的机枪 　　不过，日本人爱钻牛角尖和勤俭的性格也导致他们时常走入误区。在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发现，只要合理地将轻重机枪集中使用，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日军形成压制。日军在1937年有两套师团编制体系，但这两套体系中的基层步兵中队（对应中国军队的连），理论上均配有9挺轻机枪和9门重型掷弹筒，每个日军大队中还有一个装备8挺重机枪的机关枪中队。而同时期中国军队除个别德式整理师能达到每营6挺重机枪，每个连9挺轻机枪的水平，大部分部队一个营也许就只有一两挺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而已。 　　因此，在纸面上，一个日军中队的火力很可能超过两个甚至更多的中国步兵连，当日军将大队的两门九二式步兵炮加强给步兵中队时，一个日军中队甚至可凭借优势火力重创中国的步兵团。但是在实战中，却时常出现另一幅场面——中国重机枪“一夫当关”，凭借地利横扫日军整个小队，甚至让日军中队被迫请调九二式步兵炮前来助阵。 　　原来，由于日本陆军在装备采购上异常吝啬，而且国内工业产能不足，到1937年日本军工企业仅完成足够17个常设师团分配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九二式重机枪更是只能优先供给驻扎在东北负责应对苏联方向的关东军部队。在抗战爆发前，甚至有日军将领发牢骚，单价高达2175日元的九二式重机枪和单价650日元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实在是“奢侈品”，给步兵（日军称之为白兵）每人发一支单价不到100日元的三八式步枪足够了。 　　此外，中国军队装备的卅节式和民国24年式重机枪都采用水循环冷却，使用帆布弹链，火力持续性远优于日军使用三十发弹板的气冷型九二式重机枪。虽然中国自制的机枪加工精度较低，与日军堪称奇葩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相比，据说故障率反而更低一些。所以，日军发现，面对准备充分的中国军队，单凭双方的轻重机枪，日军必须集中几倍数量，才有可能在对射中占到便宜。日军针对当时中国军队单兵作战能力较差，基层部队缺乏轻重机枪等支援火器的特点，逐渐在作战中编成步兵大队规模的渗透部队，这些部队携带高精度作战地图和数门山炮，专门寻找中国防线的薄弱处渗透，迂回到中国军队侧翼进行卷击和穿插。 　　在实战中，中国军队确实对日军的小股渗透部队极为头疼，但同样有不少日军渗透部队在通过中国防线后，因为无法和日军主力汇合，最终全军覆灭。 　　压倒性的炮兵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在中国正面战场上，几乎都是日军以少打多，让拥有兵力优势的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呢？除了中国军队指挥体系效率低下的问题以外，日军师团以上的单位对中国同级别单位在技术兵器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贾善明老先生曾向笔者提到，当年他一个战友听别人发牢骚每天只吃凉米饭太淡，想要加菜，随口讲了一句笑话：“有炸弹、炮弹、手榴弹，要啥配菜？”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开始，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日军的火力优势。除了贾善明老先生这样的基层士兵，中国的高级将领也常有被日军航空兵和炮兵火力袭击，导致受伤甚至牺牲。同是在南口战场，张治中将军的弟弟，时任第四师十二旅少将副旅长的张本禹，在指挥转运弹药时遭遇日军轰炸，不幸牺牲。 　　当时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历次战役总结中，无一例外提到了日军的技术兵器优势，例如在国民政府对淞沪会战的总结中，提到“敌军炮空火力旺盛，能受到压我炮兵之效，为战况迅速发展之主因”。即便是像台儿庄这样的大捷，关麟征在战后总结中，特别提到“我军无论攻防，受敌害最大者为炮兵。” 　　根据日本陆军制定的编制，四单位制的师团下辖一个山炮兵联队（对应中国军队的团），由一个装备12门野炮的野炮大队和两个装备12门山炮的山炮大队组成。而同时期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德式整理师，也仅下辖一个装备12门山炮、4门反坦克炮和4门20毫米高平两用机关炮的师属炮兵营而已。而且，日军在作战中经常会将军属的野战重炮兵联队加强到第一线，这就造成了日军对中国军队在炮兵火力方面形成压倒性优势。 　　到1939年，日军已经编成了一批三单位制新型师团，这些师团的炮兵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首先是每个步兵联队装备了4门四一式山炮（所谓联队炮）和4门九四式37毫米反坦克炮。其次每个师团装备12门105毫米的十厘榴弹炮和24门75毫米野炮。而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军队的105毫米榴弹炮加起来尚不足50门。 　　虽然中国在抗战爆发前向德国、法国、瑞典等进口了少量先进火炮，单炮性能超过日军主力的四一式山炮、三八式野炮、九一式10厘米榴弹炮和四年式15厘米榴弹炮，但由于中国炮兵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消极避战，至多是展开炮兵游击战，对日军炮兵形成一定牵制。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炮兵得以从容地机动、展开、瞄准、开火，命中精度自然较高。例如在中国军队对中条山战役的总结中，认为日军“炮兵即能应时发射。进至我军阵地最近距离之瞬间，复能立即延伸火力”。而在日军当时拍摄的战场写真中，像四年式15厘米榴弹炮这样的巨炮竟然敢于在前沿无遮无拦的平原上展开，对阵地及周边不做任何伪装，日军炮兵的骄横气焰由此可见一般。 　　不过，日军在抗战爆发后，发现中国战场的道路条件极为恶劣，日本的汽车工业又较为落后，因此日本炮兵更多依赖畜力挽拽火炮。当时日军的一个炮兵大队编有450匹挽马，比骑兵大队的马还多（410匹）。曾有日本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日军炮兵把中国老百姓的牲畜都抢光之后，又去“抢”骑兵大队的马，最后干脆把主意打到旅团司令部的16匹乘骑马上。道路不利通行、挽畜缺乏使得日军的重炮在行军中经常被甩在后面，很多日军将领更倾向于利用轻便的山炮支援作战。例如在中国军队1943年出版的《浙赣战役之检讨》中提到“此次战斗中，道路被我破坏，除山炮外，敌其余炮兵不能运动”。 　　所以当中国军队采取机动作战时，日军的炮兵优势很难得到发挥。但如中国军队试图长期坚守固定防线，就会遭到日军逐渐集中的优势炮兵的密集轰击。例如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3月，中国军队在赣北凭借修水河天险抗击日军近半年，在这段时间中，日军在修水河方向逐渐集中了近200门（194门）火炮，其中不乏八九式15厘米加农炮、十四年式10厘米加农炮和四年式15厘米榴弹炮这样的重炮，并在1939年2月秘密完成了修水河附近的大地测量作业。3月20日，日军突然集中火力对中国阵地发起炮击，在两个半小时的压制射击后，日军两个师团开始渡河，据日军计算，在日军攻击正面，每公里平均有24门火炮，日军参战炮兵数量达到中国炮兵的五倍。 　　决定性的优势 　　与炮兵相比，日军的装甲兵和航空兵虽然对中国军队威胁也很大，但与日军师团的配合或多或少会有问题。虽然在日军的三单位制师团搜索联队中编有一个轻装甲车中队，但大部分情况下，面对中国军队的坚固防线，日本都会派出独立战车联队和专业工兵部队支援步兵和炮兵作战，不过由于日军坦克的性能较差，虽然中国军队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手段，但却总能依靠不怕牺牲的反坦克步兵和构筑合理的反坦克障碍来克制日军的坦克。例如关麟征对台儿庄日军坦克的表现就有如下评价“敌战车虽多，但受我小炮射击，及步兵破坏，大失效能，近几不敢使用。” 　　而日军的陆军航空兵，对中国军队的威胁则是逐渐增加的。在抗战爆发时，中国陆军始终缺乏足够的防空武器，但在战争初期，中国空军凭借苏联援助和自身勇于牺牲的作战精神，给日军造成了较大打击，此时日本陆航对中国军队而言，“其飞机初对我守城部队具有轰炸威力外，在野战中，实无大效用（语出台儿庄战役总结）”。但到1940年之后，随着中国空军损失殆尽，日本完全控制了战场制空权，其航空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完全替代炮兵的作用，例如在浙赣战役中，日军“多以飞机轰炸，代替炮兵，发挥威力甚大（语出《浙赣战役之检讨》）”。 　　单纯从纸面上计算，日军的师团在技术兵器方面甚至超过中国军队的军一级单位。而且日军在炮兵和其他技术兵器方面具有绝对的数量和质量优势，单个日军师团甚至可能调集中国军级甚至集团军才能调动的技术兵器支援进攻。因此中国军队在作战中，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并且最大程度发挥机动性和地利人和的优势，才有可能抵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凭借优势的炮兵和航空兵，可以用较少的兵力固守待援。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即便有数倍于日军的兵力优势，却只能且战且退，而且每一次战役都要付出几倍于日军的牺牲，仍不一定能达到预想的战役目标，这是中国作为农业国抵抗日本这样一个工业强国侵略时必然陷入的困境。因此，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如何能够扬长避短，抵消日军的装备优势，发掘蕴含在农村和民众间的战争潜力，将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国土变为打击侵略者的战争基础，是摆在中国抗日军民面前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问题，谁能解决这一问题，就能够领导中国走向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