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四十年|西林昭一：日本采纳汉字和书法的形成

日本采纳汉字和书法的形成

西林昭一

本文原载《中国书法》2002年第7期

因为日本本来没有属于自己国家的文字，采用汉字之后，花了很长的时间，费了很大的努力，终于完成汉字日本化。可是，汉字到底于什么年代，如何传入日本呢？至今还没有确论。

有关这一点，稍后再略加说明，然从现在的观点来鸟瞰日本的书法时，其昂扬期，本人认为可以分成五期来探讨。

第一期：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七一〇——九〇〇年前后），是王羲之书法以及隋唐书风的采纳期。所谓“三笔”（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就是该时期的登峰造极人物。第二期：平安时代（七九四——一一九二）中期，这时确立了以“三迹”（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为代表的汉字日本化（和样化）及假名书法。第三期：江户时代（一六〇三——一八六八），乃是所谓的“御家流”（传在青莲院的书风）和“唐样化”（中国的书风）等书法流派的时期。第四期：从明治到昭和中期，这时期“六朝书法”以及比较属于复古型态的“上代样”（大和、奈良时代的书风），非常隆盛。

第五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现在。这时期是受西洋美术或美学的刺激，加上禅宗思想而形成的“现代书风”和“传统书法”相互颉颃的时代。

此外，在镰仓、室町期（一一九二——一五七三）的中叶时，随着禅宗传入的影响，特别在宫廷里，促进了“宸翰样”（皇帝亲笔的文书）的发生。虽有部分学者颇重视此点，但要把它看成昂扬期，似乎还有思考的余地。

日本人最初接触到汉字，大约是在二——三世纪的日本弥生时代后期以后的事。不过，那也只限于少数人，藉由钱币、铜镜、印章等等非常特殊的东西而接触到的。到了四世纪后半，在日本能够识字的人，可能只限于由朝鲜半岛渡海过来的归化人而已。

图1 铁剑琦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墓出土（471或531年）例如，在三国魏朝的景初三年（西元二三九年，以后有关年代，均用西元表示），被任命为亲魏倭王的女王·卑弥呼之时，围绕在朝鲜半岛的国际情势下，汉字的使用，可能只有限定在对中国的文件往来。将汉字直接用日语发音的实例，有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八幡宫的“癸未年”（四四三或五〇三）铜镜铭文，及出土于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墓，被认为是六世纪初的大刀铭等，自古以来很有名。可是，一九七八年，在琦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墓出土的铁剑（图1），就在其表面和背面具有用黄金镶嵌的铭文，共一百一十五个字，冒头并明记“辛亥年”（四七一或五三一），这是古代史上以及日本语学方面的一大发现，因此引起了很多的话题。以“辛亥年”起头的铭文，有很多部分是用汉文来读却不能解读其意义的，那就是不关汉字本身的字义而借用汉字字音，所谓的“音假名”。应该说属于《说文解字》序文所说“六书”当中的“假借”用法吧！图1的“获加多支卤”（人名，在中国的《宋书》里可看到“倭王·武”，《日本书纪》所云的雄略天皇的讳号），前后有十一处，共使用了四十六个假借文字。

日本在五世纪以前是如何学习汉字，因缺乏资料而无法奉告。不过想到当时和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交流，有很多技术人员集体来归化的实情，透过这些使用汉字的归化人，与之直接、间接的刺激学习，汉字慢慢地渗透于日本，应是无可置疑的。

图2 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法华义疏（615年）

又在六世纪中叶，经由百济传入佛教，当然也传入了汉文的经典才是。

到了六〇七年开始有了遣隋使，当时由中国输入了什么东西，虽没有记载的文件，然书籍随着回国的遣隋使被带进来，应该不难想象。

在圣德太子所撰写的《法华义疏》（图2），乃是飞鸟时代（五九三——七一〇）的不朽金字塔。当你看到那熟练且具有中国南朝风格的写经体时，应可体会，那是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由很多的人累积了汉字学习的环境，再配以圣德太子非凡的天资，相得益彰而开花结果的。

到了六三〇年，在开始派遣遣唐使以后，到八三八年终止的两百多年里，计有十五次的派遣，这对日本文化的形成，是很重要的。

遣唐使的大使、副使，都是严格选自人品高尚，又具学问素养的精英分子。随行的除有官僚之外，尚有医生、画家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留学生以及留学僧等优秀人才，一行浩浩荡荡，共有二百数十人之多。最多的一次，竟达六百五十一人。

他们按照各人的职务，吸收唐文化的精髓。书法上有名的“三笔”（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之二的空海和逸势也都有留学过的事实，在国外也蛮有名的。

遣唐使的船只，回国时顺便载了很多的文物，因此，中国文化的移入，在人和物双方，形成了划时代的日本文化。

遣唐使每次回国，大多将随身带回的文物悉数呈献皇帝。那些文物现今仍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历代的天皇也善写字。这可由圣武天皇在七三一年写的《杂集》窥见其一斑。以后的嵯峨天皇等，可能都是靠学习舶来的书迹而培育出来的吧！

传说为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在七四四年写的《乐毅论》和中国的《余清斋帖》里所刻入的，无论在行数、每行的填字配置都相同，因此，假如此书是光明皇后的真迹的话，应该是临自唐代传入的范本。

图3 奈良时代东大寺献物账（756年）

光明皇后为了祈祷圣武天皇的冥福，曾将天皇遗爱的物品献给了东大寺等十八寺院。其中，写于七五六年的《东大寺献物账》（图3）和《法隆寺献物帖》现仍存在，从这些楷书可以窥出学习唐代楷书的熟练度。

又，奈良时代中期到平安时代初期，随着佛教的兴隆，在碑石或金铜佛上所刻的铭文中，也不乏存有优秀的书法。尤其在写经方面，如六八六年的《金刚场陀罗尼经》，后面会谈及的，长屋王之愿经——即完成于七一二年的《和铜经》以及属于装饰经的《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图4）《绘因果经》（以上均属奈良时代）等，都是已经把唐代的风格消化成为日本风格写经的优良作品。

日本于七〇一年仿拟唐朝的律令制度，制定了“大宝律令”。从此，中央集权体制着实地产生，例如：中央设置太学寮，地方则设国学的制度化，官僚也以学习经书为中心，提高了对汉学的理解。配属在国学里的博士，也另外加配二位“书博士”和若干名“书学生”学习。

另一方面，设置了书写佛教经典的“写经所”，对写经风气的提升，做了莫大的贡献。官营写经所的起源，年代虽未详，但可从七二八年的《神龟经》的识语，窥出写经所的组织。

又如圣武天皇（七〇一——七五六）向神所祈愿的《佛说七知经》里，有“写经司”的职称，这是在官营写经所里最古老的遗品。

写经所有特别设置写经的殿堂。写经关系着佛教的庄严，以清净为第一。所以写经殿常用新材修建。至于经典都使用从中国留学回来的僧侣献出的善本教材。

写经所，除了写经生之外，还有校生（担任校正时的一校、二校、三校，各由不同的人担当）、装潢师（料低的加工，制造卷轴）、题师（书写标题，由熟练的写经生担任）、画师（在轴上或卷首画图）、笔工（制造毛笔）、优婆夷·优婆塞（做杂事）等人共同居住，在分业组织之下，进行写经。

图4 奈良时代金刚场陀罗尼经（686年）奈良时代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712年）

在正仓院的文件里，有文件可明了写经所人员待遇之一端。例如：

写经生：每写一张非装饰经的经典，可得五文钱。校对生：每校对五张，一文钱。

题师：每题一卷，二文乃至三文。

还有惩罚的规定，例如：

写经生：每脱落五个字，罚一文，脱落一行，罚二十文。

从以上资料可以了解天平年间，已经是质、量俱佳的写经完成期。

话说，日本也有简牍。不过没有竹简，统统是木片，正仓院也存有三十余件。出土的木简，现在知道在全国各地约有六百处，总数十八万件。前年十一月，从大阪市中央区的“滩波宫遗迹”，出土了写有最古纪年“戊申年”（六四八）的木简。由这个木简的出现，可以作为推断有梦幻一般的首都之称的前期滩波宫以及所谓“大化的改新（六四五）”时代的线索，而引起大家的关注。

在此附带说明一下：在韩国的汉城市郊外“二圣山城遗址”，于一九九〇年有“戊辰年”（六〇八或六六八）的木简出土。而这个“戊”字和“戊申年”的“戊”完全一样，是件很感兴趣的事（《东亚细亚的古代文化》五十四页参照）。

又，从平城京之前的藤原京（六九四——七一〇)遗迹，到一九九五年为止，已出土的木简约有六千七百件。过去所谓汉字根著于日语之说，乃始于奈良时代，随着这些木简的出现，此一通说有更改的必要。

图5 七世纪后期飞鸟时代字书木简滋贺北大津遗迹出土

接下来，谈谈用汉字表记日语一事。

把汉字按中国音来读，就是汉语。现在，占日语语汇约有40%,另外还有把汉字用日语去读的所谓“训读”方式。例如本人的姓，不念音读“シ丨リン”，如有和“西·林”汉字同意思的日语，就以日语的“ニシ·バャシ”来念。

还有一种读法，如前段已说过的，像（图1）的“獲加多支卤”般的“假借”用法。在《古事记》或《日本书纪》里的歌谣，虽都是假借用法，可是《万叶集》的表记，最为明显，因此一般把它称为“万叶假名”。

日语的表记，如此以音读、训读、万叶假名交互使用而成定型。这在藤原京、平城京遗迹出土的木简，也有很多的实例可证。现在只举二例：

（一）作为学艺歌（练习书法的和歌）的《古今和歌集》里，以假名所书写的序文“うちの父母のようにてぞ（像是歌谣之父母）手习ふ人のはじめにもあるそれ（开始学习手艺的人）”的一首的“滩波津之歌”的一部分，推算为六八〇年前后书写的木简，于前年秋天，从德岛市观音寺遗迹出土。

（二）另外有一件，是一九七五年从滋贺县北大津遗迹出土的。这是推定为七世纪后半成书的“字书木简”。（图5）可以看出汉字的读法和意思。一种是如图5第三行下边的“披”，套上同字的“开”的方法。另一种是如第一行上边的“赞”字，训读为“田须久”，下边的“誈”（同诬）训为“阿佐ム加ム移母”的所谓“真名书写法”。

图6 八世纪初期学而篇简藤原宫遗迹出土

“字书木简”，出土的不只是这一片，其他还有出土。这个事实证明了把汉语当日语来学习，在七世纪后半已经相当普遍。汉字字典是日本人为了理解中国典籍而使用的工具书。藤原宫遗迹曾出土了记载《论语》开头（图6）或“千字文”的残简等。

另外，“千字文”在平城京遗迹，写着“灵龟二年（七一六）”纪年的学写书简（如图7），以及以后要谈到的、从长屋王遗迹也有千字文的学习书简各一件出土。

又，从平城宫遗迹出土了一件写着“文选五十六卷”（图8）和以唐代初期的“李善诠本”作为范本的木简。之外，尚有可辨认为《王勃集》语句三件木简出土。

此外，在秋田县秋田城址中曾出土了八世纪中叶《文选》的残简。

话说在平城京的城市里，除了从事文书行政的官吏以外的一般老百姓里也有识字的人，似乎逐渐增加。清水みき指出，有暗示这种说法的“告知札”（在文章的冒头以斗大的字书写“告知”，对不特定多数人，告知遗失物或搜查状况，后来演变称为“高札”）的大型“公告板”之存在。由平城京出土七六四年的木简以及长冈京（七八四——七九四）的相关出土物可以得知，除了官吏以外，在都会城市中，也有其他识字阶层者的存在（《考古学杂志》三三九号参照）。

图7 千字文简平城京迹乐师寺境内出土（716年）

长屋王邸遗迹，是邻接在奈良平城宫的东南方，于一九八八年被发掘。单是出土的木简就有四万多件，现仍在整理中。从这些出土的木简，除可考察当时的语言，还可直接与书法艺术相连结。这对从事书法研究的同道而言，尤属难得。

长屋王乃是天武天皇的孙子，是高市皇子的儿子。其元配是文武天皇的妹妹。他是个悲剧性人物，七二九年，受当时的掌权者藤原氏阴谋陷害，被迫自杀。可是从出土的木简里，竟有写着“长屋亲王宫”的木简（图9）。因此自从出土以后，就有争议不断。

譬如：东野治之教授发表新学说，指出在随着出土的木简里，有些对长屋王的敬称，写着“皇”“皇子”“王子”，由此可见应该释读为“长屋之亲王的宫殿”（《木简叙说的古代史》所收的“木简叙说的古代之文化和生活”一九六——一九八页参照）。

这且按下不谈，图9是从地方将十把干鲍鱼献给到长屋王宫邸的货签，出于地方官衙人员之手，写得一手好行书。

从分类完的木简，长屋王府的结构，逐渐解开其谜。王府的中枢，有家令（执行长）一人和大书吏、小书吏。又王府内的二十几种机构里，有个“书法所”值得关注。属于“书法所”的成员，据木简的记载有“书法模人”“书法作人”“书写人”“文校”“画师”“经师”“纸师”“帙师”等，也就是说，在长屋王府内管理书的范本、绘画以及写经关系等其他的叫做“书法所”。（图4）《和铜经》或七二八年之《神龟经》的写经事业，都可能在此公营机构进行的。

长屋王的宫邸遗迹出土的木简里，有写着“书法作人二□。米四升。账内三□。斯真穗”“书作人，二口。十一月九日”等的。这是薪水的支付传票。这里所谓的“作人”，应该是有关书法的用语，然在其他地方出土的，尚无此例，所以其实体尚属未详。然在此所谓的“书法”，应该和图3的《东大寺献物账》或《国家珍宝账》（七五六）里可看到的“书法”一样，刚刚提到的“书法”一语，乃指“法书”而言的，也就是可做典范的书迹。此有前例，在《唐书》百官志里有“唐太宗在贞观元年（六二七），选拔喜爱书道、五品官以上的年轻人，在弘文馆令其学习书法，那时提供了宫中的书法”的一段。这就是“书法”即“法书”的证据。

图8 八世纪初期文选简平城宫遗迹出土

图9 八世纪初期长屋亲王宫简长屋王邸宅遗迹出土

图10是某木简的表面和背面。表面写着“授书法模人米二升，领取人当良□”，背面则写支付日期和家令·麻吕的署名。

又，“模”者，应该是“拓摹”的意思。因此可推想，制作复制品当法书书迹的专业人士，就是“书法模人”吧！这个木简的出现，在日本书法史上，乃从未被知晓的重要史料。王羲之的优良拓摹本，也有传来日本一事，大家应该都知道。话说偏一点，日本最古的歌谣集《万叶集》（七五九），出现了可将王羲之用日语读出的部分。《万叶集》约有四千五百首，其表记方法很是复杂，几乎都将音、训、假借混合使用。在训读里“羲之”有六例，“大王”有四例，都当助动词之“てし”使用。

图10 八世纪初期书法模人简长屋王邸宅遗迹出土

这是当作精通书法之“手师”的意思，将“羲之”或“大王”的字套上去的。“羲之”为例，有左例的和歌。苇根之勤念而结羲之玉绪云者人将解八方“大王”的例如左：日本之室原乃毛桃本繁言大王物乎不或不止。在此虽不再举例，不以连姓带名写出王羲之，而只以讳通用暗示。在奈良时代，书圣王羲之的大名已流传于日本。“二王”的书迹，如《东大寺献物账》或《国家珍宝账》里曾见记载。七五三年到日本创建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还有九世纪初赴唐的空海、最澄等人带回物品，也都有记录“二王”的作品名称。另外在正仓院的文书里，虽只不过十来个字，也有《临羲之帖》的记载。

献给东大寺的二王书迹，于平安时代初期的弘仁年间（八一〇——八二三），几乎都从正仓院被带走，再也没有回笼。只传存大家所知道的《丧乱帖》和《孔侍中帖》，再加上到了近年才知其存在的《妹至帖》。然而，有人怀疑这是出自正仓院羲之帖的部分临书作品。

图11 十世纪中期传小野道风（894——966年）秋萩帖第一首

图12 淮南子卷头唐舶载品

《秋萩帖》（图11），传说是平安时代（七九八——一一九二）中期，所谓“三迹”《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之中，最年长的小野道风（八九四——九六六）的作品。

但是，那只限定第一张纸的（图11）而已。第二张纸以下，写在从唐船载回的《淮南子》（图12）断卷纸背，在卷末有“三迹”之一的藤原行成（九七二——一〇二七）的临书，以及不致有错的《临羲之帖》十一种。

图13 传藤原行成（972——1027年）初月廿五日帖

图14 传藤原行成不得重熙帖图13是其冒头的《初月廿五日帖》，图14则是卷尾的《不得重熙帖》。这十一种当中，有三种在中国的集帖也有刻入。譬如图15，就是《翰香馆法书》中的那个《不得重熙帖》。可是其他的八种，看不到有值得可以比较的作品。这十一种，是要了解王羲之书法的宝贵资料。比留存在中国的《上虞帖》《此事帖》和其他的帖都写得好。

接下来要谈“日本书法的形成”部分的主题“假名书道”。先谈《秋萩帖》（图11）。成书于十世纪中叶的这本帖子，应该特别注目的一点，乃是将王羲之的草书，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随心所欲，任意书写，进而确立叫做“草书假名”的样式，形成日本特有风格的书法。

图15 清康熙年间不得重熙帖（翰香馆法书）

草书假名的萌芽，在八世纪后半的正仓院文件中，将散文以日语的意思缀成文章，这在《万叶假名文书》（图16）作品里屡见不鲜。之后，还有八六七年的《藤原有年申文》等数种先例。《秋萩帖》比起这些，下意识地省略点画，加上圆转的律动感，富于流动性，且呈现出独特的空间处理法。

传说为《秋萩帖》书写者的小野道风，被誉为王羲之再世。他仍在世时的九六二年时，某留学僧将其作品带到中国的逸闻，可知当时社会对道风作品评价之高。去世后他的声望更加扬名。如今考其《玉泉帖》等真迹，我认为他先作汉字的日本风格化，而后致力创造日本风格的“草书假名”，以所谓“杂体书法”而书写的《玉泉帖》末尾说“不得以此做褒贬的缘由。非属例体耶”。就是说“不是我的本行”，本人反而觉得表露了他非凡的天赋。《秋萩帖》可说是他的一种具革新性的独特表现。本人认为就是这一点，令很多人为之人迷，而产生很多追随者的要因。

图16 奈良时期正仓院万叶假名文书（762年）

可是，在“日本风格”大显身手的中心人物，应推活跃在十一世纪初期的藤原行成。行成的真迹，观察图17的《白氏诗卷》，可知所写的白乐天诗之大部分，多以王羲之风格为根基，卷尾的一首和款记则略带小野道风的风格。行成的书法，出自上流贵族社会得天独厚的环境，深具优美典雅的感性和熟练的技巧，具备着微妙的高超格调，日本风格的书法，说由于藤原行成的出现而达到巅峰，也无不当吧！说稍偏主题，延喜五年（九〇五），《古今和歌集》被选为和歌（日本歌谣）的典范。以此为契机，书写假名的风气高昂起来。再经过一世纪后的十一世纪初，藤原公任（九六六——一〇四一）撰写呈献《和汉朗咏集》。所谓“和”就是在日本产生的歌谣，“汉”乃指中国诗的断句。“朗咏”就是加节奏朗诵的意思。此集和歌有二百一十六首，汉诗句五百八十八首。

在平安朝隆盛的诗会，以自己创作的诗互相发表为主。这种诗会从《古今和歌集》撰集前后起，似乎和歌也被列入诗宴的一环。

图17 藤原行成白氏诗卷卷首、卷尾 1018年

现存最古的《古今和歌集》写本，是十一世纪中叶的《高野切》（图18）。此集以平假名为主，是一件优雅流丽而几近完美无缺的作品。与此同一方法而完成的，是《和汉朗咏集》。此书把汉诗的句子和和歌合编，成为当时上流社会人士必携的课本，而年年制作出很多的写本。读者可凭此背记有名的汉诗及和歌之外，因该书是将汉字和假名并列的课本，对学习书法也很有用处。各个时代的写本，想必都是委托当时之能书家所抄写。

现在的《和汉朗咏集》，有“黏叶本”等三种完整本之外，还有“关户本”（图19），以及很多的零星本留传。那些都是在藤原公任的撰写呈献后，在短短的半世纪以后，以十一世纪为顶点，次第作成的。当时也很多所谓的“调度本”（日常用的课本）。用纸则尽量求华丽，使用由中国进口的华丽的“唐纸”，或在日本制造，施以豪华图样的“和纸”凸显日本之美。

图18 源兼行（1023——1074）《古今和歌集》高野切第二种一件完整的假名书写之美的特质，和中国的书法不同格调，另有风味的优雅、潇洒、婉丽气质。其特征，就其样式来归纳的话，可举出下列四点：

（一）运笔。以右旋转的“连绵体”为主轴，巧妙地交杂大、小、斜、正、肥、瘦。

（二）墨色。总而言之，大多喜爱淡墨。但因为特别强调墨的连贯，将润笔和滑笔交互使用，尤其注重滑笔之运笔。

（三）章法。叫做“分散写法”，做大胆地空间处理，是一种在中国的书法所没有，而是日本独特的审美意识，特提一个例子介绍。在假名书道上所说的“三色纸”中，（图20）是十世纪后期书写的叫做《继色纸》。本是称为“黏叶装”的册页本，把染了颜色的纸张对摺，将其打开后，在相对的左右页，写下和歌一首。其构成如图20所示，先在左页写出上句的五、七、五言，再于右页写出下句的七、七言。如此章法可发挥留白的美。作品的形成，主要基于此意念。

（四）爱好加工纸。尤其舶来品的“唐纸”特别受珍重。至于唐纸，在十一世纪初的女性文学作品——《源氏物语》或《枕草子》里，都有谈到唐纸的事情。藤原行成写在北宋时代加工纸上的《本能寺切》，乃是其早期遗留下来的例子。

图19 和汉朗咏集（关户本）所谓“唐纸”区分为将模型文样，用云母刷出来的纸，或蜡笺。色彩丰富，模型文样种类很多。又自从十一世纪末，日本也开始制造染色纸、漏花纸皮，或画了淡色图画的纸张，创意深具日本风味。然，黏加工纸颠峰的《西本原寺本三十六人歌集》（一一一二）等，有不少留下来的例子。加工的技法多种多样，不胜枚举。写在加工纸上的作品，大多都是所谓“日常范本”吧！那是试图结合工艺与书法的美感，为平安王朝审美意识的一种呈现。日本书法之形成，从奈良时代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为止，曾有过数次的高潮期。本文所述应算属于第二高潮期，终止于平安时代的中期。至于有关日本木简方面，或许大家比较陌生，因此多花些工夫加以说明。

然而，可以说是第五次高潮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书法，其动向，在传统书法和现代书法的对抗较量中，与世界的美术齐肩并进地展开了新局面。

图20 传小野道风继色纸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从来有关日本书迹研究，总把书迹当作与国语国文学、历史学、佛教学、美术史等相关的补充资料，而加以使用。但自从明治后期以后，因为书迹和近代书道的发展有关连，所以以奈良、平安时代为主，将书迹本身作为研究的素材，在这方面前辈学者们留了很多的业绩。今后，日本书道的研究课题，第一要遵循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现存的书迹，尽可能地驱使科学方法来精选出传世遗品中的佳作，此为首要之举。第二，是要构筑现代书学的理论。为此，期待大家能基于广阔的视野，精选近现代庞大的资料，考察其与跟近世以前的异同，而予以客观检验。

英国的历史学家C·H卡尔，在其《何谓历史》一书中，把历史定义为“历史就是现代与过去的对话”，阐明了作为预见将来之现代性视野的重要性，我认为研究日本书法所必要的，正是这一点吧！

翻译：温井祯祥

译者注：作者西林昭一先生乃当今日本书学书道史学会理事长。本文原为一日语演说底稿，发表于二〇〇〇年九月十六日“第四届国际书学研究大会”。

刘宏宇（奈良教育大学留学生）为本文重新配图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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