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正式召开。那是我党在抗战胜利前的一次重要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

此次会议除却明确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工作方针，亦选举出日后将成为新中国最高领导核心集体的五人小组，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及任弼时，统称“我党五大书记”。

但却鲜少有人知道，“五大书记”实则相辅相成，关系密切；且在他们之外，还有两名“候选书记”。

我党“五大书记”中，有四人曾到欧洲留学，因而有趣的世人常常把他们的“合作”叫作旅欧四人组与毛主席的强强联手。

其中，周总理和毛主席是众所周知的一生战友，他们二人从相识最初到生命尽头，始终并肩前行，不离不弃。

1931年，从上海千里迢迢赶赴瑞金的周总理成为中共苏区中央书记，是时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顶头上司。

彼时，临时中央给出3个选项交由组织领导选择，多数人把攻打对象的票投给赣州，唯有毛主席一人认为赣州三面有水，城墙高耸，难以攻破。

但碍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周总理还是遵循原先计划，决定朝赣州发起攻击。未想，战局确实如毛主席所料，1万余人的红军队伍整整打了33天也没有把它打下来。

此战以后，毛主席的威望显著提高，他再次提出应往国民军力量薄弱的闽西发展，周总理毫不犹豫地采纳该建议，委派毛主席率兵攻打龙岩。毛主席未负所望，不仅拿下龙岩，而且占据漳州。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会议在江西召开。别有用心的人员在会上公然斥责毛主席“消极怠工”，提出要把毛主席“赶”回后方。幸而周总理极力维护，才使得毛主席得以留在前线。

1935年，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周总理执意“请”回毛主席继续指挥战斗，由此确立毛主席为我党及红军实际核心领导的地位。

可以说，毛主席的显著性格即是自主独立，恰好周总理擅于协调，对组织的命令坚定维护，他们两人从行事风格方面来看，的确是互补互利，基本难以产生分歧。

1935年，刘少奇坚定反对北方局“发传单、搞游行”的做法，利用将近3年的时间精心布局，令华北局势出现巨大转变，为我党在华北确立一定群众基础，得到毛主席的认可和青睐。

毛主席夸赞刘少奇，说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非常懂得实际工作中辩证法的重要性。

和刘少奇截然相反的是朱德。1928年，朱毛大军在井冈山顺利会师，组建红4军，并由朱德担任军长，毛主席为党代表。

这支队伍里，大部分战士是跟着朱德一路走出来的，他们联合要求成立军委，引来某些人的不满。

朱德也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听闻那些含沙射影的“指责”后，当众在某次会议表示：

“有人说我讲大话，要从福建打到南京、武汉，解放整个华夏。我想告诉你，这不是吹牛皮，是树立革命目标，鼓舞革命斗志；也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拉拢下级，你错了，那是融入集体，有利于及时了解实际情况。”

次年9月，陈毅传回中央意见，要求维护朱德和毛主席的领导，并保留毛主席的职务。朱毛二人各自做了自我批评，握手言和。

1935年毛主席听闻“站队”之事，称赞朱德“度量如海，意志似铁”，对他心生钦佩。

1937年，毛主席直白表示：没有朱，哪里来得毛？朱毛、朱毛，肯定朱在前啊！从此后，他们二人之间再未发生大分歧。

“旅欧四人组”存在感稍低的是任弼时，但他却是实实在在一直陪在毛主席身侧的人。

1931年，从上海到瑞金的任弼时“不点名”批评毛主席的“狭隘经验论”；同年，任弼时称赞毛主席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意见是正确的；

1938年，任弼时认可毛主席和中共在抗战中的关键作用，促使共产国际承认毛主席的中共核心地位；

1940年，任弼时回延安协助毛主席筹备“七大”会议。他是名副其实的毛主席和中共组织的“管家”，承担党内大部分“家务”。任弼时的性格很明显，典型“对事不对人”，因此令毛主席对他非常信任和倚重。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党“五大书记”能力出众，“合作无间”，为什么又会额外选出2名候选书记？难道这两名候选书记有什么特殊吗？

其实不然，两名候选书记的选举原因在于当时局势，而非其他。

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蒋介石也召开了国民党大会，他非常清楚抗战胜利的关键性，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为国民党的未来部署一个全新路线，借此抢夺“果实”。

他决定，暂时“放松”对日军的警惕，将针对目标重新放回中共身上，准备与中共“一决高下”。但美国人却不同意蒋介石的“野心”，强求他同中共组建联合政府。

大半身“家当”都在美国身上的蒋介石不敢公然违背美国，只得苦思冥想，找到个“暗戳戳”的方法：

他向毛主席发出谈判邀请，请他到重庆与自己见面。蒋介石觉得，毛主席肯定不会答应，等毛主席拒绝了，他便有借口挑起“国共纷争”。

可叫蒋介石意外的是，毛主席居然识破他的“阳谋”，同意前往重庆与蒋谈判。

在动身出发前，毛主席做足最坏打算。他告诉中共领导成员，若是蒋介石真的“撕破脸”，那他就去重庆“坐班房”，顺便“办点事”。

同时，毛主席安排刘少奇在他离开后全权代理他的职务，并提议中共再增添两名候补书记，预防重庆谈判过程中发生什么突发事件，确保我党事业和领导班子万无一失。

至于为何偏偏是两名？理由显而易见，因为周总理会和毛主席同去重庆。

就这样，在党组织领导的共同决定下，陈云与彭真当选中共候补书记，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前往重庆期间，挑起大任。

当然，碍于美国和国际形势的蒋介石也未能如毛主席预料那般，在重庆和谈期间搞什么“狠毒招数”，毛主席和周总理得以平安顺利重归延安。

此后，陈云与彭真“脱下”候补书记的身份，一人听从组织安排，远赴东北领导解放战争；一人去往北平任中共市委书记，同样为祖国革命事业付出一份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五大书记”担负起重责，为祖国建设、人民安稳贡献巨大心力；两位“候补书记”同样竭尽心力，为华夏的未来“添砖添瓦”，非常辛苦。

陈云从东北回到首都，主管全国财政工作。彭真则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首都总工会主席等职务。

1949年底，“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病重，未能参加开国大典。虽然他向家人表示，等他身体好了就要立刻重返工作岗位，但他的病情明显不由他自己控制，非但没有如他所愿渐渐痊愈，而且每况日下，越来越糟糕。

关心他的中共领导急忙强制送任弼时到苏联治疗，使他的身体状况稍稍稳定。

1950年10月，不听医生建议，渴望为新中国再多做一点事情的任弼时再度躺回病榻，病情急速恶化。

周总理临去苏联前，向任弼时保证，他归来时一定为任弼时请来最好的医生。然而可惜的是，任弼时没能等到周总理回国，便憾然离世。

他故去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政府损失一员大将。为不耽搁祖国建设工作，中共提出将当年候补书记中的一人“转正”的建议。

经几位领导深切讨论，决定陈云“转正”。陈云在经济领域极具天赋，刚好彼时中国最需要经济建设，他的“上位”可谓是百川归海、人心所向。

陈云也未曾辜负党组织对他的厚望。一当上中央书记，即立马展开一系列相关工作：

想方设法稳定国内金融物价，扫除国民政府遗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祸患；有效统购统销粮食及棉花等农产品，确保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逐步改造社会主义工商制度，实施国民经济首个“五年计划”。

在他的领导下，华夏国民经济稳步恢复，初期经济建设前景呈现欣欣向荣之态。

彭真则没有因陈云的“上位”而心生不快，他连任北京市长，保持乐观精神，为祖国和我党事业的发展同样建立不朽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