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在华南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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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们认为农业产业化还是有可取之处，在目前农村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如果又不容许城市的资金进入农村，那农村就更会萧条了。农民种地是不可能赚什么钱的。我是主张城市的各种资金可以进入农村，但是农民要组织起来，要通过各种农民的协会组织起来。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也都提出来要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社，比如说生产土豆的有土豆合作社，生产白菜的有白菜合作社，以合作社这样联合的方式来跟资本家讨价还价，进行博弈、进行谈判，你单个的农民那几乎就没有议价的能力，如果你讨价还价人家就不收你的了，只有农民全都组织起来，以一个声音去谈判，这样农民才能显示出力量。这次中央也是非常强调要建立各种农民的专业合作社，也就是说未来的农业产业化不只是“公司+农户”了，而是“公司+合作社+农户”。

中国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要求

这次改革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要加速，中国过去城市化的速度还是太慢，远远赶不上工业化的速度，我们的城市化率虽然现在也达到了40%，比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不到，百分之十几，可以说城市化率翻番了。但是我们发展了三十年，三十年才提高了二十个百分点，这个速度仍然是太慢太慢，与其他国家相比太慢。与前苏联、日本、西欧历史上相比，我们的城市化率都是太慢，原因就是由于土地是农民的一种保障，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土地同时又卖不出好的价钱，农民就更加不愿意放弃土地了。而城市的社会保障又非常不完善，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非常不完善。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户籍制度还是非常僵化，我是对户籍制度提出了很多批评，未来的户籍制度要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改革，要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否则如果农民进了城之后，不能够获得城市待遇，那么中国要应付目前的经济危机，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在过去比如报纸上说南京市，过去四五年中一百多万农民工，只有四五个人获得了城市户口，大概每一年是百万分之一的比例都不到，那就是说各个城市都是希望廉价地使用一下农民这个劳动力，不愿意提供社会保障等等给他们。企业也是一样，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廉价地使用劳动力，甚至不断地解聘这些农民工，然后又招收一批新的，使得成本更加低，每一年都换人，这样农民工的技术素质永远得不到提高，企业也永远不会花大力气去对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岗位培训。而美国的产品质量优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对工人的岗位培训，每一年政府要出600亿美元对工人进行培训。曾经日本人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珠三角地区，就是讲你们这儿，漫山遍野的工厂，但是生产水平都非常低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农民工他们的技能没有得到磨炼、没有给他们提供磨炼自己技能的机会，他们都是短期被雇佣，技术水平永远不可能提高。

由于农民不能够转变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只是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年末要回到农村去过春节，所以导致广州火车站雪灾时数十万人拥挤在这里，或者是年龄大了之后也要回到农村去娶妻生子，最后还是农民，形成不了稳定的产业工人，那么中国的产业转型也就很难实现，中国永远只能是劳动密集型、低端的产业，很难发展高级一点的产业，永远只是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加工厂，而不是世界的研究院。当然中国不可能没有劳动密集型，因为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劳动力、人口多，但是未来中国恐怕应当转型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结合。

要进行城市化就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在某种条件下要允许他们放弃土地，城市要接纳他们为城市居民。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其实早就已经在进行，只不过这次是以中央的名义全国推行，广东顺德在2001年就被当作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2005年天津也进行了宅基地换房的改革，以宅基地换城市商品房。2005年重庆也进行了土地公司化的改革，农民可以把土地入股成立公司，成立了公司就至少可以解决担保问题，因为作为公司它可以以它的财产来抵押做担保，所以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就给这些土地公司贷款了，这样就解决了农村的贷款难问题。但是重庆的这个改革前段时间被国家叫停了，原因就是土地公司化有可能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农民以土地入股，一旦这个公司资不抵债破产了，农民的土地就被银行收走了，农民会失去土地，因此叫停了。这次中央的土地制度改革，鼓励的不是土地公司化，而是土地的合作社化，可以办合作社，合作社不是一个企业法人，目前它的土地还不能够抵押担保。

当然我个人认为，土地公司化还可以试验，中国这么大，土地制度可以五花八门具有多样性，各个地方因地制宜，有的地方可以搞土地合作社，有的地方可以搞土地公司，那怎么解决农民可能失去土地的问题呢？我有一个设想，那就是要制订土地公司法，专门制订一个土地公司法，要规定一旦公司破产，农民有优先赎回土地的权利，他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赎回土地，当然公司破产了农民不可能不遭受损失，既然你入股了，经营亏损了，农民当然也要遭受损失，但是农民可以以比较高的价格收回土地，优先赎回土地。另外在别的方面也可以与现有公司法不一样，专门有一个土地公司法，比如说现有公司法规定股东只能50个人以下，而农村往往一个土地公司是全村人参加，股东一般都超过50个人了，所以股东人数要放宽等等，可以通过专门的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在江苏南通、山东、浙江等一些地方都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福建、甘肃，甚至安徽的凤阳小岗村都进行了一些土地制度改革。我家是土地制度改革最早的了，应当颁发给我家一个敢于改革奖。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在农村，可能在1980年左右吧，我们家的耕地就租给别人了，后来好像转让给别人了。所以我觉得我家是中国农村改革最早的（笑），那个时候土地就转让了，甚至出租了，因为人们现在就是要探讨土地出租的一个问题。人们发现农民可能更愿意以土地出租，特别是租给开发商，而不愿意入股，因为入股对农民来说风险非常大，这个股份公司一会儿赚钱一会儿赔钱，对农民来说风险很大，农民更愿意土地出租，最好租给开发商，对农民的收益是稳定的。

我家不仅是最早的土地改革，我也是最早的打工子弟、农民工子弟，所以有的人可能不理解，胡老师哎呀怎么那么热心为打工子弟学校呼吁、为农民工子弟呼吁，我那个呼吁还得到了北京市很大的响应，因为北京市曾经要取缔农民工打工子弟学校，结果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写了一个建议书，要求暂缓取缔那些打工子弟学校，结果北京市还真的就停下来没有搞了，因为我就是最早的打工子弟，那时还是改革开放之前。我父母给人理发，到城里去、到工厂去，我小时候就随之而到了工厂的附属小学上学，那还是七十年代，还没有改革开放，好像是72、73年左右吧。我那时就是打工子弟，我是打工子弟的先驱（笑）。

一些改革的政策、方案其实都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最后中央只不过把它总结进行推广。只有来自民间的改革，一种群众自发的改革，可能才是最有活力的。前段时间我在北京有一个演讲，讲到改革开放时，我曾经说到我们改革开放的经验其中有一条，那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这个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从小岗村分田到户，到四川向阳县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的牌子，到深圳的创业、海南的改革、浙江的农民城等等，都是来自于地方、来自于民间。我总结了六个方面的改革经验，当然我也总结了六个方面改革的不足。为什么现在引起了很多人对改革的抱怨、产生了庞大的弱势群体阶层，那就是由于我们还存在着种种的不足。

（本文是胡星斗2008年在岭南大讲堂及广东一些市县领导干部讲堂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