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进行制度反腐败

导读：

在发达国家，对于官员、富商、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公民、网友、记者、报纸的报道失误也不被追究责任，除非你能证明他是故意的、恶意的，而对老百姓、弱势者实行无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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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发达国家，对于官员、富商、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公民、网友、记者、报纸的报道失误也不被追究责任，除非你能证明他是故意的、恶意的，而对老百姓、弱势者实行无罪推定。200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代表美国股民状告300家券商，由券商举证没有欺诈股民，由于举证困难，券商只好主动赔偿了股民30亿美元。

在中国，进行民主监督太困难，但媒体监督比较容易，只要减少新闻管制就行。

关于群众监督。只有人人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

反腐败也主要靠群众监督。比如中国应当允许财政公益诉讼，也就是公民只要有证据，都可以起诉挥霍公款、浪费公款的行为。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都有这样的制度，起诉者还可以分得追回的部分资金，作为奖励。东京都知事也就是日本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因为住豪华酒店，乱支交际费，被东京一个区的议员起诉，东京地方法院判石原市长等3人赔偿40万日元。

还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鼓励举报的制度，如美国有举报人保护法、英国实行匿名举报、“举报卡”制度。中国也应当出台举报人保护法，避免举报腐败者被迫害打击，如举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郭光允被劳教、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雇凶杀举报人，等等。反腐斗士杨剑昌，有人写了他的传记，经过层层审稿，删掉1万多字，传记在一位老将军的干预下才得以出版，但不准在当地发行，杨剑昌住着70平米的房子，家里一贫如洗，儿子上学提心吊胆。这是昭示世人，大家都别学杨剑昌，反腐败成本何其大，风险何其大！大家可以学雷锋，但不可学杨剑昌，地方政府压制学反腐英雄的行为，反腐英雄甚至被“领导”污蔑为刁民。但在民主社会没有刁民，只有刁官，以刁民侮辱公民，正好说明他们是刁官。

关于收入申报。收入申报和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治本之道。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乃至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美国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25万公职人员每年要公开申报财产，不报、漏报的将面临民事诉讼和罚款，谎报者将被提起刑事诉讼。1989年美国议长赖特因违反财产申报法而辞职。2004年布什申报收到的礼品价值2.4万美元，包括鱼杆、鱼饵、一件衬衫、三顶帽子。俄亥俄州长，因为5千多美元礼物未申报，包括球赛门票、飞机票、没有付费的宴会而被起诉。

韩国自1993年开始“阳光运动”，金泳三总统率先公布个人财产，韩国国会通过了“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度”，规定自总统以下34000多人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韩国公民一生中的收支只用一个固定账号，一般交易刷卡，很少使用现金，帐户、财产由女方掌握。韩国男子一般不敢有婚外情，因为一旦离婚，全部财产将归女方。

2003年6月17日，墨西哥《信息公开法》实施后的第7天，1万名公务员因为没有按照规定公布自己的财产而被停薪停职。

俄罗斯联邦规定，任何政府官员在就职前必须申报个人和家属财产，每年4月1日前申报上个会计年度的收入和财产变化情况，申报的数据向社会公布，接受公民的监督和举报。

印度也建立了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2007年5月16日总理辛格公布了个人财产情况。

2007年3月13日，越南总理阮晋勇签署颁布了财产申报的法令，所有国会代表与副处级以上的政府官员于9月起申报财产，公布他们的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以及其他个人财物。

台湾地区早就实施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香港实行了公务员申报利益制度，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就因为买车时被指存在不当利益，招致媒体批评而辞职。

大陆在财产申报方面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995年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推出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1年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未来，大陆如果能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公务员的财产实名、申报、公开、监督的制度，必将大力地推动中国的廉政建设。

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依法向社会公布其个人收入和家庭财产，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所拥有的现金、存款、证券、不动产、各种投资及其他资产，接受社会监督，是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的关键之举。一要建立财产实名登记制度，公民的所有财产包括存款、股票、房地产等都必须以真实姓名持有；二要建立财产年度申报制度，公民特别是官员每年都必须申报收入和财产；三要建立财产公开制度，官员不仅要申报财产，而且其财产状况要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开；四要建立群众监督制度，如果官员申报不实，公民可以举报，有关方面依法查处。

以上三者——媒体监督、群众监督、收入申报并接受社会监督，其实都属于公民监督，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措施。

其他的反腐败措施还有：

人大监督。不能光靠行政自我监督，过去中国强调的是自己监督自己，但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组织监督太短，纪委监督太晚”，还是要重视立法机关的监督。人大应当掌管“钱袋子”，财政预算决算、怎么花纳税人的钱都必须由人大决定，而不是官员说了算。为什么会出现“跑部钱进”的现象，各级政府都到部里要钱、拉关系，原因是中国的财政资金分散在各个部门里，由行政长官决定怎样开支，这也造成了公款吃喝、公款购买豪华汽车、公款旅游出国等浪费资金的现象。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美中市长对话，双方互邀访问，但美国市长说：他们的财政预算没有到中国访问的钱，所以无法去中国。但是中国市长马上答应：你来中国的钱全部由我方支付。这件事说明，中国官员具有对财政资金使用的任意决定权。而发达国家的资金使用要经过各级议会同意，还有一些国家有议会审查官、监察官、行政审查官等，没有他们的同意，行政官员的决策不受法律保护。

中国要强化人大在审查财政预算、支出中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名副其实，不能是官员代表大会，大多是官员代表的话，当然无法掌管人民的钱袋子。人大代表还应当精简化、责任化、专职化、专业化，这样才有能力、有时间审查财政预算决算和支出。

还有司法监督。司法审判要独立地运作，不受行政干扰。司法审判独立了，司法腐败更没人管了怎么办？那又要依靠公民监督、媒体监督。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敛财8000万，他给私营企业发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40万一个，不买就“双规”；他让法院一周内判决一个案子，法院没做到，他就把法院院长、两个副院长、一个庭长四个人“双规”了。这是典型的监督部门自身腐败的案例，要靠组织监督、群众监督才能解决问题。（完）

（2008年胡星斗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进行制度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