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00年前，1924年的端午节前后。位于上海的公共租界，来了一位有着非常浓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领着一位老人，一位妇女，两个小孩子，来到了现在的威海路583弄。当然，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当时还叫做“慕尔鸣路甲秀里”。

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正是年轻时代的教员同志。

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我党信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立场，并认为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决定我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24年1月，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一大”上，教员同志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便带着妻子杨开慧、岳母向振熙，还有两个儿子来上海赴任。

教员夫妇住在甲秀里5~9号这栋楼的7号楼的一楼。夫妇俩住在前厢，岳母和两个孙儿住在后厢。他们楼上住着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俩。从6月份来到上海，到12月离开上海，这半年是教员战斗的一生中鲜有的宁静时光之一。

教员在这里将担任我党中央局秘书、组织部部长，协助陈独秀先生。同时还以国民党候补委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和组织部秘书，负责登记上海国民党成员、负责黄埔军校在上海地区的招生工作、并指导平民教育工作。

教员来到上海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关系太过于错综复杂，而国民党的官僚习气又太过于浓重。

比如，国民党的“元老”们并不配合党员登记工作，大摆“领导谱”，教员不得不让秘书将登记表登门送上，哄着、捧着，才让这帮国民党的“元老”们填了表。

再比如，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对国共合作颇为不满，甚至做出了强闯国家部门，殴打国民党左派和我党党员的事情。比如臭名昭著的“叶楚伧待人殴打邵力子”事件。到后来，随着孙中山先生病笃，甚至发生了上海执行部扣押国民党左翼和我党工作人员经费，甚至演变到扣押相关工作人员工资的恶性事件。

1924年11月，教员同志等14人联名向中山先生致信，称：“经费自8月起，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物几乎停滞，要求派员解决。”

然而中山先生此时已经病笃，国民党已然逐渐脱离了中山先生的掌控，逐渐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中。

但生病的不止中山先生一人，因为工作的步履维艰，教员早出晚归，常常通宵达旦，健康受损严重，也害了病。12月底时，教员同志确诊申请衰弱，他向两党申请“养病”，借机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湖南老家韶山冲。

山雨欲来风满楼，教员对革命风雨飘摇的前途感到迷茫。他在湖南一乡、一镇、一村地走、看，一点一滴地考察。他深入地反思和研究革命的主力问题来。三年之后，一篇洞彻民国社会的雄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世。其深邃的洞见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的革命运动进入了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