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家民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桩重大政治事件，多被认定为“团伙作案”，以揪出各种名目的“小集团”为终结。所谓高岗“五虎上将”即为一例。几十年过去，解读其中三人的回忆录发现，连当事者本人都不明白，何时成为“五虎上将”成员，何来的“串联”与“结盟”。

“高饶事件”中有个不时被提起的词语叫“五虎上将”。他们是指受高岗牵连的五个人，分别是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郭峰、马洪。“五虎上将”因曾被毛泽东说到过，而备受关注。

如今这五位历史人物都已作古，好在他们之中的三人留下了珍贵的个人回忆录（《赵德尊回忆录》，张明远《我的回忆》，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记录了当年那段曲折岁月的前因后果。另两位没有留下回忆录的，也都由当地的党史部门或其子女出版了传记和纪念文集《永远的怀念——郭峰传》 《永远的怀念——郭峰纪念文集》《大风起兮 马洪传》。通过这些回忆录、传记与文集，我们可以对高岗的“五虎上将”有个清晰的了解。

这些老人对当年被打成高岗“五虎上将”，始终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他们曾以各种形式向上级提过申诉，回忆录也是表达他们对那段被冤枉历史的不平的形式。最早出版了回忆录的赵德尊，一直盼望着老战友们能尽快说出这段历史的真情。可惜他们不是忙，就是已经作古。张明远及张秀山的回忆录，都是由他们的子女整理出版的。2004年8月，当张秀山的子女将父亲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发表在《百年潮》后，张秀山已经90岁高龄。远在黑龙江的赵德尊，亲笔给他们写信说：秀山同志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公诸（之）于世，告诉人们，所谓高饶反党集团“五虎上将”的头名领队，在组工会上讲了什么，在此做了明证。我希望秀山同志的回忆录能早日出版。

在这些老人的回忆录中，也流露着对彼此的赞赏，及对彼此所受冤枉的同情。比如张明远就在回忆录中说：“高岗作为东北局的带班人……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很受器重的‘秀才’，如马洪，善于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才思敏捷，文笔很好，高岗的许多文稿出自他的手笔。”他也说到张秀山：“在高岗身边还有一批很得力的高级干部。在东北局的常委中……张秀山是来自西北的一位资历很深的同志，是党中央派到东北的第一批领导干部之一，东北解放后担任组织部部长。”

马洪晚年也对张秀山的子女说过：“我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时，认识了秀山同志。那时，他是陕甘宁边区绥德特委书记，我们在一个班学习。在学习讨论中，他理论联系实际，讲出很多作战和群众工作的实例，使我感到他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他非常朴素，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人诚恳，办事讲原则，实事求是。秀山的这些品德和作风，使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对他很敬仰，大家都把他当老干部看，实际上他才28岁。”

当时东北局的领导班子人才济济，强而有力，大家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共同把东北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东北解放之初，曾有人说，“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1951年，刘少奇曾对陈伯村（后也被打成高岗“五虎上将”之外的另一人）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并请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这五个人中，除了张秀山是陕西神木人，与高岗共事较长，其余四人中，张明远是河北玉田人，郭峰是吉林德惠人，赵德尊是辽宁辽中人，马洪是山西定襄人，基本上是“五湖四海”，都是到了东北局后才与高岗共事，并无多少历史渊源。

张秀山是高岗的老熟人、老部下。他从1930年在陕北闹“兵运”的时候就认识了高岗，后来一直到创建陕甘根据地，两个人配合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两人之间毫无忌讳，无话不谈。解放后在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大权独揽，只有张秀山的话他听得进去。时任东北局副秘书长的马洪说：“在东北局谁敢跟高岗拍桌子？只有张秀山。”

郭峰曾对张秀山的子女说：秀山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坚持原则。特别是1949年，为富农党员问题，他与高岗争论得很厉害。我是从那时开始真正认识他的。

1949年3月，高岗任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秀山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张秀山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

1949年12月5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

会上，关于富农党员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是否允许农村党员当富农，即农村党员可否雇工、放高利贷等。与此相关的是土改后，农村中产生的新富农是否可以入党的问题。

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高岗和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党员不能有剥削行为，农村须走互助合作、共同致富的道路。12月10日，高岗在总结发言中讲道，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别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要雇工，党员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他还说，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的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仍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第二种是张秀山和少数同志的意见，不反对农民组织起来发展，但是，应当允许新富农中党员的存在，这些人多数是靠勤劳致富发展起来的。在农村，他们对大多数农民有一种标示作用，如果把他们清退出党，对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会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观点对立，张秀山同高岗发生了争论。

张秀山说：“从土改以来的短短几年中，东北广大农民为三年解放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农民的负担也很重。现在，东北农民并不是很富裕，应该鼓励他们积极生产，勤劳致富。广大农民富了，对支持政府、支援前方打仗有好处。在当前情况下，应该鼓励党员带头致富，哪怕是个别人有点剥削，如雇工等也没有大关系，土改后的一些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高岗不同意他的看法，你一句我一句，争论得很激烈。会后，有的同志对张秀山说：“你怎么跟高主席这样争吵？！”

张秀山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有不同的意见就要争论，在红二十六军、在延安时，讨论问题经常是这样的。”

会议按照高岗的意见做了决定：对共产党员和普通农民做区别对待，党员不允许雇工、放贷等剥削行为，党员要带头走集体致富的道路。对于普通农民要采取教育、引导方式，使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对于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问题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

农村工作座谈会结束后，东北局向中央报告了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1950年1月，张秀山专门到北京，准备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和请示这些问题。毛泽东不在北京，他就到中组部向安子文副部长谈了这些问题，请他向中央转达。安子文也认为这些是大问题。他让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陪同张秀山专门向刘少奇做汇报。刘少奇这时还兼任中组部部长。

中央组织部很快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复函东北局。复函中指出：“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也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同时要告诉我们的各级干部，在今天农村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安子文还把刘少奇的谈话记录转给了张秀山。

这时，中央决定派张秀山率各大区及各省、市委组织部部长赴苏联考察，到北京集中。张秀山在离开沈阳前，召开了东北各省、市委组织部部长会议，传达中央组织部给东北局的复函和刘少奇的谈话精神。他急于传达的目的，就是怕下面在处理“富农党员”问题上草率行事，造成混乱。

高岗不同意中组部给东北局的复函和刘少奇的谈话精神。

1950年3月，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张秀山因在苏联考察没有参加会议。会议期间，高岗点名批评张秀山传达中组部的复函是错误的，指示各省、市委仍按东北局先前的决定办。

6月，张秀山从苏联考察回来。在东北局召集有关省、市委负责同志的会上，高岗批评张秀山附和刘少奇的观点，传达中组部复函和刘少奇的谈话是错误的，要他在组织部部长会议上做检查。

张秀山想不通，又与高岗争论起来。张秀山说：“我工作有什么错误，批评、检讨都可以，对问题看法不一致，没有必要检查。你把与中央的不同意见拿到大会上去讲，也太草率了！”

高岗听张秀山说他“草率”，也动气了，说：“我没有你那么稳重，我看你持稳得越来越迈不动步了……”

马洪等人见争吵得厉害，就建议说：先休息一下，消消火，平静下来再开会。

会议休息时，高岗对张秀山说：刘少奇的谈话和对东北局的批复我给毛主席看了，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所以我才在会上讲了，免得在下面造成影响。张秀山听说请示毛泽东了，想想可能是自己的认识错了，既然毛泽东也认为高岗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只有同意了。于是，东北局的领导们就“一边倒”了。

1951年九十月间，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10月14日，高岗给中央写了《关于东北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认为随着农村自发势力的发展，应将发展互助合作的指导思想，作为反对和防止农民自发倾向的主要对策，各级政府应从各方面对互助组加以扶持和优待，逐步由低级形式引向较高级形式。

高岗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赞赏。毛泽东对高岗报告的赞赏和他关于农村问题的一系列批示与指示，使张秀山再次认识到，可能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错误的。1952年“三反”建设阶段，在东北局组织部会议上，张秀山对自己在富农党员问题上的认识，做了检查。

虽然发生争吵，高岗对张秀山的才能还是很认可。即便这次争论后，他还是对张明远说，“秀山政治上很强，在延安时毛主席很器重他”，要张明远多协助张秀山。

1953年九十月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前后，后来被定为“五虎上将”的五个人，在不同场合碰了几次面，便成了日后“串联”“结盟”的罪证。

当时五个人的任职分别是：张秀山和张明远分别为东北局第二、第三副书记；郭峰（原辽西省委书记）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兼党校校长；赵德尊（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兼任东北局秘书长；马洪原为东北局副秘书长，1952年11月随高岗调国家计划委员会任专职委员、秘书长。赵、马、郭均为东北局委员。

会议准备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领导小组预备会议，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中央组织部领导和六大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参加。第二阶段是工作会议。

高岗认为张秀山提出的都是一些大问题

9月7日晚，郭峰在去北京开会前到张秀山家，请示到中央开会的意见。张秀山因做手术卧病在床。他对郭峰说：“这次会议很重要，要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要求，主要是要干部，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任务很重，首先是配备好干部，请中央帮助解决。我和明远已经商量了，要提出一个方案报给中央。另外，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先听听别的地区讲的。”

郭峰问：“会检查工作吗？”

张秀山肯定地说：“会的。”

郭峰又问：“若检查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提？”

张秀山想了一下，说：“中组部调干部到工业晚了，对工业开始恢复有影响；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中组部的干部说第一次组织工作会前，我们党员没有标准是错误的；另外用干部有不当之处。”张秀山还补充说：“高岗到北京工作了，还是东北局书记，到北京要向他请示一下。”

9月8日，东北局开会，会议由张明远主持，讨论去中组部开会需要准备的问题，主要讨论了68项重点工程缺地级干部的解决方案。张明远做总结，除关于干部问题外，他也说到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应注意不要骄傲等。

此后，郭峰即赴北京开会。东北局各省、市委组织部部长是在9月17日第二阶段会开始前，由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李正亭带队赴京的。

李正亭去北京前，接到郭峰的电话。郭峰让他在走前到张秀山那里，看还有什么指示。9月14日，李正亭来到张秀山的住处，将郭峰的意思说了。

张秀山说：“你们去，要多注意听听其他地方同志的发言，学习他们的好经验。中央对东北的表扬够多了，你们要少发表意见。有些问题可能会有争论，你们年轻人说话要注意。再就是要向中央反映一下，吉林省委书记身体不大好，年龄较大，请中央考虑给吉林省配备新的书记。”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前，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张秀山，征求他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张秀山在电话中对安子文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自己就不说什么了。

安子文坚持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各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

张秀山听说是毛泽东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他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他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他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张秀山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张秀山转达说：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

恰在这时，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销矛盾非常突出。

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的报告。会议决定中央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华东局的谭震林、中南局的李先念、西南局的李井泉，以及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东北局是张秀山去参加的。

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对外未用“紧急”二字）是10月10日召开的。张秀山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张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因为接到中央这份电报，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期间，张秀山专门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向安子文谈了他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对饶漱石说，我的意见已同安部长说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还要赶着回去布置工作，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表示同意。

张秀山在大会上发了言

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当刘少奇提到要张秀山发言时，饶漱石说：秀山已找我和安子文谈过，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

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

当即，饶漱石要郭峰转告张秀山准备发言。但会议结束时，饶漱石又向郭峰说，还是他亲自去通知，并问了张秀山的电话和住址。

当晚7时，郭峰将领导小组会决定让张秀山在14日大会上发言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说，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这时，秘书接到电话，说饶漱石要到这里来。郭即离去。

饶漱石来到张秀山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

因为张秀山还要到毛泽东那里开会，饶漱石说完就走了。

10月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毛泽东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区负责同志开会，进一步强调粮食和农村发展等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问张秀山，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

张秀山就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他已同安子文谈的五点意见（原来是八点，后改为五点）做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他并简要说明了这几个问题的内容。毛泽东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张秀山问毛泽东：“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

毛泽东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做自我批评的。”

张秀山回到住处已经是深夜12点多钟，郭峰和赵德尊还在等他，想听听毛泽东有什么指示。赵德尊这时是到杭州休假，路过北京，也住在东北局驻北京的招待所，碰巧遇到了这件事。

张秀山对他们说：“主席找我们谈粮食和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我也把对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向主席汇报了，主席支持我去讲，但要我先找少奇同志谈谈。”

赵德尊说：“既然主席要你讲你就讲吧。”

郭峰说，还是先找少奇同志谈谈。

张秀山看时间已晚，说等明天再说了。他对赵德尊说：“你到杭州见到高岗时，向他汇报一下，说我那几条意见给毛主席汇报了，主席同意我讲。因为之前高岗让王鹤寿和郭峰给我传达，他不同意我讲那几条意见。”

在赵德尊的回忆录里，他也说到这件事：“我到上海，正碰上马洪休假也到上海，共同参观了几个工厂，以后一起到杭州休假，自然都要去看望仍兼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住处就吃饭，同桌的还碰到华东局的谭震林。毛主席对张秀山说的话，我也遵嘱向高岗传达了。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观念，我不能不照样传达。也因此，我就成了高岗在东北的‘五虎上将’之一。”

10月14日下午开会时，张秀山见到刘少奇，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刘少奇说：“就先讲吧。”

于是，张秀山就讲了自己的意见。张秀山讲完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刘少奇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做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他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后来，在与郭峰交谈中，张秀山说，少奇同志和中组部让我们来提意见，会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没啥，讨论嘛。没想到，他的发言日后成为“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他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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