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应旺

1937 年5月9日， 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毛泽东是一位善于从古今中外吸取智慧、重视从五湖四海选贤与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旗下贤者云集、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各显神通，与其重视“搞五湖四海”密切相关。

毛泽东的著述中经常谈到“五湖四海”。他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在延安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五湖四海”，从水的方面泛指不同地域、各个地方的总合。与“五湖四海”相对应的，还有一个从山的方面泛指不同地域、各个地方的总合的词，那就是“三山五岳”。毛泽东也用过“三山五岳”的概念。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工农革命军准备到井冈山落脚时，面临着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两支队伍的问题。何长工回忆：“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组织上说就是不断地从五湖四海、三山五岳扩大队伍、汇集力量的结果。井冈山时期有过三次大会合。

第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与袁文才、王佐率领的队伍的会合。第二次是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的会合。第三次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5军到达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的会合。在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经过会合形成了红一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会合形成了红四方面军。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红2军团、红6军团在长征中会合成红二方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红25军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合，形成红15军团。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路抗日武装力量经过多次会合，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武装力量会合成八路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武装力量会合成新四军。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力量经过多次会合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大野战军，即彭德怀、习仲勋率领的在西北的第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在中原后来到西南的第二野战军，陈毅、粟裕率领的在华东的第三野战军，林彪、罗荣桓率领的在东北后来到中南的第四野战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没有一次次的会合，也就没有一次次的发展壮大。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1947年，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新中国成立伊始，怎样建设国家、治理国家摆在了毛泽东面前。在选拔和使用干部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搞五湖四海”。1949年10月24日，他同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

毛泽东提出“要搞五湖四海”，就是要求既要搞好党内团结，在党内选拔好、使用好干部，又要搞好党外团结，在党外选拔好、使用好干部。当时，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是党外民主人士；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郭沫若、黄炎培2位是党外民主人士；政务院里相当于4个分院的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的4位主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2位是党外民主人士。

当时在政务院下属的30个部级机构中，由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部长及部长级正职的有13人。他们是：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兼）、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将党内和党外贤与能者即德才兼备者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发挥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中集中民智、凝聚民心、汇合民力和聚集各方面人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强大作用。

不仅中央一级选拔、使用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各省各地选拔、使用干部也“要搞五湖四海”。方志纯回忆，江西刚解放时中央决定由陈正人、范式人、邵式平、陈奇涵、杨尚奎、刘俊秀再加上方志纯，组成江西省委。“毛主席说：‘现在又是五湖四海啰，要善于团结各方面、各个山头的同志一道工作。’笑了笑，又伸出一个食指指着我说：‘你去了应该多做团结的工作嘞！’”

毛泽东在治国和建设时“搞五湖四海”的组织路线，是从他领导革命时“搞五湖四海”的组织路线发展来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搞成功，与组织路线上“搞五湖四海”有着密切的关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既重视正确处理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又重视正确处理长征来的干部、红军与陕北当地干部、红军之间的关系。为正确处理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将张国焘路线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区别开来，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他既重视批判张国焘躲避抗日的逃跑主义和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错误，又反对把什么都说成张国焘路线，反对借批判张国焘路线整人，主张多用红四方面军的干部。

从井冈山山头出来的陈士榘回忆：“从他讲我们是一个山头的，到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更使人感到毛泽东历来反对拉山头，搞小圈子，主张五湖四海的一贯思想。足以说明了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和光明磊落的思想作风。”为正确处理长征来的干部与陕北当地干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强调陕北的同志保住了一个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全国抗战的出发点。毛泽东念念不忘在其他根据地都丢了的情况下，陕甘根据地成为党和红军生存和发展的依托。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说：“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要像看待兄弟姊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

莫文骅回忆，毛泽东曾说：“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就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是行不通的。”高岗被选为党的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个重原因在于他是当时陕北干部的代表。后来，高岗骄傲自满、野心膨胀、拉帮结派，走上了危害党的团结的道路，这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

中国共产党要不断推进其伟大事业，不仅要依靠人民，还要把人民当中，把党内、党外既贤又能的人即德才兼备者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就“要搞五湖四海”，从最大范围保证民力民智民心的凝聚，包括从最大范围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要搞五湖四海”，就要反对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就要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山头主义。

1949年7月5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

“要搞五湖四海”，就要实行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阐述党的干部政策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他还指出：“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

怎样选拔、使用干部？毛泽东要求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他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他认为张国焘实行的则是“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的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就要反对宗派主义。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任务之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三次“左”倾路线，在组织路线上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和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特别是第三次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不同意、不执行其错误做法的同志，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这是招致土地革命战争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组织路线上的原因。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 中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为反对党内的宗派主义倾向，毛泽东提出以下原则：正确处理局部和全体的关系，提倡顾全大局。正确处理个人和党的关系，反对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反对个人主义。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不分彼此，取长补短。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两者必须团结一致。正确处理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倾向。正确处理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新老干部应该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为反对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倾向，毛泽东批评一些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左”倾机会主义在对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突出表现为关门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富农、黄色工会都看成敌人，认为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毛泽东认为关门主义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障碍，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就要正确对待山头，反对山头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条道路的开拓者。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从五湖四海、三山五岳搞起来的。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有19个大的根据地、9550万人口。这19个大的根据地就是19个大的山头。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

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毛泽东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反对山头主义。他说：“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它有什么坏？清凉山有什么坏？太行山有什么坏？五台山有什么坏？没有。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毛泽东认为“一定要认识山头”。“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

毛泽东终生重视“搞五湖四海”，反对搞宗派主义。晚年毛泽东对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宗派集团非常反感，多次严厉批评“上海帮”“四人帮”。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又批评江青：“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指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公开批评，为后来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5年7月， 毛泽东在机场迎接到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一行六人。 右一为毛泽东， 右二为黄炎培

毛泽东重视“搞五湖四海”是与重视共同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重视群众路线、虚心待人联系在一起的。

五湖四海的水所以能汇集到一起，是由于目标相同；目标不同，各奔东西，就不能汇集到一起。毛泽东讲“五湖四海”时，首先强调是靠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政见相同才能结合在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几乎每次都讲到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总是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工作作风、战略战术都是为这种政治方向服务的。毛泽东认为不仅抗大学员要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都明了中国怎样而且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使这个政治方向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五湖四海的水能汇集到江海里去，是因为江海居于下游。 《老子》认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者宜为下”，“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毛泽东之所以重视“搞五湖四海”，之所以能“搞五湖四海”，与重视走群众路线，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密切相关；也与毛泽东强调谦虚谨慎，强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密切相关。任何一个领导者，包括杰出领导者在内，都只能具有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特长，都不可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才，都只能通过“海纳百川”博采众长，通过汇集众人的力量、众人的智慧而发挥领导作用。

毛泽东认为楚汉相争中刘邦之所以胜，项羽之所以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刘邦会用人，项羽不会用人。毛泽东与吴冷西、胡乔木谈话时曾背诵《史记》 中记载的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指出：“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举旗定向，重视“善下之”，从五湖四海汇集人才、汇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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