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福贵

25岁的任远， 时任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

笔者为衡宝战役烈士找家寻亲时，到燕山深处杨家铺战斗遗址调研，发现当年八路军一位高级特工，在重伤昏迷被俘后，仍然坚持以特制特，以假乱真，铲除敌特，保护组织；其三大英雄壮举，导演了一出又一出“谍变谍变再谍变”的活报剧，先后铲除汉奸团长、日军宪兵队队长、伪新民会会长。日本关东军总部最先进的录音设备，反证了这位红色特工的清白和他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2014年6月21日，为了给第四野战军牺牲在湖南邵阳的140多位烈士找家寻亲，笔者来到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杨家铺烈士陵园。70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壮烈的杨家铺突围战。

在这场战斗中，我军牺牲430余人，重伤被俘150人，成功突围的只有120余人。1944年10月，冀热边特委正在丰润县皈依寨召开扩大会议，牺牲人员中特委、地委、县委三级领导干部占很大比例。聂荣臻司令员说：“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次罕见且损失重大的战斗。”

日军是如何获取我冀热边特委正在杨家铺开会的核心机密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华北抗战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这个谜团不解开，不仅430余位烈士死不瞑目，同时也不能警示后人。笔者多方求证，历时一个月，终于找到第一手资料，解开了这个历史谜团。

笔者找到多本革命回忆录，其中一本是亲身参与杨家铺突围战的原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任远所写的《红色特工忆往事》 （金城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从中找到了答案：

负责看守我的日寇青柳也不断来囚房同我聊天， 对我讲些所谓的内部新闻。 不料有一天我竟从青柳口中听到了杨家铺包围战的真正原因。 原来是因为他们事先得到了准确可靠的情报。

我故意反问： “是你们的情报线报的？”

只听他洋洋得意地说： “10月15日夜， 我们在铁路边抓到了你们丁振军 （曾任冀东十三地委书记， 在杨家铺战斗中牺牲) 的一个侦察班班长，从他身上搜到他送给丰润何家营一带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重要情报。 16日， 我们便秘密集结战斗力较强的独八旅团， 分头向北挺进， 行至左家坞一带已发现有大批八路军， 提前在杨家铺接火， 打了一场遭遇战。”

没想到，日军获取我冀热边特委正在杨家铺开会秘密情报的谜底，就这样被揭开了。我军在华北敌后重大的一次损失源于失密。

然而，能够深入日军特务机关揭开这个谜底的任远又是何许人呢？笔者进一步挖掘史料，惊讶地发现了这位隐蔽战线红色高级特工被俘后仍然能够创造英雄壮举的惊世传奇。

任远，原名马嘉善，陕西绥德人，生于1919年10月，16岁参加革命。1937年11月，经地下党黄静波、安志文介绍，18岁的马嘉善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他经地下党介绍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侦察保卫专业学习。之后，他又被选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干部训练班，接受专门的特工训练，因为表现优异被戏称为“十三太保”之一，外号“小人大将”。1939年2月，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3月，马嘉善跟随中央社会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前往华北开展情报工作，化名“任远”。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转折，日军陷入太平洋战争泥潭。党中央急需了解东北敌情。10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成立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联名致函冀东特委书记李运昌，介绍任远任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站长。任远化名刘杰，联络站的代号是“燕山部队”。

1942年底，23岁的任远带着20名干部、1部电台，来到河北省抚宁县（今秦皇岛市抚宁区） 和临榆县西北的蚂蚁沟潜伏下来。冀东12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派来一个连队保卫。任远以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刘杰的身份活动，与敌伪人员广泛交际，先后策反了海阳镇伪商会会长王兴吾、侯庄伪大乡长侯清波、榆关伪大乡长杨筱波等8名伪职人员参加抗日，他们同意为八路军搜集情报，成为情报站埋伏在冀东、辽南日伪军政机构中的眼线。很快，任远铺设的情报网以海阳镇（今属秦皇岛市海港区） 为核心向冀东、东北展开，不仅包括秦皇岛、山海关，甚至远及营口、沈阳、长春。来自各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蚂蚁沟。任远将消息甄别、分类后，发送回中央分局和中央。

1944年夏天，日军疯狂发动“扫荡”。任远决定，把电台从山区转移，藏在敌占区的海阳镇伪警察所所长杨守敬家的夹壁墙内，只在夜里收发报时取出。他派一个便衣警卫班保卫电台，战士平日就扮成伪所长家中的长工。任远领导下的冀东东北情报站迅速打开了局面，不仅与秦皇岛等冀东周边地区建立了直接的情报联系，还向沈阳、哈尔滨等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派出几十名情报人员，形成了严密的情报网，搜集到了“关东军精锐师团大部下南洋”等伪满洲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情报。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调查“满洲国”的情报站，就隐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但是，正当任远率领冀东东北情报站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场风暴袭来。1944年10月16日，日军独8旅团3000余人偷袭杨家铺。我方参加会议的800余人，突出重围的仅120余人。

任远两臂、胸部四处中弹，昏迷了过去。敌人搜索战场时，见任远上半身血肉模糊，衣服沾满鲜血，就只搜走了他的手枪和钢笔，没有发现鲜血浸透的内衣口袋里有一个小本子。那上面记着秘密联络员的姓名、地点、方法等绝密材料，还有无线电台的联络密码。

任远在剧痛中醒来，发现自己被捆在一个门板上，由日军抓来的4名老乡抬着，向丰润县城走去。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笔记本。他想将它销毁，但由于受重伤，手指像木条儿一样，解不开衣扣。当天夜晚，在左家坞镇住下，任远等人被押到一个马厩里关着。夜深时，他假装呼吸困难，向抬担架的老乡求助，解开了两个扣子。任远忍着剧痛，掏出沾满鲜血的笔记本，撕掉有字的页面，嚼烂咽下。25岁的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用这样既原始又安全的办法保住了我军情报站的最大机密。

任远将笔记本销毁后，开始考虑自己该怎么办。他被押进丰润县城监狱后，自称是冀热边区的警卫连连长，暂时骗过了日军。但他也很清楚，日军必然会进行多方查证。敌人一旦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必然会从他身上深挖情报。为了确保情报和同志们的安全，任远决定牺牲自己。

任远英勇赴死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大量喝水。众所周知，人在受重大外伤后不能大量喝水，否则会血液稀释、电解质紊乱，导致死亡。

任远的这一反常行为，反而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他们不仅严格控制了他的饮水，还对他进行了重点审问。任远将计就计，在审问时破口大骂，高喊“打倒日本法西斯”，一心只想激怒敌人，慷慨就义。但是，他的英勇赴死行为，不但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让日军联想“这是条大鱼”，既不严刑逼供（因为他不怕死），也不轻易处决他。

为了不让任远马上死去，日军安排了一名囚犯照顾他。当任远看到新狱友时，眼睛亮了：这人叫李永，是党的地下交通员，他俩见过面。经过试探，任远确定李永被捕后没有叛变，便重新鼓起了斗志，和李永研究越狱的办法。

然而，一个新的变故出现了：有一个相识的身影在监狱露面，陪同日军对任远指指点点。假装昏睡的任远用眼角余光一瞟，立即认出他是唐山市伪新民会会长张铁安！张铁安原先是冀东东北情报站发展的一名联络员，叛变前和任远见过面。只见他谄媚地对日军说：“太君没错，他叫刘杰，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我见过他！”他的出现和指证，意味着任远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

任远对李永说：“同志，我的身份已经暴露，来不及越狱了。为了避免情报泄露，同志，我命令你把我勒死，今天晚上就动手！”听了任远的话，李永吓了一大跳，连连摆手。任远说：“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如果不是我双手受伤，本来不必麻烦你的……”任远向李永交代了遗言，又在墙角处抠了“以身殉难”四个字，并交代了如何将现场伪装成自尽的办法，来保护李永。李永见任远如此坚决，只得含泪执行了他的“命令”，用挂手巾的绳子勒紧任远的脖子。任远陷入了昏迷，手脚抽搐。但是，关键时刻，李永却泪流满面，不忍下死手，碰倒了尿桶，惊动了看守。任远第三次寻死又没有实现。

在丰润县日军监狱，任远被叛徒张铁安指认后，日军高层特别是特务系统大喜过望。他们早已耳闻“冀东东北情报站”“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的大名，多次搜捕，多次吃亏，“今日才捞到这条大鱼”。他们立即上报日本关东军特务总部。日本关东军特务总部立即派直属“华北特遣队”（代号1420部队） 宫下大尉、唐山宪兵队队长川上大尉前来“探望”。他们首先派汽车把任远送到唐山市最好的医院治疗。任远当然明白，他们最终目的就是要套出他脑子里的最高机密。

任远经过慎重思考，作出一个重要决定：用“以特制特”的办法和敌人开展特殊形式的斗争。关键三点：一、以假乱真；二、借机除奸；三，掩护同志。

他开始向日军提要求，从衣服食物到住宿条件，给敌人营造出一种他意志松动的假象。然后，当日军特务队队长宫下大尉再一次来到医院劝说任远时，他欲擒故纵地说：“经过几天的考虑，我记得的可以跟你们谈，但能否让你们满意我就不知道了。”宫下一听任远要交代情报，满脸堆笑：“大日本帝国不会亏待你的！”立即轻车简从，茶水伺候，促膝谈心，营造出一种诡异的“和平”气氛。实际上，他们在任远房中安装了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任远讲话，全部录音。

为了麻痹敌人，任远预先挖了两个坑：“第一，我的关系很多，我只说我记得的。第二，我说完之后，你们能不能找到这些人我不敢保证，因为我被俘的事你们已经公开，他们知道了肯定要转移。”宫下听了点头表示理解。事后才得知，日军正在派飞机撒传单《刘杰告冀东同胞书》，大造谣言。宫下紧急报告日军第6旅团长，叫停日本军方的一切公开宣传。

任远的讲述，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连续讲了两个半小时，“交代”了30多个组织关系，硬生生绘制出了一张以假乱真的八路军在冀东和“满洲国”的地下情报网！

这张情报网，既有组织架构信息，又有情报人员真名、假名、代号、住址、派出时间、联络方法、联络人的名字到具体执行的任务等信息一应俱全，其内容让人难以质疑。但关于潜伏人员身份、居住地点等关键信息，任远全都做了手脚。

拿着几大盘录音磁带和厚厚的一大沓根据录音翻译的中日文对照资料，宫下欣喜若狂，以为立大功的机会到了！很快，日军宪兵四处出动，在伪满洲国、冀东等地疯狂地搜捕地下党、情报网中的人。日军整整折腾了一个月，得到的结果却让宫下有苦难言——有的情报从名字开始就错了，日军找来找去查不到人，任远把手一摊：地下党改了名，这不能怪我，只能怪你们公开宣传我参加“中日亲善”；有的情报，假名是对的，真名是对的，住址是对的，但是联络方法不对，结果宪兵破门而入时，情报员早已远走高飞；有的情报，真、假名字是对的，联络方法是对的，但是住址错了，搞了半天查无此人……特别是任远“交代”的几处地址，就是地下党的“预警点”，当日军按照这些地点去搜捕时，我党地下组织就会收到信号，按照任远事先制定的“应急程序”早已转移，日军连连扑空。

宫下气坏了，却又找不到一点把柄。高级特工的作业无懈可击，八路军冀东东北情报网，全网安全。

最让党和人民感动的是任远派出的情报网，不仅毫发无损，而且发展壮大，成为插在敌人心脏的钢刀。任远派出的赵东黎，曾经留学日本，在伪满洲国长春扎根后，发展组织，成立了中共长春工委，下属十几个群众组织，为抗日和解放长春作出重大贡献。联络员张庆和成为长春市第一任公安局局长。任远在冀东东北情报站的部下，更是奋发有为，对外叫“飞行大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侦察敌情，用白布绘制了300多尺的特殊地图，把从北平到山海关铁路、公路沿线的敌军阵地、炮楼、地堡、兵力部署，标得清清楚楚，受到四野首长的赞扬，为大军入关、打好平津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杨家铺烈士陵园

当日军逐渐失去耐性，要求任远必须提供“更多可靠情报”时，他的第三步便开始了：他向日军提供了一伤“与八路军长期合作”的伪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的详细资料。

任远为何第一个“供”出他来？因为张爱仁是一个铁杆汉奸。1943年，他险些将八路军在冀东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李运昌送进日军的虎口。那年3月，日伪警备团团长张爱仁联络李运昌，表示“愿意和八路军合作”。此后，他多次秘密送来药品、电池、弹药等，成功获取了八路军的信任。

9月，张爱仁派联络员送来一个情报：“我被日军怀疑，想要将部队拉到秦皇岛附近的平市庄（今属秦皇岛抚宁区） 进行起义，希望八路军给予掩护和接应。”接到消息后，经过研究，决定由李运昌带领警卫部队，到平市庄接应。同时，由曾克林团长率领第12团向秦皇岛、北戴河佯动，掩护张爱仁部行动。

16日，当李运昌、曾克林带领部队按计划出发后，任远凭借情报人员独特的嗅觉，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张爱仁虽然约定了起义地点和时间，却没有给出具体的行动路线和联络暗号。起义地点平市庄位于我根据地边缘，距离秦皇岛不过20多里，日军重兵在侧，一旦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他连忙派出一批侦察员，前往秦皇岛附近的各日军据点侦察敌情。

很快，情报便送了回来。日军在秦皇岛、北戴河、海阳镇等地新部署了大量兵力，对平市庄形成了三路夹击的态势。任远跳上马背，飞快向平市庄赶去，立刻向李运昌汇报了情况。李运昌当机立断，马上命令部队转移，同时电令曾克林的12团火速撤退。

就在八路军转移2个小时后，1000多名日军便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包围了平市庄。若不是任远发现异样，及时传出情报，冀东八路军将遭受巨大损失。

事后，我军情报部门才查清，张爱仁背后还有日军秦皇岛宪兵队队长武田的阴谋策划。张爱仁因为假起义事件受到日军表彰。

但是，这个阴险狡诈的铁杆汉奸，却受到红色特工的致命一击。任远天才地运作“谍变谍变再谍变”，精心导演了一场跌宕起伏的活报剧。

任远对日军特务队队长宫下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张爱仁自称起义，取得了八路军的信任，八路军答应在平市庄接应。但是，为什么你们大军出动包围平市庄却扑了空？”宫下竖起耳朵。任远进一步指出：“就是因为他想进一步得到你们的信任，才谎报‘起义’！他的计划是经过我们批准的！”宫下听了大吃一惊，将信将疑。

然后，任远条分缕析：“八路军最缺什么？张爱仁又送药品，又送无线电器材，又送子弹，送这么多违禁品都是他主动找我联系的。地点就在侯庄乡大乡长侯清波家中。”宫下连连点头。任远又进一步提出“人证”说：“张爱仁把他的一位亲信连长江东，派到冀东军区当‘联络员’，这次在杨家铺战斗中为保卫军区首长光荣牺牲，你们知道吗？”宫下听了，脸色大变。

真相如何？江东原本是八路军的一位干部。因为张爱仁主动找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任远就派江东到张爱仁部当联络员。张爱仁多次送医药物资都是通过江东联络的。但是，江东贪图享乐，张爱仁用高官厚禄引诱江东下水，提拔江东当了警备团连长，江东死心塌地当了叛徒。1943年9月16日的假起义，从头到尾都是江东参加联络。但是，假起义阴谋被识破后，任远立即逮捕了这个“我谍变敌谍”的江东。杨家铺突围战打响后，任远发现敌情严重，不能带叛徒江东突围，请示冀热边特委社会部部长钟子云同意，派警卫员刘鸿章枪毙了江东。可是，在任远提供给宫下的版本中，这个被任远下令枪毙的敌谍江东，却成了张爱仁的“亲信连长”、八路军的“烈士”，由此反衬张爱仁决心“抗日救国”！

任远是策反张爱仁行动的实施者，对于张爱仁的情况知根知底，所以提供的信息严丝合缝，分毫不差。他“义正辞严”地表示，愿与张爱仁当面对质。

宫下闻讯大怒，当即把张爱仁逮捕查办，这个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后来，任远越狱成功回到军区向李运昌汇报此事时，李运昌说：“你给冀东人民除了一个大害啊！”

任远“指名交代”的第二个人，就是当初设下毒计想消灭八路军冀东军区部队的日军驻秦皇岛宪兵队队长武田。任远潜伏在抚宁县蚂蚁沟时就了解到，武田曾经收受过当地伪保长杨筱波的30两大烟土，私放了被捕的一位商人。而这位商人恰恰是八路军交通员杨炳康。这个情报深藏在任远心中两年，现在有用了。怎么让这个情报发挥最大作用？这个情报到了任远口中，武田不仅仅是一个收受贿赂的宪兵队队长，而且变成了“利用八路军间谍杨炳康，用药品从八路军处换大烟高价倒卖”的“内奸”。

任远在回忆录中说：“我面露几分难色‘尴尬’地说：‘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讲？’宫下安慰说：‘不要有顾虑，刘桑。’‘秦皇岛日本宪兵队队长武田，跟我们有些生意上的来往，是我们的老主顾了……’我这么说是因为日军除了使用军事进攻，也善用经济封锁，因此绝不容忍同‘匪’通商。而武田所封锁的辖区内时有类似事件发生，正好扣在武田的头上。宫下怔了一下！‘真的？’敌人上钩了。我又正色地说：‘我们经常用烟土交换药品，这事只有赵濯华、张化东和我三人知晓。因为赵濯华的警卫员，是我们一起从北平调到冀东的，他被俘后，武田队长让其贩卖鸦片，来掩护他的真实目的，因此我们就用这条线与武田队长保持秘密合作。’我说完以后，宫下脸色都变了……”

后来，日本宪兵队以“勾结八路、走私烟土、极大地损害了帝国利益”的罪名将武田逮捕，押回日本，判刑10年。

任远第三个“供认”的就是那个指认任远身份的汉奸张铁安。

张铁安原本是唐山市一大富户，本人又有文化，会钻营。他当上了唐山市伪新民会会长后，积极为日军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猖狂反共。但是，他又担心八路军找他“算总账”。于是，他削尖脑袋往“北边”钻，和冀东东北情报站建立了“地下关系”，和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刘杰（即任远） 见了一面，提供了一些日伪军的情报。但是，任远从唐山情报站站长张家声口中得知，张铁安并不是真心抗日，他和八路军搭上关系后，仍然效忠日军。特别是在任远被俘后，他出面陪同日军，当面指认“他就是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刘杰”，这是典型的出卖、叛变。任远被囚禁于唐山市1420特务部队时，又是他奉宫下之命，前来劝降，许以“冀东联络专员”高官和“娶日本老婆”。任远经综合分析，完全肯定张铁安就是一个汉奸。

于是，任远又向宫下“坦诚交代”：张铁安是“白皮红心”的八路军情报人员。任远故意把张铁安和他见面的过程说得神乎其神：“张铁安早就有抗日救国思想，是他主动找到我。他是我派到唐山日本组织中的内线。他可以代表我发展情报人员。他不仅向我提供唐山市日军兵力部署，还曾经向我提供华北日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兵力部署。”宫下深信不疑，“果断”下令将张铁安逮捕枪决。

在多次替日军挖出“卧底”后，日本特务机关受到上级嘉奖，任远也获得了日军的信任。他不仅走出了监狱，还住进了一处独家小院。

这时，党组织也终于找到了他。李运昌通过潜伏在唐山市商会的地下关系，打探到任远的消息，买通了日军宪兵队几个看守，使其放松了看管，同时让唐山情报站站长张家声和任远见面。

1945年2月18日上午，张家声安排了两个秘密交通员拉着洋车来到开滦煤矿高级职员王新民家门口，王新民随即将假装来串门的任远化装成与他一起出门办货的煤矿办事员。两人坐洋车来到唐山市北郊，王新民用假身份证和大洋骗过了盘查的日军。下午4点多，任远安全地回到了刘家营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抗日军民热烈欢迎他回家，站岗放哨的儿童团认出了任远，欢呼：“刘杰叔叔回来啦！”

回归后，任远立即向党组织写出详细汇报，如实写出全过程。经过层层审查，1946年7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有关负责人刘澜涛、李葆华、许建国、姚依林等人经过慎重研究，作出“任的历史是清楚的，工作是执行毛主席工作路线的，政治上尚无原则错误”的结论，并且作出恢复他党籍的决定。任远后来担任南口军管会副主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副处长，挖出了大量潜伏特务，抓获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组长上校熊先立、智擒伪上将“华北游击纵队总司令”张荫梧，为我军顺利接收北平立下功劳。李克农亲自点将，把他调到中央保卫部门承担护送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的任务。

但是，在“以特制特”的周旋中，任远向日军提供了部分真口供。任远领导的地下情报系统虽然没有受到破坏，但在敌人面前的“供述”是否构成了叛变，成为困扰他数十年的问题。“文革”期间，他在北京卫戍区管制的交通部干校内被隔离审查了7年。任远以坚强的意志，相信党相信群众，胜利地通过了新的考验。

1974年，中央三办专案组从沈阳原日本关东军总部找到了任远的全部档案和秘密录音，内容和任远汇报基本一致。日军特务的先进窃听器，不仅用铁的事实证实了任远的清白，而且证明了任远在龙潭虎穴中，确实进行了以假乱真、铲除敌特、保护组织的三大英雄壮举。1974年，党组织任命任远为二机部核二院院长，1975年，任命他为核二院党委副书记、书记。1979年，党组织对任远的最终复查结论，明确指出：“任的历史是清楚的，工作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经反复查证，任所领导的地下组织没有受到任何破坏，他被俘后没有叛变投敌和被敌人派回的事实”。1984年，65岁的任远离休，为了表彰他为祖国作出的杰出贡献，组织上批准他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

2019年9月30日，任远以百岁高龄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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