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最大价值在哪里？#

我是六零后，那个时候，有些人说精神生活极其丰富！但是我没有感觉到。

我是1965年出生在鲁西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谈不上偏僻，但是那个时候交通不便、传播媒体不发达，所以接触到的外面的信息很少！

那时小孩能接触到的信息主要是本村，所以村子的大小决定了这个小孩的见识，所以也就有了“小村的孩子没见过嘛”，也就是没见识的说法，其实想想也有道理。

我们村子小，也是个落后村，好事坏事都不积极，学校大多数时间就一位民办老师，各个年级都教、各门课程都教，体育课、音乐课都没有上过。

我们那个时候唱的歌都是跟着小广播喇叭学的，会的歌很有限，比如:《下定决心》、《社会主义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大刀进行曲》等等，都是听的遍数多了听会的，老师不识简谱，也教不了。

后来升初中去了邻村上学，邻村是个二千多人的大村，刚入学就感觉到了人家比我们有“见识”。

比如我记得上课前先唱首歌，叫文娱委员起个头，文娱委员是个小“黑小儿”，直着脖子大声的来了一句“刘冰一伙人”，唱！大家齐声的唱了起来，严格的说是他们村的学生在唱。

这个初中班就我们两个村的学生，几十个学生，我们村的就五六个，人家唱的群情激昂，我们听的云里雾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我只听出后面的一句，“打！狠狠地打，狠狠痛打落水狗！”

改革开放以后很久，我想起这件事，查资料才知道，这首歌是针对当时清华大学校长刘冰的，刘冰因为状告迟群、谢静宜被打倒批判，是批判刘冰的一首歌，当然也是借题发挥，是针对后来“总设计师”的！

就是这么一首歌，我感到了大村孩子和小村孩子的差异。那时大众能够普遍接触到的媒体是有线广播，也就是家家挂在堂屋的小喇叭，小喇叭上播放的文艺节目大多是样板戏，还有山东快书，能够记住的是一段宣传解放军的《赔茶壶》，还记得开头几句:说小吴唱小吴，咱说段小吴赔茶壶，赔茶壶。。。

有线广播天天播的新闻都是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劳动场面都是热火朝天，祖国大地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可是这些都是媒体和书面语言，和我们真实的生活相差太远。

那时电影、小说、戏剧的人物形象也很鲜明，正面人物都是一身正气、大义凛然，胖大的魁梧、矮小的精神；反面人物都是形象猥琐、贼眉鼠眼，自私自利甚至残忍恶毒。

那时我看的反映农村的小说是浩然《金光大道》、《艳阳天》，几乎都是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情节，根本没有多少农民真实生活的描写，可能也没法写！”

1966-1976年“十年浩劫”时期，中国是一片文化荒漠，全国号称“八个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红灯记》、《白毛女》、《奇袭白虎团》与《海港》）加一个作家（浩然，他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长篇小说）”，只有毛主席语录、鲁迅作品选等少量书籍允许出版，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毒草给扫除。

说莫言的作品有迎合西方，抹黑祖国的嫌疑，但不管怎么说，莫言的作品比《金光大道》、《艳阳天》更被人们认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

在这里我无意贬低浩然先生，毕竟那个时代也只能产生那样的作品，气候条件使然，只能长这样“苗”，所以，曾经的大文豪也只能写“顺口溜”，曾经的骨气也不见了。多少大作家在那个时期也没有作品面世，他们都忙着打扫厕所、扫大街了，可能那时提倡的也不是他们擅长的。

改革开放后，虽然气候越来越宽松，但很多的作品都是表现的个人遭遇和恩怨，社会层面也只是浮光掠影的带一下而已。莫言的作品在揭示的社会问题、人性方面，比较深入，一些人暂时接受不了是也很正常，这就像郭德纲的相声，前些年也是备受争议，说其低俗，但作为相声本身就有娱乐的功能在里面，如果只是板着脸教育人，那就失去了生命力。

注意:我这里说的“只是”，并不是说相声不可以有教育人的功能；这就好比莫言说的，文学不能成为唱赞歌的工具(大致意思，不是原话)一样，文学不是不能唱赞歌，而不能只是唱赞歌！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文学以不同的形式（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我们小时候，学的课文中地主的形象都是贪婪、自私、而且道德低下，欺男霸女，巧取豪夺，对长工也是极尽盘剥。

但那时听到的经常听长辈们说，那个时候长工比地主吃的还好，十天半月还要改善伙食，包大肉包子，每年还给长工新衣服。

其实地主肯定有好也有坏，穷人不见得都是好人，地主也不见得都是坏人，社会和人性都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也不是非好即坏的，所以，如果文学成为政治工具，那就会成为政治教材，而失去了文学的多样性！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力和历史价值。

莫言的小说引领文学回归，当然是祖国的强大和自信心成就了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