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一代大儒纳尼为妾，为老不尊！

假如你穿越回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这恐怕就是当年最轰动、最震撼的花边新闻了。而新闻的主角，正是其时号称有三千弟子的南宋理学大师朱熹。

一代大儒如此“道貌岸然”，不仅现代人听起来瞠目结舌，当时人得知消息后也是一片哗然。

考虑到朱熹曾是自己的授业恩师，此时又因病离朝返乡，宋宁宗不忍过分苛责于他，遂决定暂时罢免他的本兼各职，等风波过后再行安置。而新任宰相韩侂胄却认为，宋宁宗有点过分开恩了。因为朱熹所提倡的理学思想已广泛融入科举考试，朱子本人的著作亦陆续列为士子们的参考书目，这就意味着，如不及时彻底地清理朱熹的影响，南宋官场上的歪风邪气将无法遏制。

于是，朝廷下令将理学定义为“伪学”，禁止天下臣民讨论、学习和传播。由于朱熹出事这一年，恰逢科举之年，为防止有人在卷面上替朱熹喊冤，朝廷干脆实行“一刀切”——严禁朱熹门生参加科举，严禁考生利用卷面解释义理，严禁考生研读四书五经。

不久，朝廷再次下令，订立“伪学”逆党籍，以朱熹为首的五十九名官员名列其中。史称“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兴起后三、四年，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经典义理的朱熹便郁郁而终，只留下世人对其无限的追念与猜疑。

那么，有关朱熹纳尼为妾的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庆元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突然向宋宁宗递上一道劄子，里边罗列了朱熹的六大罪状。这道劄子其实是前任监察御史胡紘留下的，因为工作调动，他决定把这次弹劾任务交给沈继祖来完成。

沈继祖称，经过多方调查走访，他发现朱熹并非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大义凛然。比如，朱熹整日吹嘘要求大家“穷天理，明人伦”做谦谦君子，他自己背地里却经常藐视朝廷、自以为是。前首相赵汝愚不利社稷，为宋宁宗贬死，朱熹居然不顾影响，带着门徒百余人为赵汝愚哭丧，引发朝堂震荡。在此之前，宋孝宗驾崩，按照宋朝皇陵选址的“五音姓利”法则，其帝陵应在宋高宗永思陵的西边兴建，以承昭穆之序，但朱熹竟然倚仗自己帝师的身份，倚老卖老，硬是要朝廷听从他启奏的《山陵议状》，为宋孝宗重新选陵，破坏了原有的国家法度，致使国运受损。

而在朝堂之外，一向主张“廉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朱熹则更加自鸣得意了。朱熹常年讲学的浙东建阳县，那里的护国寺是块风水宝地，他嫌县学基础设施简陋，就撺掇他的徒弟、时任建阳知县的储用利用职权，使县学与护国寺对迁。在搬迁过程中，朱熹又指使门徒用“大木巨缆”捆绑孔子的圣像，致孔圣人的雕像损手断脚。

明代画家郭诩笔下的朱熹。图源：网络

在宋人普遍以道德说事的政治环境中，这道劄子里也不乏大量涉及朱熹私德的例证。

其中提到，朱熹任浙东提举时，奉母居住在建宁（今福建建瓯）。当地白米闻名天下，朱熹却以过期的陈米奉养其母，致使老人家常常吃不饱，只能乞求邻居给口饭吃。而最令人发指的，就是朱熹“纳尼为妾”以及“冢妇不夫而自孕”。

“纳尼为妾”指控的是朱熹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宋代法律严禁僧侣、尼姑或道士婚娶，朱熹若有此举，当属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至于“冢妇不夫而自孕”，“冢妇”在古代一般代指嫡长子的正妻，有别于非嫡长子的妻子“介妇”。这项指控向来被许多人误解为朱熹与寡居的儿媳有染，但事实上，劄子里提及“冢妇不夫而自孕”时，原句子中是没有主语的，大概沈继祖也故意想引人联想。

综上所述，沈继祖认为，朱熹罪孽深重，不杀不足以安天下。

对此，朱熹的支持者们皆以为，沈继祖的指控，尽是诬陷之辞，若朱熹本人出面澄清，事情或有转机。然而，黑料一爆出，朱熹却接连给皇帝上了两道谢表，一则表明自己很感念宋宁宗及先帝们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一则“默认”了沈继祖对自己的指控。他称：“谅皆考覆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意思是，对我的指控，想必朝廷已经核查过了，早有定论，那么，你们说我有罪，我就有罪吧，即使受到罢官放逐我也没有怨言。

谢表是旧时臣下感谢君主的定式奏章，不管弹劾内容是否属实，按照当时的规定，宋宁宗给朱熹颁布了圣旨，他就得上表谢恩。可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句牢骚话，居然被南宋诗人叶绍翁写进笔记《四朝闻见录》中。由于该书相对详实地记录了宋高宗到宋宁宗时期的四朝事迹，后世的官修实录纷纷以此作为前朝历史资料的补充，于是，朱熹不仁不孝、伪善、乱性的一面，自此广为流传。

被收录入教材的宋诗《游园不值》即叶绍翁作品。图源：网络

不过，与现代人过度关注朱熹的性丑闻不同，当年沈继祖对朱熹最致命的指控，应是“私故人之财”及“吃菜事魔”两项。

据《宋史》记载，朱熹曾为赵汝愚之子赵崇宪做媒，迎娶已故资政殿大学士刘珙的女儿。沈继祖认为，朱熹之所以给赵崇宪保媒，正是为了报答赵汝愚从前对他的提携之恩。因为刘珙是文武百官中出了名的有钱人，刘、朱两家又是几十年的世交，刘珙的父亲刘子羽还曾受朱熹之父朱松所托，照顾过朱熹成长。所以，朱熹将赵崇宪介绍给刘珙当女婿，就是为了日后能更好地与赵崇宪合作，侵吞刘珙的万贯家财，从中牟取暴利。

依照沈继祖的思路，朱熹为自己的异姓小侄女招婿，完全是出于私利。这就是所谓的“私故人之财”。

然而，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刘珙膝下有二子二女，嫁到赵汝愚家的是其小女儿。在此之前，刘珙的两个儿子和大女儿皆已成家立室、分家单过，就剩下小女儿待字闺中。按照宋朝的社会制度，即使刘珙因故去世，其尚在闺阁的女儿，也可以从已婚的兄弟当中获得由他们保管的父亲遗产的相应部分；又或者是依据刘珙生前所立的遗嘱，将家中田产、庄园、银子等提前进行分割，待女儿出嫁时，一并作为其嫁妆抬进赵家。总之，每个婚嫁的孩子，无论男女，依照当时的法律都可以拥有自己独一份的家产，作为嫁入夫家的“底气”。

显然，若仔细推敲，沈继祖着重指控朱熹伙同赵崇宪私吞其岳父刘珙的万贯家财，万难成立。

再来看沈继祖给朱熹扣上的另一顶大帽子——“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

宋代理学奠基人程颐。图源：网络

“吃菜事魔”是宋朝对民间邪教的贬称。沈继祖指控朱熹剽窃了张载、程颐的学说，明显就是希望从“二程”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角度，去驳斥朱熹提出的“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的主张，以此来坐实朱熹及其门徒传播邪教、扰乱朝纲的罪名。朱熹平日里“餐粗食淡，并以粗米供母”的行为，也的确让只看表面的人轻易相信他犯下了“吃菜事魔”的罪行。但实际上，不管是“存天理，灭人欲”还是“穷天理，明人伦”，程、朱所主张的是“以理制欲”，强调的是约束君主本身不合理、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与天下百姓无关，更与民间邪教信仰八竿子打不着。

朱熹毕生推崇的“格物致知论”，其服务对象最早就是当朝天子宋孝宗。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已经意识到，王朝的决策仰赖陛下本人，皇帝可以凌驾于一切机构之上，拥有最高的决策权。因此，要想天下长治久安，必须教育的是皇帝本人。这便是朱熹为何主张“格物致知”，从而达到“正心”“诚意”境界的最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沈继祖对朱熹“吃菜事魔”的指控亦纯属捕风捉影。

回顾朱熹被指控的过程，不难看出整个事件与胡紘及赵汝愚二人关系紧密。

先说胡紘。若不是此人事先为沈继祖整理好了材料，朱熹被污名化也不至于如此牵连甚广。莫不是胡紘与朱熹有仇？

还真是。

胡紘是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的进士，入仕后经朝廷大臣京镗举荐，曾长期在进奏院上班。北宋诗人苏舜钦也曾在进奏院供过职，并且因为得罪御史中丞王拱辰，被对方利用进奏院赛神会的公款吃喝事件弹劾过，引发“进奏院案”。南宋与北宋的政府机构一脉相承，南宋的进奏院也如北宋的进奏院一般，是当时管理各地“驻京办”的机构。进奏院的官员平日里除了请客吃饭这种职能外，基本上就只能靠收发邸报、卖卖文人书画，来刷存在感了。

胡紘与苏舜钦一样，也是进奏院的“一把手”。可苏舜钦是宰相苏易简之孙，不愁吃喝，在进奏院搞公款消费时，他还自掏腰包，冲抵了部分酒钱。而胡紘本身“家贫无以置书钱”，根本搞不起一场像样的饭局，遂决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开辟一条骗吃骗喝的路径——视察地方学堂。

苏舜钦的诗及其画像。图源：网络

好巧不巧，就在胡紘考察各地教育事业期间，奉母住在建宁的朱熹在当地开办了一家小型学堂，还打出广告，欢迎各地学子前来与之论“理”，免费提供食宿。朱熹任职的浙东提举，全称“两浙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主要职责是负责收取除都城外江南其他地区的一切赋税，是个“肥差”。因此，胡紘本能地以为，朱熹开办的学堂，伙食一定不差。

于是，对美食怀抱无限热忱的胡紘，来到了朱熹的学堂，打算占一下这位高官的便宜。

没想到，朱熹待人一视同仁，胡紘赶到学堂时，朱熹正与学生们边吃糙米饭，边讨论学问。见胡紘远道而来，朱熹也没太当一回事，只招呼他坐下与自己共进午餐，全然没有顾及胡紘作为天子近臣的身份。

胡紘本来就是带着薅羊毛的心态去的，朱熹却没给他开特例，这让他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回去之后就对朱熹充满了怨怼之情。

不过，若说胡紘因为一顿饭而诋毁朱熹的人格，他似乎又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不入流”行径的卑鄙小人。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朱熹一生三起三落，最终位居帝师，引领宋朝理学进入高潮，这离不开一位朝廷大员的扶持。他就是南宋宰相赵汝愚，也是“庆元党禁”案的关键人物。

赵汝愚是宋太宗子汉王赵元佐的七世孙，标准的赵宋宗室子弟。不过，鉴于汉唐以来宗室子弟或拥封地自立、或拥兵政变的先例，宋朝对宗室子弟并无列土封疆的惯例。因此，赵元佐一脉传到赵汝愚时，其家庭背景已与普通百姓无异。

南宋权相赵汝愚画像。图源：网络

赵汝愚是江西人。江西与福建近邻，宋朝迁都之后，为更好地管理南方百姓，遂鼓励出身赣、闽两地的官员，异地任职。赵汝愚就是在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期间，与出生在福建、且在福建文化圈久负盛名的朱熹相遇相知。

赵汝愚任职福建期间，福州当地旱涝频发。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州西旧有湖，溉民田数万亩，后为豪猾湮塞为田，遇旱则西北一带高田无从得水，遇涝则东南一带低田沦为巨浸”。赵汝愚不忍见百姓疾苦，遂向朝廷请旨疏浚，并从福州府库中掏出公帑数百缗用于保障民生。听闻此事的朱熹对赵汝愚十分崇敬，遂写了《次赵汝愚开西湖》两组诗，其一曰：

百年地辟有奇功，创见犹惊鹤发翁。

共喜安车迎国老，更传佳句走邮童。

闲来且看潮头入，乐事宁忧酒盏空。

会见台星与卿月，高光齐照广寒宫。

此外，为感谢赵汝愚造福八闽百姓，朱熹还亲自写了封信给他，赞扬其行为的同时，也对接下来如何治理福建、扩大闽地人口以及发展闽地经济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说，赵汝愚任职福建的政绩，朱熹是出过不少力的。

后来，朱熹筹办紫阳书院时，赵汝愚派人奉上了自己的部分俸禄及贵重药材等，作为资助。理学由此昌盛一时，并形成风尚，影响后世。

由于赵汝愚在地方上政绩卓著，又是赵宋皇家子弟，在历任福州、成都等地官职后，就被调回朝廷出任要职。彼时，自高宗、孝宗以降，南宋皇位传到了宋光宗赵惇这里。赵惇即位时虽然已年过不惑，但在漫长的储君时期曾遭受过来自孝宗、高宗等老一辈的压力，加上他的正宫皇后李凤娘是出了名的善妒之人，因此即位后不久就出现精神失常的症状。

一国之君神志不清却坚持治国，这显然成了一把高悬于南宋群臣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稳定南宋朝局，绍熙五年（1194）六月，趁着宫里给宋孝宗发丧的契机，时任枢密使的赵汝愚联合同为宗室出身的工部尚书赵彦逾以及韩侂胄、郭杲等人，以光宗在奏章批示的“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八字为由，拥立一向仁慈孝顺且为太皇太后吴氏所属意的嘉王赵扩为帝，史称“绍熙内禅”。

宋宁宗赵扩上位后，鉴于赵汝愚从龙的功劳，令其担任右丞相，与从光宗朝即出任左丞相的留正共同辅政。随着赵汝愚的升迁，作为他的知己好友，朱熹也步入了自己仕途的巅峰：在赵汝愚的推荐下出任“帝师”——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专为宋宁宗经筵讲学。

这并不是朱熹第一次入朝。

早在宋高宗绍兴年间，朱熹就曾以进士之身，出任过一届泉州同安主簿，兼管县学。那时，满怀仕途憧憬的他自上任第一日起，便在办公室内高悬“视民如伤”牌匾，警示自己做官要为国为民。

当时，南宋刚刚与金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主政的宋高宗放任秦桧等“主和派”大兴文字狱，令他们重修官方实录，以抹去针对朝廷及高宗本人不利的评价，并大肆倡导人浮于事的官场风气，阿谀奉承之辈在朝廷里大行其道。朱熹的应对之策，则是在文字狱迭兴之际，以“职兼县学”的优势，在当地办起了教育，广纳四方莘莘学子，“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学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针对百官“嗜利于禄”的风气，他还提出了“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大教育口号，坚持以德为本、以仁为归、学道与学艺统一的理学教育思想。

朱熹的尝试，可以说是成功的。日后追随理学、尊奉朱熹的一众朱子门人，如许升、王力行、黄谦、黄岩孙等，皆是此时被挖掘出来的。可碍于当时的形势，朱熹最后还是被迫卷铺盖回家，由此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任官经历。

朱熹画像。图源：网络

这一次，被宋宁宗钦点为帝师，朱熹迎来了新的机遇。

圣旨下发之日，宋宁宗就摆出一副留心“圣学”的姿态。他担心朱熹讲学过于深奥，便提前让讲官开列了两套书单，确立了十本经筵讲书，同时为经筵讲学制定时间表，规定讲筵官两日入宫一次，“早讲于殿上，晚讲于讲堂”。要知道，即使被视作南宋“中兴之帝”，宋孝宗赵昚在这方面的功夫也没有宋宁宗下得足。

由此，朱熹当真相信，宋宁宗将会是自己讲学以来最好的一名学生。

但，进入新角色的朱熹很快发现，自己被骗了。

身为帝师，他不仅要给新君讲学，还要为其提供最适宜的政务咨询意见。决定前往临安辅弼宋宁宗之前，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先给宋宁宗上了五道书札，大意是希望皇帝能摈弃其父宋光宗赵惇的恶习，先“正心诚意”，再“读经穷理”。这也是朱熹以理学入教育的基本理念。

对此，一直以恭谨面目示人的宋宁宗竟从未细看过老师的奏章，只是一味地做着礼贤下士的表面文章。

朱熹一到，宋宁宗就给他加官进爵，赐紫金鱼袋。眼见宋宁宗似乎与传闻所描述的有所偏差，朱熹也没有气馁，学习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皇帝流于近习很久，思想转变无法一蹴而就也很正常。

宋宁宗画像。图源：网络

于是，朱熹给宋宁宗制定了更加详细的学习计划，先让宋宁宗学会“内省”。他告诉宋宁宗，做人要先“存养省察之功，无少间断”，才不会利令智昏。当然，如果皇帝一开始做不到也没关系，只要能像古之圣贤那般，做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从谏如流，知错就改，对别人不求全责备，对自己多加检视约束，那么，做个圣明天子其实也不难。

朱熹的话说得很诚恳，但是，对着当朝皇帝如此直言、揭短，显然已经犯了政治忌讳。

正像一切恶毒的捧杀都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宋宁宗并没有当场对朱熹发飙，反倒是褒奖起朱熹的正直与忠诚。这样，朱熹误认为自己再一次迎来了理学教育的复兴之光。

与此同时，以赵汝愚为首的朝廷正被一股政斗阴云笼罩着。

自从赵汝愚联手韩侂胄等人成功实施了“绍熙内禅”后，权力的分配便成了同盟之间最棘手的问题。韩侂胄一直希望自己能在权力的金字塔尖获得立锥之地，为此，他曾求见赵汝愚协商。可赵汝愚表现得异常小气，不仅断然拒绝了韩侂胄的请求，还对其邀功请赏的行为进行羞辱，认为韩侂胄的行为与那些地位低贱的爪牙无异。

这可把韩侂胄彻底激怒了。

韩侂胄与赵宋皇室有着数代姻亲关系。他的曾祖父是北宋名臣韩琦，祖父韩嘉彦是宋神宗的驸马爷，父亲韩诚又与宋高宗互为连襟，他本人的曾侄孙女则是宋宁宗的中宫韩皇后（韩皇后的曾祖父韩肖胄乃韩侂胄的堂兄）。仅凭这耀眼的裙带关系，即使登基的不是宋宁宗，韩侂胄也依旧无损于他的显贵非凡。

韩侂胄的曾祖父、北宋名相韩琦。图源：网络

糟糕的是，在两大从龙功臣为分权大打出手之际，韩侂胄还身兼枢密都承旨一职，负责传达诏书，并附有“内批”之权，可以代替皇帝下达命令，并绕过一切封驳程序。而在处理权力分配的问题上，赵汝愚对于同为宗室朝臣的赵彦逾的态度同样消极。最终，赵汝愚打算利用宰相职权，将韩侂胄、赵彦逾二人贬斥出朝。

权斗一触即发。

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正式向赵汝愚宣战。

他先让党羽刘德秀诬告左丞相留正与赵汝愚结党营私，随后又通过宋宁宗授权的“内批”，将包括京镗、胡紘在内的一批以“韩党”自居的官员升迁上来。最后，他利用赵汝愚宗室子弟的身份大做文章，声称“同姓居相位，不利于社稷”，试图引起宋宁宗对赵汝愚图谋不轨的猜疑。

果不其然，在韩侂胄的运作下，宋宁宗不分青红皂白，将赵汝愚罢相，贬赴永州（今湖南永州）。

赵汝愚的落败，直接掐断了朱熹在后宫讲课的美好时光。在好友启程前往永州前，朱熹就被宋宁宗降旨罢归，结束了为期仅46天的短暂帝师生涯。

不过，对着朱熹这名帝师，宋宁宗还是保持着一贯的“伪善”。在给朱熹的圣旨中，他写道：“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寥寥数语，宋宁宗给朱熹的感觉，无疑还是饱含温情的。

朱熹没有为自己辩解什么，也没有为好友赵汝愚说什么好话。他只是站在“帝师”的角度，决定再给宋宁宗上一道劝谏的奏疏，告诉他，皇权不宜让他人染指。

虽然朱熹没有指名道姓，但宋宁宗直接将这道奏疏在朝堂上公布了出来，刻意引发两派的猜忌。“温情”的背后，是无情的一刀。

当韩侂胄看到朱熹奏章上所言的“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时，一张罗网已经张开了。朱熹和他所提倡的理学，即将要与赵汝愚一起，共埋黄土。

作为“韩党”中人，胡紘不会为了当年一顿饭而对朱熹下狠手，但为了眼下的政治需要，他会。于是，在胡纮、沈继祖等人的报复性检举揭发下，朱熹及他的支持者们一并被列入“伪党”。他主张的理学也被认定为“伪学”，禁止天下臣民传抄学习。

关于朱熹纳尼为妾等轰动天下的绯闻，便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被人为制造出来。朱熹的政敌知道，道德是对道德主义者最重的苛求，欲望是对禁欲主义者最大的反讽，所以，他们的构陷不仅是要打倒政治上的敌人，更是要永永远远搞臭一代大儒。

一代理学大家终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朱熹显然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

庆元六年（1200），距离“党禁”案爆发仅四年，时年71岁的朱熹病故于建阳考亭书院。临终前，他已近乎双目失明。弥留之际，他两眼昏黑，依旧背负着天下骂名。只是，他已经分不清那究竟是来自于环境，还是来自于生命的油尽灯枯。

元朝画家笔下晚年的朱熹。图源：网络

朱熹病逝七年后，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韩侂胄在上朝时突遭暗杀，被人割了脑袋，传首金国。就在韩侂胄被杀后，朱熹重现光明。自那以后，朱熹成为了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位列大成殿十二哲，与古之圣贤同享香火。

然而，即使历史已证明朱熹是正人君子，他被污名化的那些事依然在传播。或许，在理学的格物致知面前，人们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心魔”。

参考文献：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

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朱瑞熙：《评<南宋反道学的斗争>》，《朱子学新论——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0年

杨文新：《宋朝宗室宰相赵汝愚与福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