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载元年（694），一位来自波斯的高僧走进洛阳。此时，正是女皇的天下。

高僧此行目的只有一个：在这片繁荣强盛的土地，留下摩尼教的印记。他所虔信的对象，被当时世界另外两个强大的国家——萨珊波斯和罗马帝国，视作“异端”，遭到迫害。唯独天朝的女皇对这位外邦之人礼遇有加，甚至无视佛教徒的敌意，让他留在中土传教。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称帝，所历艰辛非同一般。要证明其合法性，不可能求之于儒家，便依仗佛教进行政治宣传。摩尼教或许也能说明武后登基是上天的旨意，因此才讨得武则天的欢心。而且，外邦异教高唱赞歌，不正体现四海咸服，天下归心的意味吗？

这是摩尼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第一笔记录。现存北京图书馆的《摩尼教残经》还留存武后时期特有的文字，这种字在中宗即位之后就废止不用了。可见，这位高僧如愿在中土传法译经。

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摩尼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宗教，在其创立后的1000多年里，曾广泛地流传于亚洲、欧洲和北非洲。

摩尼教进入中国之后，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明教。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不仅是快意恩仇的江湖帮派，还是朱元璋的创业团队。小说中，张无忌统帅下的明教徒在蝴蝶谷聚会，并在圣火前誓师驱杀鞑子，齐声歌咏“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然而，拜火其实是祆教的习俗。

1941年，历史学家吴晗在《明教与大明帝国》一文中认为明朝的建立和明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但他也承认，在西南联大看到的资料非常有限，这个结论经不起太大的推敲。

那么，历史上的明教是什么样子呢？摩尼教进入中国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摩尼教残经》。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王向大唐遣使进贡，特意派来了一位摩尼教大慕阇（即大主教）。

这位君主在介绍大慕阇的时候，殷勤地将他说成是一个知晓天文的学者，以其学识来取悦唐玄宗，而没有提及他在宗教事业的成就。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长安建立法堂。这说明，摩尼教虽早在武后时代进入中国，却不怎么受社会上层的欢迎。

除了皇帝的冷眼之外，佛教徒的敌视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认为：佛道为正，余者皆邪法，“末尼既是邪见，朝廷便须禁止”。同为外来之宗教，佛教在进入中国之时也颇遭反感。它争不过道教，便只好努力不被其他宗教超过。攻守易位，排斥异己是合乎情理的事。

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突然想要弄清摩尼教的真面目，令在京的摩尼高僧译经。

摩尼教之教义，可用“二宗三际”概括。“二宗”为光明和黑暗，即善与恶；“三际”为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存在着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光明王国十分美好，黑暗王国尽是丑恶，两者断然分开，互不干扰。后来由于黑暗侵入光明，引起光明和黑暗的大战，遂进入现在。世界的末日终将到来，那时地球将毁灭，光明和黑暗又将截然分开。摩尼教的创立，正是为了人类能够摆脱黑暗的纠缠，回归光明王国。因其崇尚光明，后来人们便称其为“明教”。

敦煌出土《摩尼教法仪略》（局部）。图源：大英博物馆

摩尼高僧为了接地气，给“摩尼”安上了“光佛”的名头，还把邪恶称为“魔”。结果，唐玄宗并不买账，于第二年下诏：“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法，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他很可能是听了佛教徒的挑唆，才下这道敕令。

在世界宗教之大熔炉——长安城，“光明”不能再合法传播了。

宝应元年（762），唐代宗邀请回纥的牟羽可汗出兵平史朝义。牟羽可汗亲率骁骑，与唐军合力并进，克复洛阳。在洛阳城，牟羽可汗见到了四位摩尼教高僧，将其带回国。回国之后，牟羽公开向人民忏悔，放弃过往的罪恶，皈依摩尼教。万人齐聚，欢天喜地，在大火中焚烧了过去信仰的偶像。

当时，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功劳甚大，动辄以“有恩”为说辞，在中国横行霸道。摩尼教借回纥之势，获得了在中国布教的最好时机。大历三年（768），唐廷为摩尼教建寺，赐匾额为“大云光明”。大历六年（771），回纥使者（多为摩尼教徒）请求在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元和二年（807），回纥使者请求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

在古代中国这种皇权、神权、知识权力高度统一的国家，想要立足，必须得迎合知识精英。佛教就是这样做的。然而摩尼教“所托非人”。回纥对唐朝予取予求、为患甚烈，经常和回纥打交道的摩尼教徒自然备受敌视。回纥一旦势弱，摩尼教必然收到牵连。

唐武宗时，回纥被黠戛斯所破，唐廷改变了对摩尼教的优容态度。当时，回纥的乌介可汗带着太和公主来到天德城，要求唐朝将天德城借给公主居住。唐武宗询问李德裕的意见，李德裕说只给粮草，不许借城。

生死存亡之际，乌介可汗还提了一个要求：安存摩尼教徒。李德裕为唐武宗写了一封答可汗书，内容写的十分客气，大意是：摩尼教在天宝以前是被禁止的。之后，回纥帮助大唐，才让其传教。回纥破亡之后，官员懈怠，摩尼教在异乡，无依无靠，受到刁难。朕念及高僧远道而来，想要他们安宁，便只好让他们在两都和太原传教，江淮诸寺庙，暂时关停。等到回纥本土安宁，再行开放。

会昌三年（843），在晋陕一带烧杀抢掠的乌介可汗被击败，太和公主回到了长安。这时候，回纥已经不足为惧，唐朝开始全面禁止摩尼教，没收财物，管制僧侣。

摩尼教之禁，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唐武宗要杀鸡儆猴。一个没有社会上层支持的“邪教”，很难满足这位皇帝的胃口，他的最终目标是佛教。当时，唐武宗下令让所有摩尼教众剃发、穿上袈裟、扮作沙门模样，再屠杀之。这显然是为了反佛而造声势。

至此，摩尼教一蹶不振。为了保留“光明”的火种，他们只能远离中原政治圈，在隐蔽之处继续传教。

唐武宗像。图源：网络

会昌法难中，有一位呼禄法师死里逃生。漠北之地已经不再是摩尼教的庇护所；西域路途艰险；荆、扬、洪、越诸州，张开法网，也不能去。于是，他来到了福建滨海地区。摩尼教再生了。

北宋至道年间，怀安（属福州）士人李廷裕来到汴京。这座大都市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功名，还有数不清的卜肆。相国寺的市场最为繁华，四方商旅，汇聚于此，奇珍异宝无所不有。前门有珍禽异兽、弓剑、果脯之类；靠近佛殿，则卖笔墨，以及一些寺姑的刺绣；殿后有书籍图画；后廊就是算命占卜的卜肆。

这里的术士断人生福祸，颇为灵验，受到士人喜爱。甚至有人打广告说：“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李廷裕很可能是慕名而来，想要占卜前程。游玩途中，他看到了一个异教神像，正是家乡盛行的摩尼教。他花了五万钱买下神像，带回福建，临摹复刻，这个神像便流传闽中。

要知道，摩尼教原本是禁止偶像崇拜的。出现在开封卜肆的神像，足以说明，摩尼教改变了生存策略。也是从宋开始，“明教”之称流传开来。

摩尼教有两个路线，要么伪装成道教；要么走向民间。

早在摩尼教进入中国时，道教为了将老子神化，与释迦摩尼抗衡，杜撰了《老子化胡经》，编造老子西入流沙，化为摩尼的神话。摩尼教则反过来利用此经，承认老子是摩尼的化身。宋代是道教繁荣的时代，皇帝们不厌其烦地到民间搜求道家经典，编写《道藏》。明教见此情形，进献摩尼经，把自己伪装成道教的一支。

《老子化胡经》（局部）。图源：网络

宋徽宗时，大力赐封神仙人物，甚至包括一些出身低微的神祗，比如福建霞浦的明教徒林瞪。这位明教徒的神绩实在寒酸，嘉佑年间，福州大火，有人看见林瞪身穿白衣，手持铁扇灭火。在道教光环的加持下，他的庙有“洞天福地”的匾额，他也成了“洞天都雷使”。

南宋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录：“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

有许多士人也参加明教的集会，陆游质问他们：“此魔也，奈何与之游？”他们还辩解道：“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明教遇妇人所作食则不食。”

陆游画像。图源：网络

走向上层还需要一定的知识，走向民间只需要“奇迹”。

10世纪中叶徐铉的 《稽神录》记载了一个传说。清源（泉州）人杨某为本郡防遏营副将，在西城有一个大房子。一天，他离府未归，家人看见一只鹅背着一张纸进入房子。家人让奴婢将其赶走，却发现鹅变成了一个白发老翁。杨某回来，拿着棍子与鬼搏斗，结果发现打不中。杨某请来巫者作法，没想到鬼也会作法，而且比巫者厉害。顷刻间，夺去了杨某两位女儿和妻子的性命。后来，有一个明教徒出现，念经诵读，鬼骂骂咧咧地逃走了。然而，杨某在那一年也死去了。

这里的明教似乎没有多少原始摩尼教的意味了，但却非常有生命力，因为它容纳了百姓的情绪。可以说，明教是摩尼教的汉化。

摩尼教认为现实是罪恶的，富人在黑暗魔王的驱使下，压榨穷人。但它并没有激起反抗的精神。它把悲惨的现实视作转瞬即逝的虚幻，世人只需要皈依光明、严守戒律，就能得到拯救。本质是提倡道德，而道德往往是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并不觉得摩尼教有任何威胁。

然而，当明教走入民间，与百姓越走越近，自然就会引起统治者的警觉。这时，厄运再次降临。

宣和二年（1120），某官员上奏：“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这伙人建立斋堂，足足有四十多处。他们蛊惑百姓，往往夜晚集会，白天才散去。宋徽宗下令将斋堂拆毁，严惩为首之人。

就在这伙明教徒被查禁前一个月，方腊在青溪（今浙江淳安）造反，自号圣公，一呼百应。官书将这支造反军称为“吃菜事魔”。“吃菜”就是吃素、禁荤酒；“事魔”就是拜邪魔、不拜佛、不事祖先。当然，百姓不可能认为自己在侍奉魔头，所以这是官府的蔑称。

方腊。图源：影视剧照

方腊的起义很快失败，宋廷发现：吃菜事魔之徒，由来已久，只是官不究、民不举，愈演愈烈。方腊被处死后一天，宋廷颁布了禁止“事魔”的条法，矛头直指明教。

然而，方腊就是明教的首领吗？“吃菜事魔”就是明教吗？

遍观史料，基本没有把方腊当成是明教首领的记载，大部分都说他以妖术惑众。而且，方腊起义之初，曾召集骨干，聚众宰牛饮酒，明显不符合明教教义。

看过明教经书的陆游曾说过：“自古盗贼之兴，若止因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诓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为害，未易可测。”言下之意，百姓们不会轻易造反，就怕有人勾起他们的想法。汉之张角，晋之孙恩，今之方腊，都是此类。随后，陆游举了几个例子：两浙的摩尼教，福建的明教，江西的金刚禅，江东的四果等等。

吃素食，穿白衣，不事祖先，夜晚聚会，这些是民间宗教几乎都有的戒律。在官方的条令中，被指为吃菜事魔的，可能是明教徒，也可能是其他信徒。只要百姓活不下去，任何一个宗教都可能是武器。

一直到南宋，明教都被禁止，然而民变似乎停不下来，甚至军中也有了吃素之人。绍兴四年（1134），起居舍人王居正上疏称：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之前，这个习俗还不普及。方腊之后，越禁止，越嚣张。官员平日里不管，一旦民变，就大肆屠杀，“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

调查之后，这位官员算是明白了原因。原来，吃菜事魔之徒聚集在一起，相互结盟，一家有事，同党之人便出力相助。不吃肉，就可以省钱；相互帮助，就能共渡难关。世道艰难，本该由官老爷提供的安全、公正和精神慰藉，只能在这里找到，百姓自然便投向宗教了。

然而，即便吃菜修行是为善之举，官府也不允许。信仰之异端只是借口，朝廷真正怕的是宗教的号召力。信徒们聚在一起，动辄以千百数，而且总是夜晚聚会，像是在密谋着什么。对于一个吏治腐败的朝廷来说，这不是在密谋造反又能在干什么呢？

就在官府将“吃菜事魔”一网打尽时，佛教徒也乘机发难，借权力之手清除异己。南宋志磐《佛祖统纪》云：“吃菜事魔，三山犹炽。为首者紫帽宽衫，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

整个南宋时代，吃菜事魔被认为是妨碍社会的最邪恶者。这成了一个口袋罪，几乎所有不利于统治的团队，都可以装进去。如此一来，官员为了升官，佛教徒为纯洁队伍，士人想要净化风俗，均不遗余力地围剿“魔教”。

这样看来，明教在错误的时间与方腊起义扯上关系，必然不能被宋廷包容。即便它导人向善、即便它的教义如此符合统治者的意愿。

《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图源：影视剧照

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宗教异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白莲教主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起兵造反，称红巾军。后韩山童被擒，其子韩林儿逃到武安，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国号为宋。朱元璋原是红巾军的一员，后自立门户，夺取了天下。

朱元璋建立大明，应该和明教没有什么关系，民间信仰主要借力的是白莲教，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并未合流。关于“大明”之国号，有人认为出自“明王出世”。也有人认为，大元国号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大明可能也出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

讽刺的是，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下诏禁绝民间宗教，并写进了《大明律》。造反起家的人，最懂得如何制止造反。明教犯了国号，同时也是异端，自然被禁。但由于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请宽容，便置之不理了。大概是因为，明教在异端里面看起来比较“正统”。

正统十年（1445），福建晋江草庵的寺前大石刻上了十六字偈语：“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

这个来自中亚的世界大宗教，最终融进了中国民间的万神殿之中。

福建晋江草庵摩尼光佛。图源：《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分册》

参考文献：

马小鹤：《光明的使者：摩尼与摩尼教》，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

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第13卷，1941

王媛媛：《汴京卜肆与摩尼教神像入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

芮传明：《论宋代江南之“吃菜事魔”信仰》，《史林》，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