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刚过，徐皇后的灵柩就自南京北上，运往初步竣工的长陵之中。

这一年，是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已经在南京城待腻了。二月初，随着徐皇后的棺椁正式入葬天寿山长陵，朱棣也携带皇太孙朱瞻基发师北上，为大明王朝迁都北平以及接下来的二次亲征漠北作最后的准备。

四月，大军回到北平，徐皇后在长陵的安葬工作亦进入收尾阶段。朱棣立即遣使祭拜亡妻，同时厚赏参与营建长陵的民夫、军士、工匠等，要求他们加紧营建长陵的主体建筑，以备自己万年之后长眠于此。

要知道，徐皇后安葬于长陵时，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才刚刚在南京城完工。孝陵始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是朱元璋为自己择定的万年吉壤。按照以往朝代陵寝的昭穆排序，朱棣的陵寝理应在孝陵附近兴建，以巩固大明王朝万事兴隆、百代其昌的气运。

因此，当得知朱棣在北京营建长陵的消息后，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靖难之役后，朱棣无颜面对父亲朱元璋及大哥朱标，所以要远远躲避父兄；有人说，朱棣在称帝前就藩北平逾二十载，骤然往南京称帝，不安全感必然激增，唯有将羽翼收回北平，方能自洽；还有人认为，朱棣此举是为了明朝百年的军事战略考虑，帝国的敌人在北境，“天子守国门”势必要北上......

然而，若站在朱棣的角度来看，以长陵作为自己未来的埋身之所，或许只是因为——他想要完成徐皇后的遗愿。

朱棣的这位徐皇后，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铁杆兄弟、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女儿。早在孩提时代，徐氏就有“女诸生”（才女之意）之名。对于徐家这名“小侄女”，朱元璋的印象也很好，认为徐氏日后必贵。为此，他专门找到徐达，希望其忍痛割爱，将女儿送进皇宫，嫁给自己的皇四子朱棣，二人亦可由此实现从兄弟到亲家的关系转变。

明朝开国六功臣之首、中山武宁王徐达。 图源：网络

正所谓“君臣有别”，徐达与朱元璋虽为老兄弟，但皇帝的意思表达清楚了，他也不得不遵旨执行。可是，面对女儿突然被召与皇室定亲，徐达多少还是有些担忧。对此，朱元璋向徐达保证，徐氏嫁入朱家，必不受欺负。

有了皇帝的保证，徐氏与朱棣的婚约这才水到渠成。

即将组建家庭的朱棣与徐氏，内心其实是欢喜的。因为，他们打小就认识。徐皇后在日后编订的《劝善书》中曾提及，她自幼被召入宫服侍马皇后，在马皇后身边待了整整四年。在这期间，马皇后的一言一行、饮食起居等都深深影响和塑造了她的品行。而在徐氏“日侍左右独被眷爱”期间，朱棣也时常到马皇后身边请安，这一进一出之间，她竟不自觉“恭事今皇上（朱棣）三十有三年”了。可见，这两人的婚约与其说是朱元璋的一厢情愿而促成，倒不如说是朱棣与徐氏之间情投意合而造就的恰好成全。

由于徐氏与朱棣自小青梅竹马，两人婚后的感情也有别于一般的政治联姻。徐氏饱读经史，朱棣也好读书，两人涉猎虽不同，但相似的生活习惯给双方营造了一个互为灵魂伴侣的空间。朱棣贵为皇子，就藩后却一直坚持“一夫一妻制”，与徐氏接连养育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直到爱妻在永乐五年（1407）病逝后，他才放开手脚广纳后宫。

洪武十三年（1380），被册立为燕王妃的徐氏正式随夫远赴北平就藩。朱元璋立藩的本意是让皇子们替国家守边，因此，朱棣就藩北平后，忙于国事，偌大的燕王府也就倚赖“女主人”徐氏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而徐氏，从未让丈夫有过后顾之忧。

朱棣的妻子仁孝徐皇后。 图源：影视剧照

建文元年（1399），因忍受不了侄子朱允炆的“削藩”政策，朱棣愤而起兵靖难。刹那间，燕藩成为正统王朝的敌对势力。趁着朱棣发兵北上联络宁王，明军统帅李景隆举重兵奔袭北平。彼时，北平城内除了守家的世子朱高炽等少数青壮年外，其余尽皆老弱妇孺。

值此危难时刻，徐氏主动站了出来，为朱高炽出谋划策。史载，凡部署防御之事，朱高炽多受命于徐氏。徐氏的身份相当于北平守备军总指挥，她甚至亲自披挂上阵，以守护家园为旗号，号召全体将士、百姓、妇孺等上城死战，并针对北平城的城防结构，作出合理的防守调整。时值数九寒冬，滴水成冰，徐氏当机立断，让朱高炽组织人手往城墙上浇水。不多时，城墙上就结出一层厚厚的冰霜。此后，纵使李景隆兵强马壮，始终未能越过北平城伤城中军民分毫。

在徐氏的运筹调度下，城中的老弱残兵愣是坚守到了朱棣率兵回城，并由此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最终反败为胜。

可以说，朱棣靖难之役的成功，徐氏功不可没。在日后的册后诏书中，朱棣也曾动容地表示：“咨尔徐氏，中山武宁王徐达之女，为朕正妃，内助藩国二十余年，朕躬行天讨，无内顾之忧。”

可惜，新皇帝的这名“贤内助”年寿不永。朱棣问鼎天下仅数载，永乐五年（1407）七月，徐皇后便在南京病薨。

临终前，徐皇后一再劝谏朱棣要爱惜百姓、广纳贤才、礼遇宗室，不要为自己的骤逝而荒废国事、沉沦悲痛。

直到朱棣问起她还有什么心愿时，徐皇后这才缓缓说出了心中的“小遗憾”——那就是一直没找到机会与朱棣携手重返北平，去追忆那些美好的岁月，以及犒赏当年在靖难之役中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北平军民。徐皇后言尽于此，即撒手人寰，留下悲痛的朱棣不得不仔细思考如何妥善安排爱妻的身后事。

明成祖朱棣与徐皇后。 图源：影视剧照

中国历来讲究“敬祀祖先，慎终追远”，明太祖朱元璋又于先前入葬南京城外的钟山孝陵，按照惯例，朱棣的皇陵也应在钟山一带修筑，以彰显明朝皇帝“正名分、辨尊卑、别上下”的礼制观念，同时也方便朝廷就近对皇陵设施进行日常的管理及维护。可朱棣自登基之日起，就将原封地北平改建为北京，徐皇后薨逝前后，紫禁城也在北京的民夫、工匠的努力下拔地而起。迁都之事板上钉钉，在北京京郊一带择地建陵，显然才是妥善安葬徐皇后的方式。

于是，礼部乃至朝廷上下开始为卜地建陵忙活起来。

考虑到孝陵被安置在南京城郊的钟山一带，礼部尚书赵羾认为，如果在北京城外重新卜地建皇陵，其距离也必须如孝陵与南京城一般，既不能过远，也不能不讲究风水。更重要的是，新选的陵区必须为日后的嗣皇帝们考虑，给他们留出足够的安葬空间，以承明朝皇陵的昭穆次序。

自接到择陵任务起，赵羾就把指挥部搬到尚在修缮升级的北京城，在那里召集来自全国各地的风水大师、堪舆专家对京畿东、西、北三面的高山进行实地考察，商议挑选合适的风水宝地。

然而，赵羾一行人跑遍了京郊周边，符合朱棣心意的风水宝地还是太少了。这并不是因为北京城外无好地，只因进入备选方案里的京郊老牌风水宝地，如燕家台、丰台岭、潭柘寺等，要么谐音不吉利，要么就是与长城连为一线，容易受外部势力侵袭所波及。

就在官员们一筹莫展之际，好消息终于传来了。来自江西的术士廖均卿向朱棣呈交了一份《朝献山图表》。里边列明了他为皇家勘探风水宝地的依据和最佳方案。廖均卿认为，结合北京自古联结燕、云的地理地貌特征，依五行之说，最符合明代皇帝的陵区当在京郊康家庄、黄土山一带。那里，“前有凤凰山如朱雀，后有黄花镇如玄武，左蟒山即青龙，右虎峪即白虎。且东、西山口两大水汇流于朝宗河，环抱如玉带三十余里，实为天设地造之区”。

明长陵的龙脉及坐向图。 图源：胡汉生《明长陵》

此外，廖均卿还认为，康家庄、黄土山一带四面环山，乃天然开阔的山谷盆地。群山若封似闭，其中间盆地必然水土深厚、藏风聚气、明堂广大。这些特殊的地形地貌，不仅暗合帝陵风水的标准，还可为日后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的明朝嗣皇帝们提供足够的皇陵安寝空间。

当然，廖均卿还为朱棣挑选了另外三块吉地——洪罗山、百叶山和茶湖岭，作为备选参考，并极力劝说朱棣亲临各大备选之地考察。

最终，朱棣将黄土山一带确立为新的皇陵禁区。在勘察了黄土山一带的地形地貌后，他惊奇地发现，此地不但符合“猪（朱）至此，可吃糠、橡，喝干（泔）水”的寓意——西靠橡子岭、东临干水河，而且地处北京外京畿的重点防区内。假使他日明朝遭遇外敌入侵，只要在此地安置一支护陵部队，即可实现护卫陵寝、拱卫京师的作用，实乃朱家万世延绵的福地。

美中不足的是，黄土山之名不雅，无法彰显大明的皇家气派。于是，朱棣钦定山名：天寿山。

从此，天寿山被确立为明朝皇家陵园区，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

天寿山改名次月，即永乐七年（1409）六月，天寿山皇陵的“示范性工程”——明长陵正式破土动工。

明长陵。图源：图虫创意

为保障长陵顺利施工，朱棣不仅提前加强了北京周边的防务，增设宣化、清平、居庸、榆林、镇安、怀来等十卫兵力拱卫京畿，还特地调来勋臣武安侯郑亨、武义伯王通、工部尚书吴中等负责皇陵的设计及营造工作。据《明史》记载，工部尚书吴中“勤敏多计算，先后在工部二十余年，北京宫殿，长、献、景三陵，皆（吴）中所营造。职务填委，规画井然”，是不可多得的工程建筑学专家。

然而，即便拥有如此豪华的施工阵容，长陵的营建还是出现了一波三折的危机。

天寿山一带因为风水好，在明朝官方前来勘测前，不仅安葬了不少“土著”的先人，周边还有百姓居住。这就涉及坟墓迁移和住户搬离的问题。

在明朝，“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可见，明朝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百姓严禁“人户分离”。倘若百姓因户籍变迁导致无法落户，极有可能会沦为流民、逃户，一旦被抓将受严惩。因此，当听闻皇上把天寿山方圆80里设置为皇家禁区时，世代居住于此的老百姓愤怒了。他们尽数拿起武器保卫家园，而明军将士则一味执行来自朱棣的圣命。于是，一场以阻碍皇家建陵为目的的流血冲突事件爆发了。

史料记载，在冲突中，一位名叫李焕的老者看到家园被毁去后，义愤填膺地抓起一抔黄土塞入怀中，以头抢地，直至吐血而亡。

有鉴于此，朱棣只能重新颁下一道命令，要求负责协助百姓搬迁的官兵不得动迁当地居民的坟茔。他特地恩免早于元代便坐落于长陵核心区的康氏祖坟动迁，并命有司每年赐给祭品，春秋两季祀以少牢。至此，一场阻碍长陵营缮的小风波，终告一段落。

长陵作为北京城外第一座明清皇陵，其划时代的存在必然会为后世皇陵建筑设计提供蓝本。但当时所有参与营建长陵的官员都明白，即便朱棣的功绩远迈汉唐，在讲究礼制孝道的陵寝制度中，他的皇陵规模也断不能僭越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这就意味着，在有限的空间内，长陵的总设计师、工部尚书吴中必须充分遵循孝陵的建筑仪制，为长陵提供新的设计理念和施工方案。

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 图源：摄图网

因此，长陵基本保持了与孝陵相近的陵园建筑格局，即以“前方后圆”的整体布局，将长陵的方城、享殿、券宫等主体建筑塞进一个三进院落中，使之在外观上看起来与明孝陵大差不差。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孝陵的第三进院落呈狭长的“凸”字形，方城前左右设“八”字形墙体，与院落的左右墙相连；而长陵则取消“八”字形墙体，将院落的左右墙直接连至方城墙上，使第三进院落与前两进院落等宽。这样，三进院落的长陵形制在观感上要比孝陵显得规整。相对应的，作为陵园中路的主体建筑之一，用作纪念和祭祀的长陵明楼就在视觉上显得比孝陵更加高大。长陵作为孝陵在北京的2.0版本，拥有了更合理且庄重、严谨的格局。

当然，只在实用和美观上对长陵进行精加工，是远远不能满足朱棣好大喜功的个性的。

考虑到“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吴中又将紫禁城太和殿“搬”进了明长陵。参照太和殿及太庙（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形制，替长陵仿造了一座享殿，用于常年祭祀、供奉帝后们的在天之灵。

为了满足皇帝的心理需求，吴中对皇陵必备的“棂星门”进行优化。古人认为“天镇星主得士之庆，其精下为灵星之神”，意思是“棂星”乃通天之星，在皇陵建筑前设置棂星门，可让驾崩后的帝王宿主沿着天道，经过这扇“任意门”，走入天界。明孝陵的棂星门设在神道的终点，而吴中的长陵设计方案，则是将棂星门建在了明楼之后，使陵墓神主与天界的联结更紧密，越加凸显明长陵的礼制象征之意。

做完这些，长陵的墓园总算呈现出该有的规模。

永乐十一年（1413），经过将近四年的紧张施工，长陵第一期主体建筑——玄宫正式落成。随后，停灵多时的徐皇后棺椁自南京启运，安葬于长陵地宫之中，等待朱棣百年之后再行合葬。这一等，就是漫长的十一年。

在这期间，登上帝位的朱棣未曾有一日放松绷紧的神经。史书记载，从永乐初年起，朱棣便坚持每日“四鼓以兴，衣冠静坐”，然后“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处理完上午的早朝后，他又在午后继续召开晚朝，只为提高朝廷办事效率，敦促文武百官勤勉落力。由于朱棣得位不正，单纯依靠勤政根本无法“洗白”他的声名，为此，他在修帝陵和建紫禁城的同时，令郑和六下西洋、明军远征安南，并自永乐八年（1410）起，先后五次亲率大军远征蒙古，将北元残余势力追击到斡难河畔，使明朝北境此后二十余年不复战乱。

通过南征北伐的不世武功，朱棣总算让自己确信，他的篡位并未给明朝国运造成永久性伤害。反之，在他的统治下，无论海外还是国内，世人皆艳羡大明朝拥有一个文化繁荣、经济昌盛、科技发达的永乐盛世。

然而，盛世之下，危机乍现。在第五次率军北伐后，一生戎马倥偬的永乐大帝朱棣突然崩逝，享年65岁。

永乐大帝朱棣。 图源：网络

朱棣驾崩时，明军部队尚在长城之外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而汉王朱高煦又一直存有夺嫡之心。为免主帅病故的消息引发六师动荡，从征的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金幼孜等人当机立断封锁消息，并兵分两路，派杨荣、亲信太监海寿回京报丧，其余人等则以锡棺装殓朱棣的遗体，放置于龙舆之中，每日照常进膳行礼。直到太子朱高炽派太孙朱瞻基赴前线发丧，这支庞大的明军战队才有序地返回北京。

因此，自从朱棣驾崩，草原内外就盛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在天寿山的那座长陵只是朱棣的衣冠冢，他本人早已马革裹尸，长眠于他数度征战的大漠之中。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举出明代中叶广东南海籍诗人区大相所作的《供事长陵》一诗为证，该诗头两句称“文皇（朱棣）鼎成后，此地葬衣冠”，似乎颇有说服力。

可事实上，区大相所写的全诗是：

文皇鼎成后，此地葬衣冠。

日月神宫閟，山河帝寝安。

塞云疑扈跸，关树想回銮。

寂寞犁庭事，深知创业难。

联系上下文，不难看出诗人区大相只是借祭扫朱棣一事，感念先帝创业不易，而非断章取义地说明永乐大帝的最终归处。

据《明史》记载，在接到杨荣等人的报丧后，太子朱高炽悲不自胜，只能委托皇太孙朱瞻基赶赴开平卫（今元上都遗址）迎灵。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初十，朱棣正式入葬长陵，与长眠于此许久的徐皇后合葬一穴。随后，太子朱高炽登基，是为明仁宗。作为先帝，朱棣初时被儿子上庙号“太宗”，直到嘉靖年间，朱棣才获尊“成祖”，载入史册。

时间来到20世纪。

1955年，以郭沫若、吴晗为主导的一群历史学家提议开挖明长陵，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随后，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被提报到了国务院。

然而，在即将开挖之际，天寿山一带却如当年李景隆攻打北平城那般，下起了漫天大雪。负责挖掘作业的考古学家不仅没能找到长陵的墓道口，还不幸冻病了一人。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转战明神宗定陵，作为开掘帝陵的“试点”。

长陵大雪，似有天意。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中国明史学会、北京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编：《明长陵营建6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胡汉生：《明长陵》，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