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刘士奇是毛主席的连襟，他的妻子便是贺子珍的妹妹贺怡。

他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名叫刘祖文，一直留在老家，一个则是刘子毅，从小流落在外。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因为父辈的奔波和离散，兄弟俩一直没能相认，直到1966年，刘子毅才在报纸的一则寻人启事上，偶然得知了自己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刘子毅是贺怡的养子。

贺怡是在刘士奇牺牲之后，听说了这个孩子的存在，才终于找到了他，让这个“烈士遗孤”重新有了妈妈。

贺怡是在1930年和当时的红军政委刘士奇走到了一起，二人在赣南苏区结成了革命伴侣。

但很快，刘士奇便被调到了鄂豫皖一带工作，贺怡又在1931年的6月和毛泽覃结婚了。

如此看来，贺怡和刘士奇的夫妻缘分时间不长，但因为看到曾经的爱人1933年就早早离世，又想到他曾对自己说过有个流落在外的孩子，便一直记挂在心上。

贺怡找到刘子毅的过程并不顺利，一开始只是根据地下党提供的线索在上海找，后来又辗转到了无锡、南通和武汉，最后是在武汉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才发现了这个可怜的孩子。

贺怡很珍视刘士奇留下的这条血脉，很照顾他，视如己出。

她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给他理了头发、洗了澡、换了衣服，还带给了周总理看。

周总理知道这个孩子是刘士奇的骨肉，是烈士的血脉，当即决定把他送往延安，之后刘子毅便成了在这个革命要塞成长起来的重要一员。

在延安，他上的是专门培养烈士子弟的小学，吃着延安的白米饭，喝着延安河里的水，俨然从一个孤儿摇身一变，成了党的滋润下最根正苗红的一个幸福小娃娃。

在贺怡的精心照顾下，刘子毅茁壮成长，和这个“妈妈”很亲。

也因为贺怡，他和贺家人走得很近。

在1965年的国庆节，他还和贺子珍、贺小平、贺海峰在杭州的岳王庙有一张合影。

照片中的他一身朴素的工装打扮，头发梳得整齐，脸很圆润，对着镜头微微笑着。

因为成长过程中一直没有见过父亲，刘子毅对父亲是充满好奇的，小时候就一直让贺怡讲爸爸的事情给他听。

他在延安的时候还有过一个小故事，是让新来的国语教员给他说说父亲的样子。

这名国语教员名叫张仲纯，和刘士奇是湖南岳阳老乡，还听过刘士奇的演讲，刘子毅得知后便一直缠着他。

张仲纯看刘子毅请求如此热切，又看他和刘士奇长得很像，便提议说给他画张画像，不原模原样地画，画得老成一些，就是刘士奇的样子了。

张仲纯有美术底子，一张肖像画很快完成了，刘子毅接过来后很高兴，马上拿给贺怡看，还问她像不像。

贺怡看着画像，又看着刘子毅着急兴奋的样子，似乎看到了父子二人重聚的场面，赶紧宽慰这个孩子说：“像，很像。”

刘子毅的亲生母亲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在1927年秋天牺牲的。

当时，她怀里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刘子毅就上了刑场，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围观，她便请求他们中有人能好心收养这个孩子，说自己就要去了，但孩子是无辜的。

婴儿在母亲怀里啼哭，无知地等待着自己往后的命运，终于有一个白发老太看不下去了，上前说愿意抚养这个娃娃，要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孙子。

只是，这个白发老太的生活也不富裕，只能靠替人洗衣服为生。刘子毅一天天长大，和这样一位婆婆待在一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所幸，后来刘少奇也听说了刘子毅的事情，想要替牺牲的刘士奇照顾，就让自己的夫人何宝珍去找他，将他接到了上海，由他们夫妇二人抚养。

对于刘子毅来说，这个家庭带来的温暖是如此的难得，但存续的时间又是如此短暂。

那时，刘少奇被调到了东北的满洲省委工作，留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的何宝珍则在1931年被捕牺牲，刘子毅不得不又开始了流落在外的生活，最后迫不得已住进了武汉的难民收容所。

找到刘子毅的时候，贺怡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很不乐观，不仅衣服破破烂烂的，身形也是骨瘦如柴，营养不良的样子。

从早年这个瘦小的样子，到后来中年圆润的样子，他是在爱和物质的双重滋润下才有了这样的改变。

刘子毅与刘祖文认亲的事情发生在1966年。

当时，刘祖文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说在找一个烈士刘士奇和贺怡的孩子，如果本人看到了或是有认识的人知道具体的下落，一定要联系他。

就这样，刘子毅看到了报纸，终于找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

他孤苦伶仃了大半辈子，如今终于找到了一个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人，有了家族的归属，这是怎样的幸福！

只是，兄弟二人相认没有多久，刘子毅就在两年后出事了。

他被冠上了“冒充烈士家属”的罪名，死前还遭遇了监禁和毒打，就这样过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在刘子毅的人生经历中，也就是与贺怡相处的时候，比较完整地体会到了有亲人陪伴的快乐，其余时间都是很寂寞的，所以在得知自己有一个手足兄弟时才会特别喜出望外。

刘子毅与贺怡很亲，在从延安中学毕业后，便选择了与她一起去东北工作，先后做过哈尔滨市公安局地方分局的副局长、牡丹江市穆棱区的书记，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事科的科长，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1950年代，贺怡出事之后，他为了照顾贺子珍，又调去了上海铁路公安处工作，可见他内心深处对贺家人的感情之深。

与刘子毅的孤儿出身和流落在外的心酸童年不同，刘祖文从小成长在刘士奇的老家岳阳。

虽然他也很少见到刘士奇，但得到了母亲和家族其他亲人比较多的关爱。

有着刘氏家族在背后庞大的庇护，为了让家族完整，他会登报找人并不奇怪。

刘士奇虽然出身在岳阳的一个小山村，但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有着革命理想，也对婚姻自由有着自己的主张。

只是，他的第一段婚姻却是由父母定的，对方只是一个普通佃户的女儿，叫罗菊英，这让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定的抗拒，所以尽管完婚生子，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在1927年选择了离开家里，之后再没有回来，直到1933年牺牲。

1928年，在刘士奇离家之后，罗菊英也选择了改嫁，而刘祖文从此同样告别了双亲，因此内心深处对亲情有着同刘子毅一样的渴望。

刘士奇的父亲在为儿子决定那门亲事时，内心是有担忧的。

他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孩子可能会不愿意，素不相识的二人在婚后过得也未必会有那么好，可能会吵嘴，甚至分开。

但他更怕的是儿子大了，翅膀硬了，没有一根线将他牵住，他可能就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乱飞，再也不回来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心里默念着，过不去自己这关，传统上的这关。

那时，刘士奇刚考上了湖南省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在岳阳那么多考生当中，能有这样的成绩并不容易。

而对于他们整个刘氏大家族来说，过去也还没有一个人能到省里面去读书的。

在他们族人眼中，刘士奇这一去等于是一只脚踏进了龙门，可能不久就要成为下一个监察御史黄秀了，岳阳城里再多一条翰林街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就像成亲也是为了再热闹一场，刘士奇考上之后，村里马上就办了宴席，还搭起了戏台唱戏，来的是巴陵最有名的花鼓戏团“岳舞台”，《岳母刺字》《巴将军》……一出出戏这样唱着，传递着这个家族由衷的喜悦，也在敲打着刘士奇的心，他在这个小山村里已经待不住了，就算是婚姻，血亲也无法将他捆绑住，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其实，在报考长沙的学校之前，他就已经在心里面暗自做了决定。

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一个是跟父亲学医，子承父业；一个是当小学老师，在当地谋个差事；还有一个就是去更大的地方上学，继续深造，有更大的做为。

毕业之前，刘士奇就对时局有自己的判断，他知道国家面临的状况，只有第三条路才是自己真正想走的，而一旦做了选择，就不应当再后悔了。

刘祖文虽然与父亲相处不多，但他一家人对这位红军烈士有着很强的情感和身份认同。

刘祖文的儿子刘庆保说，自己和父亲都是在刘士奇的影响下，加入了党组织。

他还积极配合着相关的部门组织做刘士奇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1987年，岳阳市委党史办的谢志强主任就到刘士奇的老家找过他生前的资料，将其编写到了《巴陵英烈》这本书里。

此外，还有湖北红安县、安徽金寨县等地方的领导来走访，收集了不少资料。

如今，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华著名烈士》《中国红军人物志》等书中，对刘士奇的事迹都有相关的记载，可见他在革命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做出的重要贡献。

有了刘士奇起头，刘家人已经与红色事业深度绑定在了一起。

有这样一位父亲和爷爷，相信不管是刘子毅、刘祖文，还是后来的刘庆保，内心深处都会是骄傲的。

参考资料

1、一位烈士遗孤的坎坷一生（中国知网）

2、刘士奇传.彭新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