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体制中，存在着三种形式，即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教会大学中最有名的当属燕京大学，其最初的地址是在北京崇文门外船板胡同。

很多人将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以为二者是传承的关系，其实这两所大学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教会大学，后者是国立大学，历史上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

只是建国后的院系大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销，而北京大学迁移到了燕京大学的校舍燕园，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鸠占鹊巢，现在的北大校园是原来燕京大学的。

1918年，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他看着仅有五间校舍和十几位老师的学校就犯愁，因为仅凭这些条件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他看中了北京西郊的一块风水宝地，准备在这里办一所中国最好的大学。

这里原来是一位清朝王爷的园林，后来被一位叫陈树藩的陕西督军买下，准备给老太爷养老之用，近当年的价值至少要二十余万，这笔巨款司徒校长无论如何是拿不出来的。

可是，当陈树藩的父亲得知是办学校后，爽快地让儿子半卖半送地促成了交易，司徒雷登仅用6万大洋便拿下，而这位陈督军更爽快，用2万元作奖学金，奖励那些优秀的学子。

也就是说，司徒雷登只用了4万大洋便买下了这一大片地，而陈树藩提出的条件，只是每年要从他创办的成德中学中，不经考试便招收几位陕西籍的学员，司徒雷登当然满口答应。

看来，不管民国军阀怎样的被后世谴责，但他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那是很让人感动的，如韩复榘、如刘文辉，甚至那上演复辟闹剧的张勋。

陈树藩，字柏生，1885年生于陕西安康王彪店，现在叫做大同镇的一个小商人家，父亲做丝绸生意，将本地出产的丝绸运到西安贩卖；叔父是清末拔贡，陈树藩幼年就跟随这位叔父读书，他虽聪颖过人，却不是太喜欢这些诗文词赋，感觉在这乱世之中，习武的前途更大。

1905年，清王朝取消了科举，这更让陈树藩坚定了从军的意志，适逢陕西陆军小学招生，他成为第一期的学员，三年后，陈树藩与同学张钫等一起，被保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也就是后来的保定军校，这里面可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很多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毕业后，陈树藩回到陕西，在陕西陆军混成协炮兵营当排长，此时正是民主思潮汹涌，革命党四处发动起义和暗杀之时，陈树藩也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并在井勿幕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陕西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拥戴张凤翙建立“秦陇复汉军”，光复西安，后因在革命党人中受排挤，便去井勿幕处任职，他组建民军，征战四方，为陕西的独立立下战功。

井勿幕

相比于四川搞笑式的军阀混战，陕西在独立后的这几年中，是真刀真枪的血拼，因这里的哥老会和刀客，在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可比四川的袍哥要凶悍百倍。

经过多年的角逐，陈树藩地位一路飙升，不仅超过了原有的一帮大佬，还得到了北洋政府的看重，在扳倒了袁世凯任命的陕西督军陆建章后，又逼走了黎元洪任命的陕西省长李根源。

1916年，31岁的陈树藩终于脱颖而出，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陕西督军兼省长，开启了他对陕西长达五年的统治。

陈树藩能主政陕西其实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他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段祺瑞有师生之谊，段总长对他是十分信任；其次，陈树藩在剿灭白朗起义军时立有大功；再有就是陈树藩很会做人，他以大洋开道，各方关系他都处得很好。

钱从何来，他的钱是鼓励陕西各地广种鸦片，并强征一半以上的收益为“烟税”，这样，陈树藩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用这些钱一方面全力扩充军队，打点各路神仙，还在京沪杭一带广置地产，北京西郊的那一片地，便是他置办的地产之一。

种植鸦片给陕西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不仅严重败坏了当地的风气，还使得民众的温饱受到了威胁，这倒行逆施的做法也为他日后的倒台埋下了祸根。

在主政陕西期间，陈树藩实在是乏善可陈，但有一件事却做得很漂亮，那便是将李世民墓中昭陵六骏中的“四骏”，从外国人手中追回，其他“两骏”早已被美国人盗走。

要知道，这可是李世民当年最心爱的六匹战马的浮雕，是国宝级的文物，邮政局曾发行过一套《昭陵六骏》的邮票，可见其珍贵程度非同一般，陈树藩的这一功绩，对中国的文物保护可谓是立下了大功。

在那个乱世中，如果陈树藩选边站队正确的话，他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年在广州的孙中山很希望能在陕西建立革命基地，派陕西籍的于右任前来说服陈树藩。

然而，一心想做陕西土皇帝的陈树藩，如何会请一个“婆婆”来管自己，再说了，他也不想与北洋政府撕破脸，此事后来也是没有了结果。

1920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战败，投靠段祺瑞的陈树藩自然也兵败如山倒，于是他改投奉系的张氏父子和直系的曹锟，继续在陕西维系着他的统治。

陈树藩尽管在地方上作恶多端，但他对学生很好，当时在北京的二十几位陕西籍学生，追随李大钊革命，在闹学潮时被奉系军阀逮捕，生死未卜。

陈树藩听闻后立即亲赴北京，找到奉系大佬杨宇霆，一通的游说，将这些学生统统救出，也算是他在位时立下的大功一件。

随着鸦片在陕西的泛滥，粮田日渐减少，烟患日益严重，民众水深火热，陈树藩为了维持统治，更加丧心病狂地增税加赋，连他一贯热衷的教育经费也难以为继，造成学校教职员工罢课游行，在社会上掀起了“驱陈运动”，北洋政府不得不免去了陈树藩陕西督军的职务。

不甘心失败的陈树藩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倚仗着自己雄厚的实力顽抗，可是，其臭名昭著的名声加上多年的恶行，部下早已是众叛亲离，在对阵中很快便败下阵来，陈树藩只带着卫队逃往汉中。

接任陕西督军的冯玉祥是不会容忍陈树藩苟延残喘，他派遣部队由宝鸡和安康两路夹攻，陈树藩又只能仓皇出逃。

在四川流窜了一段时间后，终于被剿灭殆尽，只能携家人去了上海，宣布下野；不久后去天津当了寓公，因为很多北洋大佬都聚集于此，彼此相见很是亲切。

而在这场狗咬狗的交战中，最大的受益人是冯玉祥，他以陕西为基地打造了西北军，逐鹿中原，不断地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左右中国走向的强大势力。

陈树藩用以前搜刮的钱财创办了一家钱庄，交由朋友经营以维持日常生计，他也热衷办慈善，虽然他不牵头，但每次赈灾捐款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此时的陈树藩早已厌倦了军阀间无休止的争斗，他如倒了台的孙传芳一样，潜心向佛，每日以诵经和抄写经书度日，远离了尘世的喧嚣。

蒋介石北伐时，想请他出山，利用他在西北的影响力，从侧翼组军入两湖，以减轻北伐的压力，但陈树藩也不为所动，只在家吃斋念佛，江湖上的事，一概不问。

“七七事变”后，陈树藩作为北洋老人，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日本人也多次请他出山担任伪职，都被他严辞拒绝，仅就这一点来看，绝大部分的北洋军阀都有着自己的底线，除张宗昌这极少数的厚颜无耻之人。

但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汉奸头子，时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揖唐十分看重陈树藩，三番五次地请他去伪政权任职，为避免纠缠，陈树藩决定远离天津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在日本人严密的监督下，陈树藩不得已抛妻别子，化妆出逃，他混在难民人流中，只身逃往四川，路过陕西时，也许是过往的苦楚，他过家门而不入，只跪地遥拜后，又踏上了漫漫的长路。

历尽千辛万苦后，陈树藩终于抵达了成都，蒋介石知道后，特地派人送来两百万法币和军事参议院的聘书，陈树藩微微一笑道，钱可以留下，但这聘书就算了，原物奉还。

抗战胜利后，他从成都返回天津，可是因父亲在杭州去世，作为大孝子的陈树藩，将父亲安葬在西湖的金沙港，他也在离墓地不远处定居了下来，每天依旧诵经礼佛，不问世事。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本已跳出三界外的陈树藩心急如焚，他上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当然，他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

1949年11月2日，陈树藩在杭州病逝，终年64岁。

观陈树藩的一生，作为乱世中的一名地方小军阀，他始终徘徊在各个大势力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最终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也算是当时的一位地方枭雄。

虽然他在主政之际没有什么能拿得上桌面的政绩，反而因种植鸦片而备受后世谴责，但他生性并不暴虐，也没有残酷镇压民众的暴行，而他捐地兴学的善举，却永远地流芳后世。

特别值得赞扬的是，他晚年保持了底线，化妆成难民辗转跋涉千里，宁死不当汉奸，气节高古，足以弥补早年被人诟病的恶行。

青灯黄卷，念经修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北洋军阀中的善终之人，相比之下，那位孙传芳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造化弄人，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