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日本时，国人始终都会记得“勿忘国耻”，日本侵华14年，在东北的土地上有数十万人成为他们的试验对象，在南京那座城市里，徒生三十多万的孤魂，在抗战期间有数十万的妇女惨遭日军的凌辱，更有三百多万将士为了捍卫国土长眠于战场之上，是历史让我们无法忘记这样的耻辱。1938年八路军曾遭遇最惨烈的一仗，五万大军仅剩千人，多名高级将领牺牲，毛主席与朱老总每每想起都深感痛惜。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八路军缩编为三个师，以这样的兵力无法与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日军抗衡。我党决定在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华北建立起稳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中央研究决定，由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担任主要负责人，在冀东一带组织武装起义，准备给日军以重创，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在日军的杀戮之下，中国人都对其恨之入骨，李运昌的组建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除了各个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之外，还有很多党派代表也加入其中。在众人齐心合力之下，冀东根据地迅猛发展起来，参与冀东暴动的人数达到二十多万人，工人、农民都拿起手中的刀枪加入抗战队伍，冀东抗日联军火线为此成立，由高志远担任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和陈宇寰担任副司令。

随着队伍不断扩大，冀察热宁军区成立，由宋时轮担任总司令、邓华担任政委，高志远、李运昌和洪麟阁等人任副司令，冀东抗日根据地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宋时轮乐观地表示：“为最后的胜利而战斗到底”。以当时的情况，宋时轮能保持乐观的态度也可以理解，毕竟冀东暴动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抗日武装不减反增，一切都在向利好方向发展。

但是宋时轮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冀东武装起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当地军民团结一心，另一方面是这次武装起义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敌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节节败退。冀东起义虽然是成功的，但抗日武装非常年轻，大多都是来自当地的农民，他们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更没有多少实战经验，一旦敌人反扑容易出现巨大伤亡。

毛主席预见性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向宋时轮建议：依托地形优势，尽快率领队伍进入山区整训。宋时轮与邓华二人均没有重视这个建议，事情在1938年正如毛主席预期的那样，日军派十多万大军围剿冀东起义部队。宋时轮分析之后，决定将部队撤至潮白河以西，第二年再回冀东打游击战，这个决定当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李运昌和洪麟阁虽然不同意，但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党中央多次发电不同意西撤计划，毛主席还指出长途行军很容易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出现溃败，长征时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可宋时轮还是拒绝了留下打游击的建议，带着部队西撤。撤退路上浩浩荡荡五万人马，由于缺少宣传工作，再加上大多都不是正规军，因此队伍行军极其缓慢，前军已至潮白河，后军还没有出发。

日军在此时得知消息后立刻派重兵“围剿”，起义队伍很快被打散，副司令陈宇寰不幸被炮弹击中牺牲，身负重伤的洪麟阁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牺牲前用鲜血写下了“还我河山”的遗言，我军就这样牺牲了两位副司令。李运昌是最后出发的队伍，他接收了洪麟阁残部后还有6000多人，他带着部队决定停止西进，却已被敌人封了退路，好不容易脱险后身边仅剩下百余人。

高志远先行一步却也是一路艰险，三千多人的部队到达平西根据地时只剩下不足千人，而这些人马是冀东起义联军最后的残存人员。五万大军仅剩千人，这是八路军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一仗，追其原因就是低估了敌人的实力，高估了民兵队伍的能力，在未经过正规训练的情况下进行长途撤离，队伍如同一盘散沙，焉有不败之理。

毛主席在战后总结：起义队伍没有做好团结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工作，导致撤退时毫无保障而损失惨重。这次冀东抗日联军失败之后，宋时轮回延安学习，我军又派大批整训后的干部继续前往冀东建设根据地，在李运昌的宣传和领导之下，抗日武装逐渐扩至四千多人，当冀东根据地建立之后，抗战队伍形势这才得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