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态度也很诚恳，口口声声不离校长同学;但他对我谈话时，两眼总是望着地下，其阴沉的个性，由此可以看出大概。”

“还有值得注意的，他随时总有一本书抓在手上，或放在口袋里，的确是手不释卷，很爱读书。他谈起理论来，对唯物论、辩证法、和战略战术都能讲出一套，而且能言之成理。”

这两段文字，是1937年5月，中央视察团考察延安时，视察团成员、林彪的一个黄埔四期同学、国民党军统特务杨蔚对林彪的刻画，虽有成见，也很传神。

这个杨蔚，是河南商城人，1907年生，1926年考入黄埔四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47师工作，退党。1934年，在好友赵世瑞的介绍下，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投靠了戴笠。1936年，任江苏省保安司令部下属一团长，结识时任江苏省主席的顾祝同，后调任军委会调统局特务处军事科长。1937年5月，做为中央视察团成员，赴延安考察，搜集延安方面的情报。

为了掩护其不光彩的身份，顾祝同、涂思宗等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头衔”，中央视察团团长涂思宗的随从参谋。不过，这个身份很快便被在他的黄埔教官，时任第177师师长、负责护送中央考察团任务的王根僧给认了出来，并立即向中共联络组的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做了汇报。共产党方面对此，早有预料，并对此做了一些应对策略。

这个杨蔚，到了延安之后，一直随着涂思宗活动，对于中共在延安的一些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自己的老同学、如今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的林彪，颇有几分酸楚之感。诋毁之意，流露于字里行间。

他们的重逢，是在中共的欢迎晚宴上，当时分了若干桌，每桌都有中共要人作陪，由于杨蔚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便坐在了一起。对于众人夸赞延安的酒水好喝时，林彪还饶有兴趣地给大家讲起红军长征过茅台镇时，红军战士在“养成老烧坊”，用酒洗脚的趣事。杨蔚不记红军以酒疗伤，却说出了几个诋毁的词语来，说红军全部喝得“酩酊大醉”，后来的红军，连那池洗脚水也喝光了。不过是些雕虫小技罢了。

接下来，这位杨同学便对他的同学林彪进行了乏味的贬低。

杨同学说林彪主政的抗日军政大学：“可以说是乱七八糟，不成学制。”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但也有不可忽视的地方，即学生们的情绪似乎还不坏。”其实，林彪说得很明白，抗日军政大学，首先培养的，就是学生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这一点，恐怕他的老同学扬蔚，是学不会的。

杨同学，更是“挑拨离间”式拿陈赓和林彪作比较，说“陈赓也不断的来看我，并特别表示对校长永远尊敬，永远是他的学生。他对林彪似乎不大佩服，原因是在军校期别上，他比林彪高得多。”

或许这位杨同学没有看透，这是人家事先“排练”好的戏，用于应对你这个“狗特务”的。陈赓要是对蒋介石永远尊敬，也不会义无反顾地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也不可能要杀他了。至于黄埔一期还是四期的资历，能决定军官在部队中的排名，那是国民党部队里的事，死搬硬套于红军部队里，显然是不合适的。

杨蔚的延安之行，很快便结束了。这个家伙，后来干过郑州警察局局长，忠义救国军的副总指挥，和新四军闹摩擦。后又任兵工署警卫部队总队长，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军统河南站站长，第47师师长，华北先遣支队司令（搞接收的）等职。

内战期间，任河南省警务处处长兼学部执行委员，后被省主席刘茂恩开除，又任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保密局开封站站长，省警察学校校长，开封城防副司令等职务。淮海战役期间，任保密局徐州站站长、徐州办事处处长等职。1949年8月，准备反攻河南，无果而终。后赴台，任役政司司长。198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