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一月底，李自成的军队已抵达黄河西岸，连夜在汾州沙涡口建造了三千艘船只。正月初二，渡过黄河，接连攻克阳城、蒲州和怀庆。初八，太原沦陷。十六日，忻州被占领，宁武关失守，守将周遇吉为国殉难。李自成一路进军，几乎没有遭遇到有效的抵抗。到了二月二十二日，山西大部分地区沦陷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崇祯紧急召集大臣们商讨对策。首辅陈演提议太子南迁金陵，前东阁大学士蒋德璟也表示赞同。

然而，面对众臣的“南渡”提议，崇祯却沉默不语，显然这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答案。他渴望的不是李后主“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的无奈，而是如何抵御敌人的策略。此时，大明王朝的局势已经十分明了，崇祯唯一的出路便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空谈。朝堂的气氛降至冰点，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就在君臣之间僵持不下时，给事中光时亨抛出了一个引发激烈讨论的话题，顿时让紧张的朝堂炸开了锅。光时亨直言，如今贼寇肆虐，皆因当年加饷所致。蒋德璟立刻接过话头，回应道：“向来倡导加饷练兵的小人，致使民众困苦，误国良深。”听到此言，崇祯立刻愤怒，拍桌反问蒋德璟：“你把话说清楚，谁是小人？”崇祯心中明白，蒋德璟是在暗指自己。于是，他严肃警告众人：“我再说一遍，加饷并非为了敛财，而是为了练兵御敌。”蒋德璟似乎已无所畏惧，直言反驳：“臣并未说陛下有敛财之意，但事实确实造成了敛财民反的后果。本朝已加饷三次，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万，崇祯十二年再加七百三十万。花了如此多的钱，练出的兵呢？钱越花越多，贼寇却愈发猖獗。”崇祯被蒋德璟的言辞激怒，呵斥他住嘴：“本朝已经三饷合一，不存在‘三饷’。”蒋德璟却不甘示弱，指出朝廷让户部将“三饷”合并为一个名目，但征收的饷银仍是“三饷”的数额，实在是掩耳盗铃。崇祯被驳斥得无言以对，便故意将话题转向蒋德璟“结党营私”上。蒋德璟拒绝认罪，继续与崇祯据理力争。最终，在众臣的劝解下，君臣之间的争论以不欢而散告终。

退朝后，蒋德璟递上请辞信。三月二日，崇祯见信后，亲笔批准了他的辞职。同时，下令“取消练饷”。十七天后，三月十九日，甲申事变爆发，崇祯国破身亡。崇祯与蒋德璟的争吵，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两千年来无法破解的难题。当一个王朝进入末期，各种问题接连爆发，所需开支不断增加，朝廷不得不向百姓征收更多赋税以解决问题，形成了一个“死循环”。问题越多，解决问题的开支自然也越大，最终导致朝廷不断向百姓索要更多的银两，百姓怨声载道，新旧问题交替出现，王朝最终陷入“暴露问题→解决问题→要钱解决问题→滋生新问题→继续要钱解决问题”的恶性循环，直至灭亡。

崇祯并非昏庸之君，他自然看到了这个死循环的存在，但与历代末代帝王一样，始终找不到解决之道。实际上，明朝的财政危机早在万历时期便已显露。自张居正去世后，改革的红利耗尽，明朝立刻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万历尝试了一系列奇葩的措施，如“助大工”“开矿”等，收效甚微，最终不得不采取“加饷”的损招。按照惯例，明朝正常岁入约为一千五百万两，其中六百万划入皇家内府，作为皇宫开支和藩王的生活费，真正流入户部的公共支出不足九百万两。如果没有大规模战争，加上正常的卫所制，九百万两白银勉强可以应付开支。然而，自1573年至1620年的四十七年间，明朝经历了“万历三大征、明缅战争、萨尔浒之战”。尤其是1618年，努尔哈赤公开反明，辽东战事愈发紧迫。万历在位最后一年，朝廷已无力支撑，首次加派“辽饷”五百二十万两。崇祯四年再加五百万两，崇祯十年“剿饷”二百八十万两，崇祯十二年“练饷”七百三十万两。至此，朝廷加饷已超过两千万两，早已逼近百姓的承受极限。

崇祯十二年，在酝酿“练饷”时，朝中大臣几乎全体反对，唯有两位大臣全力支持。一个是江南溧水县令曾就义，另一个是礼部尚书杨嗣昌。正是这两位，成为了蒋德璟口中所指的“小人”。崇祯提出“练饷”的议题后，朝中无人支持，毕竟饷银已超过过去的一倍，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然而，曾就义和杨嗣昌分别为崇祯找到了“加饷”的合理理由。曾就义认为，朝廷收的这点钱其实不多，完全在百姓的承受范围内，问题在于那些不法地方官的贪婪。朝廷让收一毛钱，他们却按三毛去收，另外两毛揣进腰包。因此，不存在给百姓加负担的事，只要管住地方官，饷银该加就加。崇祯一听，觉得曾就义是公忠体国的忠臣，立刻任命他为翰林编修兼东宫侍讲（难怪太子朱慈烺逃出宫外无法生存，这样的老师能教出什么货色）。然而，曾就义的观点虽然有道理，但前提是必须先管住地方官，而朝廷并未解决这一前提，而是直接奔着解决钱的问题去了。杨嗣昌则认为，本朝是按土地收钱，而非按人头。钱是从土地上征收的，土地在豪强地主手中。皇上此举，非但不会伤害百姓，反而一举打击了豪强地主。杨嗣昌说得也有道理，百姓手中确实没有土地，都是在地主家中当奴仆、佃户，但他忘记了一个问题，地主的钱从何而来，归根结底还是通过盘剥奴仆、佃户而得。再者，朝廷对地主手中究竟有多少土地是否掌握数据？在曾就义和杨嗣昌的分析下，崇祯信心大增，决定每年加派七百三十万两白银。此时，李自成和张献忠却乐得不可开交。最先承受不了的是湖广的百姓。

崇祯十二年，已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在湖北谷城第二次反水。同年，李自成从商洛山中拉出一队数千人马。崇祯十三年，李自成杀入河南，开仓放粮，随即祭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到此为止，李自成在民心战线上彻底胜过崇祯，明朝也已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