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和亲王弘昼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作为清高宗弘历的兄弟，有人认为他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荒唐王爷”，有人认为他的乖谬不羁实为假象，意在韬光养晦，明哲保身。欲廓清这桩公案，还需擘肌分理，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弘昼。一 帝王之家的兄弟情通常认为弘昼是皇五子，弘历是皇四子，此说并不精确。在弘历之前，清世宗胤禛已有四位皇子，即弘晖、弘昐、弘昀和弘时。可是，前三位皇子均未成年：弘晖八岁夭折，弘昐两岁早殇未序齿，弘昀十岁而逝。至于弘时，因多次触怒雍正帝，被带有惩罚性质地过继给允禩为嗣。因此，弘历、弘昼的“初行次”分别为第五、第六；在这一点上，《清皇室四谱》的记述更为准确。弘历继位之后，在乾隆三年（1738）命幼弟弘曕承袭了果毅亲王允礼的爵位，故世宗一脉在法理上仅剩弘历、弘昼二人。弘昼生于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712年1月5日），皇兄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1711年9月25日），生日仅仅相差了三个多月，“髫年共学，友爱实深”（《清高宗实录》）。然而，古往今来，无论是皇室还是民间，年岁相若的兄弟往往存在竞争。除弘历、弘昼之外，奕詝（清文宗）与奕訢（恭忠亲王）亦如是。区别在于乾隆帝的文治武功远胜咸丰帝，且弘昼的能力与政治野心也比奕訢略逊一筹。巧合之处在于：弘昼薨逝之后的谥号，与奕訢的王号均为“恭”字；前者是和恭亲王，后者则是恭忠亲王。“恭”字用于谥号，最初取义“能庇昭、穆之阙”（《国语》），后逐渐演变出“敬贤尊让”之意。无独有偶，顺治帝的皇五子常宁的封号亦为恭亲王（常宁系恭藩）。康熙帝玄烨对于这位小自己三岁的弟弟也态度暧昧，甚至在其薨逝后未予谥号，与稍后薨逝的裕亲王福全（顺治帝皇次子）蒙赐谥“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弘昼之于弘历、奕訢之于奕詝，还是常宁之于玄烨，弟兄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看似和睦、实则若即若离的态度，故以“恭”字作为谥号或王号［高宗弘历给果郡王弘曕的谥号亦为“恭”。尽管弘曕也存在仪节僭妄之举，对乾隆帝多有不敬，但其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比弘历小二十二岁，兄弟之间不存在类似的竞争关系，故未列入比较］，多少有些“兄友弟恭”，明辨君臣之分的敲打意味。

和亲王弘昼画像

二 判若两人的和亲王实际上，弘昼在雍正朝并未表现出任何荒谬悖理的行为，不论是处理政务，抑或操翰成章，都恪尽职守、可圈可点。或许在彼时的他看来，自己虽有不及皇兄弘历之处，但也绝非完全与储位无缘。首先，弘昼的生母纯懿皇贵妃耿氏与弘历的额娘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二人在雍亲王府的地位也同为“格格”，不分轩轾。此处要对“格格”一词稍加说明。通过查阅卓特·富俊在嘉庆朝所辑《续编兼汉清文指要》可知：满语中“格格（gege）”最初是指未出嫁女孩的敬称。在语言流转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用法。一种是用于宗亲封号。比如亲王的女儿为“和硕格格”，郡王、贝勒的女儿为“多罗格格”，贝子的女儿为“固山格格”，而镇国公和辅国公的女儿直接是“格格”。这是我们今人最熟悉的用法。另一种用法是指没有取得正式封号的宗亲“侍妾”，为与上一种用法相区分，又被称作“侍妾格格”“庶福晋”，地位较低。其次，世宗对弘昼的培养与晋封。一方面，胤禛在政务能力方面给予了弘昼相应的历练机会。譬如，雍正二年（1724）发生了“雷击大成殿”之事，孔庙的前后殿庑被烧毁了一百三十三间。重建工程历时六年，至雍正八年十月竣工，世宗下诏特遣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暻共同前往曲阜阙里敬行祭告孔庙（《山东通志（雍正）》）。又如，雍正十一年，清世宗敕令雕造汉文大藏经，当时设藏经馆于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怡亲王弘昼担任“总理藏经馆事务”，主持刻经事宜，至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刻完，这套大藏经即《乾隆大藏经》，每函首册刻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的“龙牌”，又称《龙藏》。同样是在雍正十三年，朝廷设办理苗疆事务处，命弘历、弘昼领其事。在爵位方面，世宗更是做到了一碗水端平：雍正十一年二月，在册封弘历为宝亲王的同时，弘昼也获封为和亲王。最后，弘昼的文学素养绝不在乃兄之下，精通经、史、文赋，著有《稽古斋文集》，凡八卷。他不仅命总领御书处、管理正黄旗觉罗宗学，还是皇长子永璜的首席专师。弘历在御笔所撰《新刻稽古斋文集序》中，称赞弘昼“迟徊慎重，不自满假，谦德雅怀，足为师法”，可谓评价甚高。《稽古斋文集》亦称《稽古斋集》《稽古斋全集》或《稽古斋文钞》；按照咱们今人的习惯，似乎称为“文集”或“文钞”更准确。一方面，弘昼在雍正八年、乾隆十一年（乾隆丙寅）两度编订文稿，可他薨逝于乾隆三十五年，大量作品并未收入此书。另一方面，弘历曾经在雍正朝、乾隆朝先后两次为弟弟的鸿作提笔作序，在《新刻稽古斋文集序》中明确写道“吾弟和硕和亲王所著序、论、诗、赋、杂文，曰《稽古斋文集》”；而且，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朱轼和邵基等人的序言中称之为“文钞”。由是可知，弘昼此书在雍正八年至乾隆十一年之间，名为《稽古斋文钞》或《稽古斋文集》。只是不知何故，弘昼最终选定《稽古斋全集》作为书名。实际上，和亲王的部分佳篇并未收入“全集”，比如《皇清文颖》卷三中的《苏公式敬由狱论》。此文大意是周公告诫新君周成王：先王时期，司寇苏公（忿生）执掌刑狱诉讼，矜矜业业地谨慎断案，才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尚书·立政》：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弘昼论及此事，开篇即是“人君治天下之大权有二，赏罚而已。赏所以劝善。罚所以惩恶。善劝恶惩，而天下治矣”。落笔之处，俨然有王霸之风。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弘昼绝非荒唐纨绔、不学无术之人。三 乾隆四年的宗亲逆案高宗弘历即位之后，安排弘昼负责内务府、御书处、玉牒馆的相关事务，并先后委任他为正白旗满洲都统、镶黄旗满洲都统、正蓝旗满洲都统等职，有时还派遣前往太庙、先农坛代为行礼、祭祀，可未畀以重大职任，甚至连“议政大臣”之衔也是乾隆十八年才授予。需知弘历即位前后，正是古州苗族起义如火如荼之时。在前线清军将帅不合、师老兵疲的窘境之下，乾隆帝却不启用深谙苗疆事务的弘昼，而是选张广泗前往处置。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弘昼表现出诸多荒唐行径；另一方面，则是出于防范宗亲的考虑。对于皇兄的做法，弘昼洞若观火，尤其经历了“乾隆四年宗亲逆案（亦称弘晳逆案）”。乾隆初年，朝堂上逐渐形成了以首席顾命大臣、庄亲王允禄和理亲王弘晳（废太子允礽次子）为首的宗亲势力，核心成员包括弘晈（宁郡王，怡亲王允祥第四子）、弘昇（正黄旗满洲都统兼管火器营事务，恒亲王允祺长子）、弘昌（贝勒，允祥长子）、弘普（贝子，允禄长子）等四人，涉及庄王、理王、怡王、恒王、宁王等五藩。至乾隆三年，仅次于允禄的顾命大臣、果亲王允礼薨逝，使允禄成为宗室中最具权势者。他们的小集团活动愈加频繁，往来诡秘，“渐有尾大不掉之势”。若任由上述王公宗亲私相结交、党同伐异，只恐变生肘腋。有鉴于此，乾隆四年九月乙丑，乾隆帝率先对弘昇发难，指斥其“诸处夤缘”，谄媚某人，遣人押解来京，交宗人府查办；至于弘昇“谄事之人”，由于牵连过多，暂未明言，冀其心存瞻顾，渐次散解。次月，宗人府议奏弘晳、允禄集团“结党营私”。始作俑者——“居心甚不可问”的弘晳因“进呈鹅黄肩舆”，僭越之举昭然若揭被削去爵位，革除宗籍，改名“四十六（时年四十六岁）”，禁锢在昌平郑家庄的理亲王府。弘昇被革职，“永远圈禁”。贝子弘普与贝勒弘昌俱削爵。在参与逆案的弘字辈宗亲中，唯有宁郡王弘晈因其王爵为世宗所封，得以保留。至于皇叔允禄则革去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等职，以示小惩大诫。两个月后，就在众人以为案件就此画上句号之时，理王府的巫人安泰交待：弘晳曾命其占卜乾隆帝的寿数、蒙古准噶尔部能否到京、将来自己还升腾与否等悖逆之事。宗人府议奏“拟判（弘晳）绞立决”。乾隆帝则表示念在其为皇祖之孙，若以重典，于心不忍，命人将弘晳从郑家庄移往景山东果园圈禁，以便就近监视。

弘晈居住过的宁郡王府“乾隆四年宗亲逆案”，几乎与清太宗皇太极导演的“天聪九年宗亲逆案”如出一辙，就连案发时间都是在九月至十二月间。天聪九年（1635）九月，皇太极率群臣郊迎“传国玉玺”以及归降的蒙古察哈尔部众。其间，皇长子豪格欲迎娶林丹汗遗孀，惹怒了皇太极的三姐——哈达公主莽古济（豪格的岳母）。后者愤而离去，却被皇兄代善请入营帐，赠予财帛，以马送归。太宗闻知震怒，视为结党营私。结局是莽古济和夫婿琐诺木杜棱被褫夺封号，禁止私下与宗亲交往；代善方面也受到了敲打、处罚。同样是在当年十二月，莽古济的家奴冷僧机出首告发：主人曾与莽古尔泰、德格类“设誓谋不轨”，甚至私制“大金国皇帝之印”十六枚。由此引发了天聪朝的宗亲清洗，莽古济也被凌迟处死。莽古济、代善被皇太极清算，与弘历对弘晳、允禄的处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可能危及皇权的宗亲集团，君主并非贸然出手，而是采取先敲打、造舆论，再给予致命一击的分步走策略，以非暴力方式铲除宗室亲贵中的不稳定因素。区别仅仅在于天聪朝的政局较乾隆时期更加波谲云诡，宗亲势力更强。四 弘昼的“荒唐”行为目睹五位弘字辈的堂兄弟或囚或罚，令弘昼彻底认清了君臣之间的大防，不敢再逾矩造次，转而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于是乎，一个举止乖张、贪婪嗜财的荒唐王爷形象粉墨登场。首先，骄奢敛财。对于弘昼视财如命的行为，乾隆帝并不反感。在历史上，君主们往往对宗亲聚敛财富的行为听之任之，尽量满足后者声色犬马的生活。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搜括了巨额资财，封存在库室之中，关钥甚严。有人举报萧宏在密室私藏兵器、甲胄，欲行不轨。梁武帝为彻查此事，借口饮宴酒醉，突入其库，逐屋开验，发现均是布、绢、丝、绵、朱砂、黄屑等物以及铜钱三亿馀万枚。萧衍这才放心，打趣萧宏说“阿六，汝生活大可”，返席续饮，兄弟关系愈加敦睦。弘历亦深谙此道，将“世宗雍邸旧赀”悉数赐予弘昼，包括马鞍、盔甲、弓箭，京城、盛京原属雍藩的当铺、粮庄、银庄、豆庄和果园，以及驼、马、牛、羊等资产，使之“富于他王”。尽管如此，弘昼却没能得到雍亲王府作为府邸，只因乾隆帝认为若将潜龙邸赐予他藩，属于“亵越”，实则是对弟弟怀有戒心。其次，歪唱戏曲。弘昼醉心声色犬马，经常引吭高唱，但既非昆山腔，也不是皮黄腔，而是钟情弋阳腔。弋阳腔（又称弋腔）是我国“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四大声腔之一，传播范围以江西东北的弋阳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在两江、湖广、闽粤以及云贵等地均有流传，是颇具特色的地方曲种。不过，弋阳腔属于高腔体系，声调高亢，旋律少变，并不适合《琵琶行》《荆钗记》等曲目，故弘昼的演绎近乎歪唱，哗众取宠，俨然噪音，虽然令举座宾客“掩耳厌闻”，他却乐此不疲。再次，殴打重臣。钮祜禄·讷亲是雍正帝指认的顾命大臣，在乾隆初年备受恩宠、厚加信任，一路擢升至果毅公、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俨然首揆。此外，此公的家世也非常人能比：祖父系康熙朝四位辅政大臣之一的遏必隆，姑母则是圣祖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以讷亲如此身份，竟因小事触怒弘昼，在众目睽睽之下惨遭殴打。对此，乾隆帝选择作壁上观，“优容不问”。一方面，弘昼是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抚养成人，故看在太后的面子上，不予追究。另一方面，恰好借此机会让满朝文武见证和亲王的嚣张跋扈，使其失去人心，以防出现另一个弘晳。最后，预演丧礼。清朝铁帽子礼亲王代善的六世孙爱新觉罗·昭梿在其代表作《啸亭杂录》的第六卷《和王预凶》里，专门记录了弘昼所做的天下第一荒唐事：先行预演自己薨逝之后的葬礼。这位和亲王摆出一副看淡了生死的模样，言道：“人无百年不死者，奚必忌讳其事？”于是，他亲手制定了自己丧礼的种种细节，命人准备好鼎、彝、盘、盂作为“明器（陪葬品）”，还让家人祭奠哀嚎、护卫供饭哭泣。自己则高坐庭际，饮啖自若，欣赏着自己一手导演的“盛况”，乐此不疲。如此荒唐悖谬的行径，简直与雍正时期精明强干的和亲王判若两人。弘昼之所以如此，恐怕是担心自己再步允禄、弘晳等人的后尘；毕竟在乾隆四年那场风波过后，作为与当朝天子血脉最近的近支亲王，自己在庙堂之上如履薄冰，不得不采取韬晦之策，以荒唐不羁、玩世不恭的形象示人，以期明哲保身、安身立命。待到乾隆三十五年，弘昼病笃之际，高宗弘历亲临视疾，以叙兄弟之情。不日，弘昼薨逝。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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