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方在庆
编辑 | 葛帮宁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 编者按
北京时间2024年3月11日，第96届奥斯卡获奖名单揭晓，电影《奥本海默》成为最大赢家，斩获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在内的七项大奖。54岁的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藉此收获人生中第一个“小金人”。
电影《奥本海默》的灵感来源《奥本海默传》。这是关于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最为完整的一部传记。作者凯·伯德（Kai Bird）和丁·J.舍温（Martin J.Sherwin）因此获得 2006年美国普利策奖（传记类）、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圈传记奖、伦敦杜夫·库珀历史奖。
《奥本海默传》写作时间长达25年，参考了成千上万份文献记录，这些文献记录来自国内外的档案资料和个人收藏。同时参考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奥本海默自己留存的大量文件，以及联邦调查局在对奥本海默超过25年的监视活动中积累的数千页记录。
奥本海默，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曾三次提名诺贝尔奖。他被喻为美国的普罗米修斯，是同代人中最著名的科学家，但也是20世纪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既野心勃勃又没有安全感，既才智超群又幼稚可笑，既果断坚决又惶恐不安，既坚忍淡泊又充满困惑。曼哈顿计划成为他人生辉煌的顶点，“安全听证会”则成为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奥本海默传》中文版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23年8月出版，由《列奥纳多·达·芬奇传》译者、汪冰博士执笔翻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方在庆专业审校。
为更深入了解奥本海默波澜壮阔而又充满悲剧性的一生，经授权，帮宁工作室推出方在庆的文章《重审“奥本海默事件”》，还原20世纪美国这起最大冤案背后，科学家的良知与政治家的利益、科学家的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人类应该从这起悲剧中吸取更多教训。
方在庆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91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其研究方向为科技史、科技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出版与爱因斯坦有关的著译作十余种。编译作品《我的世界观》获第十四届文津奖。
本文原载《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第6期（2006），此处略作编辑。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逝世已近40年。他在“曼哈顿工程”中显露出来的卓越才能和在“安全听证会”上所遭受的奇耻大辱分别代表了他一生的“辉煌”和“悲剧”。
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而“奥本海默事件”是导致分歧的焦点。随着一些档案的解密，近五年，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几本有份量的关于奥本海默的书出现在世人面前（Martin J.Sherwin研究奥本海默达25年之久，他与Kai Bird合写的《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伟绩与悲剧》（American Prometheus：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获2005年普利策奖）。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思考“奥本海默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提供了新的视觉。
以前的研究，关注奥本海默行为和性格特征的居多，认为他被迫离开权力走廊多少也是咎由自取（哈佛大学教授霍尔顿一直将奥本海默的一些“古怪”行为追溯到其儿童时期，并称为此专门请教过心理学家）。
正是他的一系列不经意的行为，构成了他最后的悲剧：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亲共活动；他的所谓对朋友和学生的“出卖”；他在“薛瓦利埃事件”方面对安全官员所做的前后不一的陈述；他反对氢弹的僵硬态度；甚或是他的人际关系和私生活等（如有学者把奥本海默与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因观点分歧导致的分手，看成是个人恩怨造成的）。
有少数学者刻意把奥本海默看成是悲剧人物，而把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简称AEC）主席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美国“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对于除了泰勒以外的那些反对奥本海默的科学家所起的作用，学界关注不多。对于给FBI写控告信，从而触发了“奥本海默事件”的作者博尔登（William L. Borden），倒有不少动机分析）、美国空军的某些首领以及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看成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反面角色，过重渲染这些人在击倒奥本海默过程中的作用。
这些分析不无道理，尤其是性格特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似乎还不够。不同的因素所起的作用迥异，应该区别对待。如博尔登（William L.Borden）的控告信、AEC的正式起诉书，就不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决定等同对待。
更重要的是，以往的分析忽略了冷战、麦卡锡主义（严格说，在“奥本海默事件”中，麦卡锡本人并没有出场，但是麦卡锡主义所造成的影响无处不在。）等因素所构成的大背景；没有从司法角度来考察听证会委员构成是否采取了“回避”和“公正”原则，“执法者”是否具有偏见等所产生的影响。
“奥本海默事件”是一张网。要想弄清它，就得对与此相关的其他事件，如“薛瓦利埃事件”、“康顿事件”、“彼得斯事件”以及“富克斯事件”等有所交待。有些事件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有些则不可避免。不过，在这场悲剧中，V.布什（Vannevar Bush）、科南特（James B. Conant）等人顶着压力，敢于直言的表现，让后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幼年奥本海默坐在父亲的膝头
▲奥本海默在高等研究院办公室里
脆弱的心灵
1904年4月22日，奥本海默出身于一个非常富裕的从德国移居美国纽约的犹太家庭。与大多数著名的物理学家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位神童。他对科学的兴趣始于六七岁期间。他的祖父送给他一些矿石标本。从那时起，他就热衷于研究矿物学。11岁就被选为纽约矿物学会会员，一年之后，在那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
少时的奥本海默身体单薄，但却充满活力。凭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勇气，他敢于在恶劣的天气中远行，向危险挑战。中学最后一年他拼命学习，以十门功课全优的成绩毕业。后因患痢疾导致结肠炎，不得已独自留在家中与书为伴。
为缓解儿子的阴郁情绪，父亲求人带他到美国西部山区疗养。有好几个星期，他在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群山之间漫游。这里的一切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此，他的一生就与新墨西哥结缘，后来成就他声名的洛斯阿拉莫斯也在这里。
1922年，18岁的奥本海默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的弱点和戏剧性的才华，在大学二年级时表露无遗。年仅19岁的他给中学老师史密斯（Herbert Smith）写道：“我努力学习，写了无数的论文、笔记、诗歌和垃圾；我去数学图书馆，阅读，去看哲学著作……”
他曾想当建筑师、古典文学家、诗人和画家，最后决定献身科学，选择化学专业。与此同时，他还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他要扮演的角色太多，他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角色中苦苦挣扎。
他的兴趣太广，更是语言大师，懂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有一次，奥本海默的朋友Fritz Houtermans和George Uhlenbeck在读但丁的意大利文《神曲》，奥本海默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发愤学习意大利文，几个月后加入到他们的行列），甚至还懂一点中文以及少量的梵文。他常阅读希腊文原版的柏拉图对话录，以及梵文的印度史诗。他只用了三年就完成学业，并以最高荣誉（summa cum laude）获得学位。
在大学期间，他发现自己很难与人相处。他有过几个朋友，但绝谈不上亲密，也从未与女孩子约会过。一方面，他享受着令人惊讶的自由自在，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深深的忧郁。他最不能容忍粗鄙的语言或陈词滥调，经常有一种钻到牛角尖中不能自拔的危险。
尽管他的天性适合做一个理论家，在大学的实验室表现并不佳，但受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的影响，他还是喜欢上了实验物理学。当时，物理实验的中心不在美国，而在欧洲。 1925年，年仅21岁的奥本海默，拿着布里奇曼给卢瑟福的推荐信，远渡重洋来到英国剑桥。但卢瑟福认为他大学里学的是化学，成就不突出，不肯收留他。他后来又转向J.J.汤姆逊，结果汤姆逊交给他的实验也没有做好。
他在剑桥的经历，让他对自己作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的理想彻底破灭。他的孤独感、思乡病，加上对自己弱点的觉察，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让他对自己感到绝望，陷入焦虑之中。
很快他就精神崩溃了。1925年秋，他在导师的桌子上放了一个有毒的苹果。学校当局让他去看精神病医生。他被诊断患了早发型痴呆症，且已无可救药。 他的高中同学、哈佛校友，这时也在剑桥的费格森（Francis Fergusson）认为他肯定能恢复，就陪他一起去法国旅行。有一次，正当他们闲聊时，奥本海默突然扑到费格森身上，试图扼死他。费格森经过费力挣扎才得以脱身。
奥本海默当时确实已近精神分裂症的边缘。经过调养，他的精神逐渐恢复正常。奥本海默后来决定接受玻恩（Max Born）的邀请，到量子力学的发祥地之一哥廷根继续深造。
他在哥廷根只逗留了九个月。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几篇优秀的研究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变得自信起来。当1927年回到美国时，通过他的出版物，他在美国物理学界已经非常有名了。他同时得到十几所大学的邀请。
最后，他选择在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时担任教职，基本上是一边一个学期。之所以选择伯克利，是因为他觉得“那儿还是一块沙漠，没有理论物理学的基础，可以干一番事业”。而保留加州理工学院的职位，是因为在那里可以与同事们讨论，产生思想火花。
正是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发现自己的数学基础不行，于是申请基金再去欧洲。这次他先在荷兰莱顿与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相互切磋，后又到瑞士苏黎世向泡利（Wolfgang Pauli）请教，并到莱比锡参加海森伯的短期研讨班。
1929年夏，奥本海默回到美国，到伯克利担任物理学教授。尽管开始时教学上还有点困难，但很快他就变成学生心目中的偶像。他的言行举止成为学生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他经常带学生光顾豪华饭店，向学生介绍各种名酒，但成为他的学生绝非易事。“他希望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和结交的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奥本海默无论挑选朋友、学生、爱人、同事，都要首先看他们是否符合他的这个标准。
他决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愚蠢言行，好朋友更不例外。这种对别人突然进行尖酸刻薄的讽刺加上粗鲁的态度，让一般人接受不了。不了解奥本海默的人，很容易怀恨在心。正是他的这一个性，后来给他带来了无数的麻烦。
奥本海默最为擅长的是评论别人的成果，而不是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如他的学生玻姆（David Bohm）所说的，“他博学多才，但不求甚解。他具有集中精力钻研一个问题的才能，但缺乏必要的耐心。”
一开始，他只关心研究和教学，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既不看报，也不听收音机。1929年股票市场大崩溃，他是在几个星期后才知道的[Bernstein 1990，pp.1389-1390]。1930年代初，他亲眼目睹了大萧条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他才发现人们的生活与所处其中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感到有必要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在他的恋人、美共党员塔特洛克（Jean Tatlock）的帮助下，奥本海默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当他看到学生就业困难，就积极筹建“教师联合会”地方分会。也正是在这个组织中，他遇到了对他后半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薛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
薛瓦利埃是伯克利的法国文学助教，时任“教师联合会”主席。出于对奥本海默的绝对崇拜，在其后的五年里，他与奥本海默成为密友。
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都支持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没有几个有正义感的人不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学生中就有不少共产党人。除了塔特洛克外，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Frank Oppenheimer）、弟媳杰基（Jacquenette“Jackie”Quann）都是共产党员。 奥本海默定期向党组织捐钱，参加各种外围组织的活动，但他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主要是因为，他对共产党这种规模很小的组织不够信任。同时，他又非常坚持个人自由，不愿受共产党党纲的约束。
奥本海默与塔特洛克的恋爱没有持续下去。据说塔特洛克患有严重的狂躁-抑郁交替症，并有潜在的双性恋趋向。经过几次短暂的恋爱后，这个钻石王老五在1939年8月遇见了基蒂（Katherine Puening Harrison，简称Kitty）。他们之间一见钟情（奥本海默与基蒂之间的结合，赞同者不多。由于前几次不幸或短命的婚姻，基蒂养成了酗酒的嗜好，尤其当心情不顺时。她并非一位称职的母亲。儿子和女儿与她关系并不亲密,女儿后来自杀身亡）。
基蒂出生在德国，两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匹兹堡。据她说她是德国元帅凯特尔（Wilhelm Keitel）的外甥女。她在认识奥本海默时，刚第三次结婚。她是美共党员。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是美共党员，死在西班牙内战。1940年11月，她与奥本海默结婚，六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出生。
▲塔特洛克
▲奥本海默的妻子基蒂和儿子彼得
舍我其谁？
奥本海默享受着在伯克利所独有的快乐。他的父亲1937年去世，给他留下了一笔高达20 万美元的遗产，这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可谓天文数字。加上他作为教授，收入也不菲，他的生活真是无忧无虑，以至于在35岁时，他在学术上并没有做太多贡献，而人们原初对他却抱着莫大的期望。
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把奥本海默推到了风口浪尖。日本偷袭珍珠港，把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最终拖入战争。而赶在法西斯德国之前生产出致命的核武器就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虽然美国政府很快制定了核武器研究计划，但进展非常缓慢。只是到了1941年春，当英国科学家通过计算证明，有可能造出原子弹时，美国政府才真正加快步伐。
1941年秋，在朋友和同事，1939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的鼓励下，奥本海默应邀参加了由康普顿（Arthur H. Compton）主持的第一次原子弹秘密会议。10月14日，劳伦斯在写给康普顿的信中说，“奥本海默有很重要的新想法。……我对奥本海默充满信心。”
正是在这次会上，奥本海默提出了许多建议，得到与会者的赞成。康普顿让他从事快中子研究，对奥本海默的工作非常赞赏，并于1942年1月聘请他全力参加原子弹计划。1942年夏，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召集了一次小型会议，讨论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可能性。
原子弹计划由陆军工程兵全力承担，主负责人为格罗夫斯（Leslie R.Groves）将军。他在建立五角大楼时的卓越表现使他成为最佳人选。但是科学主管由谁来当呢？这个人在科学上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威，最好是诺贝尔奖得主，有行政管理经验，没有政治上的“污点”。
能满足这几点的人，如劳伦斯、康普顿、尤里（Harold Urey）都各自管着自己的一摊事，离开他们，根本没法运转。奥本海默可是一条都不满足，他从来没有担任过管理工作，也不是一个好的实验物理学家。
更要命的是，由于亲共，参加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的各种活动，早就被FBI视为眼中钉。早在1941年3月28日，FBI就为奥本海默建立了第一份档案。档案详细记载了他参与的各类活动。其中，1940年参加在薛瓦利埃家中召开的会议，为他带来了麻烦。陆军拒绝发给他安全许可证。
▲格罗夫斯（右）
▲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在第一颗原子弹原爆点旁
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类人。格罗夫斯经验丰富、野心勃勃，奥本海默外表儒雅，书卷气浓。他们之间从外形到爱好的巨大差距正好形成一道奇妙的组合。
尽管格罗夫斯轻视奥本海默所代表的一切，他还是有一种旁人不及的能力。他发现了奥本海默身上的矛盾个性正是他所需要的：作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能够召集一大群同样优秀的科学家为之工作；由于他的知识面异常宽广，他能知晓其他科学家的工作，并给出恰当的判断；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会驱使自己和他人竭尽全力地工作，赶在纳粹之前造出原子弹。
尽管存在所谓的“安全问题”，在格罗夫斯看来，这完全是大学生们玩的游戏，不过是不想背叛朋友而已，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更重要地是，格罗夫斯认为，奥本海默比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受他的控制。
奥本海默深知，格罗夫斯对于他的特许权的调查至关重要，可以由此毁了他的一生（在挑选曼哈顿工程的科学主管时,格罗夫斯考察了多位科学家。有些科学家瞧不起他，故意为难他。好在格罗夫斯本人受过高等教育，发现了被考察者故意犯的好几处错误,但被轻视的滋味非常难受）。
尽管FBI给出了否定性的报告，1942年9月，格罗夫斯仍任命奥本海默为科学主管。他确信奥本海默是能够被信任的，而且曼哈顿计划需要他。他的潜力超过保安上的任何危险。格罗夫斯听从奥本海默的建议，在他所钟爱的新墨西哥州选了一个地址：洛斯阿拉莫斯。
洛斯阿拉莫斯是一个偏僻的小镇，原来只有一所简陋的小学。战争期间迅速成长为一个拥有4000个平民，2000名军人的小镇。它的三个实验室日夜不停地运转，与分散在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华盛顿州的汉福特钚反应堆、田纳西州橡树岭克林顿实验室之间进行不间断的交流。
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奥本海默来承担。正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管理才能。一般认为，除了奥本海默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能管理和领导整个研究队伍。
1943年初，在陆军的正式要求下，FBI停止了对奥本海默的调查。陆军向FBI保证，它们会对奥本海默进行全天候技术监视，并会派专人盯梢。
就在奥本海默离开伯克利到洛斯阿拉莫斯前夕，薛瓦利埃告诉他，美共旧金山地区的负责者埃尔坦登（George C. Eltenton）试图从奥本海默处获得研究情报，好传给苏联。奥本海默当场拒绝。八个月后，他主动向陆军安全部门报告此事，谈到了埃尔坦登以及一个中间人试图接近三位科学家这件事，但他拒绝提供中间人和三位科学家的名字。
正是这个奥本海默自认为聪明的做法——埃尔坦登试图获得情报，薛瓦利埃将消息告诉了他，被他严正拒绝，八个月后，他才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军方——让他后来身陷囹圄。出于各种考虑，他在这件事上有几个前后不一的说法。
当格罗夫斯亲自询问奥本海默，谁是中间人、是哪三位科学家时，奥本海默最初还是不愿说出具体的名字。因为他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并且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格罗夫斯继续施压，并保证不向上面反映时，奥本海默才说出中间人是薛瓦利埃。这就是所谓的“薛瓦利埃事件”。
格罗夫斯相信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因而继续信任他。按照格罗夫斯的说法，如果在曼哈顿计划中出现了颠覆分子，奥本海默会认为是对他的背叛，将是对他青史留名的最大威胁。出于自尊，他就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他不会让任何国家赶在他的实验室之前造出原子弹。
对奥本海默的监视一直没有停止。他的电话被窃听，来往信件被拆开，还要时不时地接受安全官员的讯问（很少有人像奥本海默这样,受到如此长期、严密的监视。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把用于监视他所花费的钱的一小部分给他的话,他早就是百万富翁了）。为了不影响曼哈顿工程的进程，他尽量配合安全官员。
当问到他对他的几个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生的看法时，奥本海默天真而又书生气的回答，构成了对学生的伤害。1943年8月，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奥本海默告诉一个密探，在他的曼哈顿计划中不会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员。
这是洛斯阿拉莫斯的奇怪的一景：一方面，殚精竭虑的科学家和总指挥，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技术细节；另一方面，疑神疑鬼的安全官员和密探又处心积虑地试图找出蛛丝马迹的安全隐情。
奥本海默之忍辱负重可见一斑，安全体系之荒唐亦可见一斑。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附近的沙漠试爆成功。8月6日和9日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迅速结束了“二战”。
这也让一直全神贯注攻克技术和管理难关的奥本海默松驰下来，让他有时间思考自己行动的后果。他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感到惊惶失措”，但“科学家不能因为害怕人类可能利用他的发现去做坏事而拒绝推动科学前进。”
深陷政治
“二战”结束后，奥本海默就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他原本想回到伯克利，但这时他与劳伦斯的关系已经有点微妙。他最后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年时光。这三年也成为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本来视“物理学和物理教学为生命”的他，这时“发现好像与他无关了”。
这段时期，他经常应国会的邀请，就原子能问题发表看法。1948年，他应邀担任声名显赫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作为“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成为仅次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家（战争结束后，当奥本海默出现在旧金山时，人们一下子就把他围起来）。他的发言、声明、呼吁、警告和担忧常被报刊引用。他的巨幅照片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朋友们发现了他的变化。他用亲昵的语言谈到“乔治认为如何如何……”、“乔治考虑怎样怎样……”，原来他指的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不但如此，他还在报纸上公开谈自己过去的左倾经历。
尽管战后他真心希望能建立对原子弹的国际控制，但这期间，他的态度处于一种模糊地带。他发现，苏联在原子能问题上根本不愿意妥协，与苏联打交道很难。他逐渐地与政府的立场相接近。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了“御用科学家”。
早在1946年底，美国政府就成立了以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为主席的原子能委员会（AEC），主要职能是负责领导原子能领域内的全部研究、开发以及生产工作。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由九位委员组成的总顾问委员会（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GAC），其职能是向AEC提供科学和技术上的建议。
由于奥本海默的巨大声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奥本海默被推举为GAC主席（其他八位成员为：I. I.拉比（Isidor I. Rabi）、费米、科南特、巴克利（Oliver Buckley）、杜布里奇（Lee A.DuBridge）、史密斯（Cyril S. Smith）、工业家沃盛顿（Hood Worthington）和罗（Hartley Rowe）。
1949年8月，苏联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美国朝野对此大为震惊。这意味着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已经结束。杜鲁门政府开始寻找新的对策。一方面迅速做出了扩大原子弹生产能力的决定，即通过数量竞争来维持美国的核优势，同时考虑加快氢弹的研制进程。
当AEC主席利连撒尔就此事咨询GAC时，GAC给出了如下意见：“氢弹虽然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研制工作过于复杂，开支过于庞大，这将严重影响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因此，“我们大家都希望想方设法地避免发展这种武器，我们都不愿看到美国率先开展这项行动。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倾注全力从事这种研究工作将是错误的。”
奥本海默运用他的影响力，到处奔走呼吁，提醒人们警惕核战争的威胁。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内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张研制氢弹。美国军方，尤其是空军要求加速氢弹研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空军对于曼哈顿计划被陆军全揽一事早就耿耿于怀，希望在未来与陆军的角力中扳回一局：由于奥本海默的一些言论与军方的期望相距甚远，他的存在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
一些坚决反共的科学家，如泰勒、冯·诺伊曼等人，也主张发展氢弹。他们对奥本海默的态度不理解。
这样一来，奥本海默在政府内部、军方，甚至科学界都树了一些潜在的敌人。他们早已将他视为眼中钉了，而奥本海默对此还浑然不觉。加上他不识时务，常常用学者的态度来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说了一些孤傲无比的话，使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二战”结束后，FBI又开始收集奥本海默的情报。1945年11月15日，FBI头子胡佛给白宫送去了关于奥本海默的情报综述。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奥本海默在1943年前的活动。除此之处，报告还说加州共产党人正试图恢复与奥本海默的联系。言外之意，作为政府顾问，掌握着国家核秘密的奥本海默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分子。
1946年3月18日，FBI又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除了老调重弹之外，还提到了“薛瓦利埃事件”。1946年6月，FBI决定首次调查“薛瓦利埃事件”。他们在不同的房间同时审问薛瓦利埃和埃尔坦顿。
俩人所述故事基本相同：埃尔坦顿1943年时提到了向苏联传递科学情报的可能性，薛瓦利埃将这一消息告诉奥本海默，遭到奥本海默的断然拒绝。但薛瓦利埃强调，他在向奥本海默提这件事时，根本就没有提到埃尔坦顿的名字。
FBI接着又讯问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讲述了与薛瓦利埃所述大致相同的故事，但他强调，之所以“胡编乱造了一个故事”，完全是为了保护薛瓦利埃。
当奥本海默1947年做为GAC主席时，AEC的委员们就发现，给予他安全特许权并非一件例行公事。FBI质疑奥本海默在“薛瓦利埃事件”上面反反复复的不同说法，认为里面一定隐瞒了真相。
为了能证实他们的怀疑，FBI决定对奥本海默进行一次公开而广泛的调查，并重新实施监控。结果，16天的监控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22位受访者全都用热情和激动的口吻谈论奥本海默的忠诚和爱国（这里面包括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原子能谈判专家巴鲁赫（Bernard Baruch）、物理学家费米、劳伦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斯普劳尔（Robert Sproul）、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V.布什等人。劳伦斯说，奥本海默曾告诉他，他“得过皮疹，但现在已具有免疫能力了”），即使是奥本海默后来的反对者施特劳斯也赞成给奥本海默特许权。
胡佛很不情愿地接受了AEC的决定，但是他对奥本海默的怀疑丝毫未减。
奥本海默不是第一个受到公开攻击的科学家。1948年，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简称HUAC）公开攻击时任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的物理学家康顿（Edward Condon）。
奥本海默没有像别人预料的那样，挺身而出支持这位在洛斯阿拉莫斯曾做过他短暂助手的康顿。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康顿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个人之间的不同看法应放在一边。
在这件事上，再一次暴露了奥本海默的天真。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百多位科学家发起了一个支持康顿的餐会，奥本海默没有参加（GAC成员中，除了西博格外，也都没有参加餐会。奥本海默担任主席的美国物理学会倒是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康顿。康顿为此专门感谢过奥本海默）。
在私下里，奥本海默表达了他对于忠诚安全体系的担忧。在公开场合，他的表现却可圈可点。1948年秋，当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一个成员在过去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的事上说谎，遭到AEC解雇时，奥本海默并没有加入到推翻AEC决定的行列，尽管他私下里也担心其他实验室的人员会以辞职相抗议。
奥本海默的态度后来发生了些许变化。1949年初，当AEC在发放非保密性的研究经费，对申请者拒绝使用非共产党员条款，因而受到国会的攻击时，奥本海默公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种条款完全背离了美国的自由传统。如果一个年轻人因为在学生时代同情共产党而参加有关活动，就被认为是不忠诚的，或潜在的叛国者，那是非常愚蠢的。“无论对于科学，还是对于民主，人们都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在他看来，安全标准应该限定于原子能的军事应用方面，而不是非军事领域。
尽管如此，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AEC最后还是对所有雇员进行了政治审查。
奥本海默反对忠诚安全体系对科学研究的侵蚀，但他的态度颇让人费解。这在“彼得斯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对他的清誉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彼得斯（Bernard Peters）出生于德国。在德国时曾加入抵抗纳粹的运动，曾被关入纳粹集中营，后设法出逃，移居美国，后在伯克利从学于奥本海默，之后又随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战后任教于罗彻斯特大学。
早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就告诉过曼哈顿工程的安全官员，彼得斯是“一个危险分子，相当左。”当HUAC就彼得斯是否曾是共产党员之事，让奥本海默作证时，他说出了他认为是事实的证词。他还说，彼得斯曾谴责加州共产党组织无所作为，因为该组织没有完全献身于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行动。
奥本海默所述应该不假，但是在麦卡锡主义疯狂的时代，这些话对彼得斯无异是很大的伤害。在这件事上，又一次充分暴露了奥本海默的天真和无知。
让奥本海默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听证会上对彼得斯的证词被泄漏给报社。彼得斯公开否认自己曾加入共产党，并且声称奥本海默肯定搞错了。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私下里担心彼得斯会因此失掉工作，因而对奥本海默提出了严厉批评。
奥本海默后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撤回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说他以前所说的是错误的，彼得斯的否认在他看来是令人信服的。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奥本海默完全误解了彼得斯过去的所作所为。
康顿对奥本海默的表现非常生气。他认为奥本海默欺骗了彼得斯。1949年6月27日，康顿写给奥本海默：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你为什么[对委员会]这么说，为此我难以入眠。人们不得不想，你是如此愚蠢，以为你成为一个告密者就能让你自己免受怀疑。我希望这不是真的。
康顿的这封信被FBI截获。1954年1月，FBI送给奥本海默的对手施特劳斯这封信的副本，声称是由“一个可靠的线人”提供的。施特劳斯将之用在奥本海默听证会上，让保安委员们对奥本海默的动机和行为产生怀疑。
施特劳斯是一个靠自我奋斗起家的人。高中毕业后靠卖鞋为生。1917年，年仅21岁的他攀上高枝，成为赫伯特·胡佛（Herbert C. Hoover）的助手。此人在1928年成为美国第31届总统。正是靠着H.胡佛的帮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华尔街发了大财，“二战”中加入美国海军，晋升至少将。
▲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野心勃勃，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自以为是，几近病态。另外，他脸皮厚、性格急，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变态心理。他在AEC的一个同事这样说他：“如果你在某件事上与他意见不一，他会认为你是一个傻瓜，如果你还与他看法不同，他会认为你肯定是个叛徒。”此人出生于南部，讲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终生以此为荣。当别人称他Strauss时，他坚持让人按南方口音发为Straws。
与奥本海默一样，施特劳斯也出生于犹太家庭。但他们对待犹太传统的看法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的关系还算过得去。可是奥本海默在1949年6月13日的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上的一次发言，却彻底地将可能的盟友变成了永远的敌人。 尽管施特劳斯从没有上过大学，他对自己的科学知识却特自豪，天真地反对美国对某种放射性同位素的出口，认为它会被其他国家用来制造核武器。就像在伯克利一样，每当听到比较愚蠢的问题，奥本海默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轻蔑。
这次他忘了场合。为了奚落腹中空空的施特劳斯，奥本海默作证说，如果这种放射性同位素对制造原子弹有用的话，那么，一瓶啤酒、一把铁铲也会有用。讲到得意时，他完全恢复了在伯克利当老师的常态，根本上忽略了施特劳斯的存在。
施特劳斯难堪到了极点。听证会上的人都在嘲笑他。他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羞辱。尽管他表面上还努力保持镇静，但内心里已开始琢磨如何寻找机会狠狠报复这个羞辱他的人了。
另外，书生气十足的奥本海默，以为担任GAC的主席，就有了尚方宝剑，总是扮演着严厉的判官角色，执法甚严，得罪了不少为AEC工作的合同厂商。这些人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发财，自然怨气也不打一处来。而在这些厂商背后站立的又是相应的军种。
杜鲁门在1948年竞选成功后，将几个独立军种合并为国防部。新任国防部长准备大幅削减开支，引起各军种之间殊死斗争。他们都想在大为缩水的预算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因此，各军种对可能为害其地位的行动和建议都特别敏感。
迫于多方压力，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宣布美国将发展氢弹。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何时开展研究？要花多少经费？甚至合适的氢弹研究方法是否已找到等等，都还是问题（事实上，正如贝特后来所说的，阻止氢弹发展的关键，不是奥本海默等人在政治上的反对，而是泰勒本人的计算错误造成的。直到1951年6月，乌拉姆（Stanislaw Ulam）才解决了氢弹的设计难题）。因此，即使在杜鲁门颁布命令后，也还有不少科学家继续唱反调（科南特、V布什、贝特等人都是氢弹的反对者）。
正在此时，“富克斯事件”曝光了。
富克斯（Klaus Fuchs，1912—1988）是出生于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希特勒上台后移居英国。在布里斯托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后，到爱丁堡大学随玻恩工作。二战开始后，作为德国侨民被软禁，在玻恩的干涉下才重获自由。
1941年，他参加由佩尔斯（Rudolf Peierls）领导的英国原子弹研究计划，期间成为苏联间谍。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他认为作为盟国的苏联应该能获得英国的研究情报。
1943年，他随佩尔斯赴美加入曼哈顿计划，在贝特（Hans Bethe）所领导的理论部工作。他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天才的物理学家，人缘很好（严格说,富克斯是一位同位素渗滤的专家,而同位素渗滤正是放射性元素得以提纯并用于原子弹的必须过程）。据他后来交待，正是在这期间，他将有关情报传给了苏联间谍。
1946年回到英国继续从事原子研究，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在受到怀疑后，1950年1月他交待了一切，同年3月1日被判有罪，获刑14年（英国政府害怕更多的秘密被泄漏出去,迅速结案）。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1959年被提前释放。之后，他回到出生地，成为民主德国公民，从事原子研究。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与美国投放在长崎的“胖子”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构造方面都非常相像。人们普遍认为，这得益于富克斯的情报（这一点也得到了苏联学者的承认。但苏联的氢弹研制是否也得益于富克斯的情报,却有不同的意见）。
富克斯事件对美国政坛造成强烈冲击。奥本海默的日子更加难过。当奥本海默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根本就不敢相信。
联合委员会马上讯问格罗夫斯，为什么一定要让奥本海默担任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管。格罗夫斯认为，他知道奥本海默的过去，也看过奥本海默的档案，觉得“我们需要他”，因而给了他特许权。
富克斯的情形与奥本海默有所不同，英国情报机构并不知晓他过去的政治表现，因而没有认识到危险。
格罗夫斯的解释并没有消除FBI的怀疑。FBI正在一步一步地收集资料，包括再次约谈奥本海默的反对者来证实他们的怀疑。1950年春，泰勒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与奥本海默相处得不好，还抱怨说，奥本海默反对氢弹，因而也就不雇用热核研究所需要的物理学家。
种种迹象表明，捕获奥本海默的网已经开始收紧了，其触机是博尔登的告发信。
▲1941年，奥本海默已被联邦调查局列为可疑的激进分子，一旦国家发生紧急情况，他将会被拘留
▲1953年12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在奥本海默和政府的核机密之间设立“隔离墙”
世纪“审判”
全文接下篇。
（本文的写作得到UC Berkeley的Cathryn Carson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