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19日，上海中级法院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进行宣判，以流氓罪，强奸罪判处死刑，此案轰动一时，成为“严打”时期的典型案例，就连邓小平都亲自批示：“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此案之所以影响大，主要原因在于陈小蒙，胡晓阳二人的身份很特殊，父亲都是上海市的高官，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

七十年代末，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推进，短短几年时间，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十年代初，随着外来腐败、堕落的思想流入国内，一些高干子弟忘了初心，为寻求刺激，利用父辈的权利和影响力，胡作非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1983年，为稳定社会发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行为，组织和邓小平提出了“严打”的刑事政策。期间，各类犯罪分子被依法重判，其中就包括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人。

“严打”开始后，全国各地司法机关经常收到举报信，1984年，上海市司法机关收到一封特殊的举报信，引起了上级领导重视。信中一名青年女子直言自己被糟蹋了，希望能为她主持公道，严惩凶手。

相关部门依法介入调查，在女子的一番陈述下，警方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小蒙，胡晓阳等人，对他们依法逮捕审查。

此前，陈小蒙的身份是《民主与法治》杂志的记者，胡晓阳系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其余人大多数国企工人。别看现在这些职业普普通通，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放在七八十年代，那是妥妥的香饽饽，一份高大上的工作了。

据当时官方媒体报道，从1981年至1938年，胡晓阳，陈小蒙等人狼狈为奸，以聚会，跳舞、帮助调动工作等为由，先后诱骗几十名妇女来到家中，采取强迫，威胁等方式，对她们进行凌辱，简直是禽兽不如。

随着案件水落石出，牵涉的人也越来越多，身份也越来越敏感。得知陈小蒙、胡晓阳是高干子弟身份后，法律和正义迎来了考验，好在时任上海公安局局长铁面办案，对身边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犯罪分子不抓，要我这个公安局局长干嘛。”上级的态度，给了办案人员信心，不再有所顾忌。

陈小蒙的父亲是陈其五，清华大学毕业，曾是“一二·九”学生领袖，担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在当时名噪一时。建国后，陈其五长期在上海任职，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陈其五是一位好干部，在任期间兢兢业业，可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家长或多或少是有一些责任的，否则不至于陈小蒙，陈丹广两个儿子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1984年9月，就在拘捕陈小蒙两个月前，陈其五因肺癌病逝了。

与陈小蒙相比，胡晓阳的身份就更特殊了，父亲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妥妥的上海市第三号人物，位高权重。胡立教早年参加过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属于高级干部。

八十年代初，胡立教和陈其五同为上海市政府的干部，互有来往，其子女自然相识。值得一提的是，陈小蒙在工作单位伪装的很好，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位工作认真，为人随和的同事，平时低调谦逊，从不把父辈搬出来压人。

没想到，一副伪装的外表下，陈小蒙的内心如此龌龊，联合胡晓阳等人对几十名妇女下毒手，使她们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当时，上级组织面对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决定采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邓小平明确表示：“现在只杀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

1986年1月，邓小平在大会上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效果也大……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坚决支持查办部门，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最终，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同年2月，上海市司法机关重判陈小蒙，胡晓阳死刑，19日被依法处决，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此案，证明了当时“严打”的决心，不庇护身居高位的“红二代”是一种态度，震慑了蠢蠢欲动的犯罪分子，有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