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底，随着华北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北平和天津被日军占领，中国面临着和与战的最后抉择。

8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蒋介石这篇日记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8月7日晚，他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南京的励志社主持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

出席国防联席会议的人员有国防会议的委员和中政会委员，内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政府中的院、会及各部首长、三军主要将领，以及重要省份的主政者。

还特别包括那些和蒋介石关系较为疏远甚至紧张的省份主政者，比如广西的白崇禧、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红军中的周恩来、朱德等都收到了与会的邀请。

8月7日上午，在国民政府礼堂内召开了国防会议，晚上8时，国防联席会议正式举行。

1937年 南京 国民政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会议的正式人员有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叶楚伧、戴季陶、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王宠惠、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刘湘、何成浚、陈绍宽、白崇禧、何键、朱绍良、余汉谋、蒋作宾、王世杰、吴鼎昌、张嘉璈、俞飞鹏。

列席人员有邵力子、张群、黄绍竑、熊式辉、顾祝同、钱大钧、邹琳，再加上负责会务工作的秘书厅长程潜，副厅长刘光、杨杰，秘书记录龚浩、徐祖诒，书记速记熊诚，共到会41人。

收到参会的邀请后，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于8月2日就应召到了南京。

8月4日，白崇禧也乘南京提供的专机飞抵南京，此为蒋桂战争之后，白崇禧第一次来到南京，而蒋桂长期尖锐对立形成的不快和尴尬，在民族危亡之时迅速弥合。

白崇禧抵京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白健生到京，团结可喜，其形态皆已改正矣。”

抵达的当晚，白崇禧出席了在何应钦公馆举行的“会报”，他向与会者通报了广西的军力，表示广西共有7个师，其中，有6个团的士兵充当兵工在开矿，因此，约有5个师的兵力可以使用于对日作战。

8月7日，刘湘抵达南京。此前，南京方面曾担心对日战争爆发之后四川将领是否愿意出兵抗日，不过，他这次现身南京，使得所有的疑虑与流言得以烟消云散。

并且，国防会议与国防联席会议的顺利召开，更令蒋介石信心满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国防会议开成，全国将领集京赴难，得未曾有之盛况，是为胜利之基也。”

蒋以国防会议的议长身份主持了会议。他在致词中说：

“所有这次会议议决的计划种种，我们如果能够切实做去，而且能予适当之处置，就能够奠定了我们民族、国家复兴的基础，如果处置的不得当，那就必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中。

换言之，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会上，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与会者作了“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处置”的报告，他提到华北战事形势的严峻，以及前方战况：

“自八月一日起，杨柳青、南口以及平津等方面，均为轰炸甚烈。目前南口等地在对峙中。关于战事详报，还没有接到廿九军的报告，我方阵亡将士约五千人，其他物质上损失很重。日方死伤一千人，内中伤六百多人，死三百多人。”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厅）副主任刘光也做了“军事准备事项”的报告。他提醒与会者，“关于敌军对我使用的兵力——秘密的增调大概有八个师，预备总数有廿四个师”。主力集中用于华北。

至于中方的应对，刘光提及：

中国将划分四个战区，兵力之支配大概为：

一、冀鲁等地——六十个师；

二、晋绥察——一十五个师至廿个师；

三、上海、杭州、乍浦——十个师；

四、福建、广东等地——一十五个师。

预备军区：一、广东；二、四川；三、贵州、云南； 四、平汉南段粤汉段。

介绍完军事形势和军事准备之后，会议转入其最为重要的任务：决定和战大计。

在此之前，蒋介石再度发表演讲，提醒与会者注意这次会议对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重要性。

他说：

“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

中日战争，假如中国失败，恐怕就不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可以复兴的。

今晚能与各地长官，各位同志聚集在一齐，来讨论大计的决定，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存亡，有绝大的关系……

胜利是党国的幸福，生死存亡，义无反顾。就是失败，也可以对得起后辈和我们的祖先。

因此之故，应绝对将个人的一切撇开，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讨论决定大计。”

蒋介石在演讲中，还坦露了他对日本贪得无厌的厌恶和对两国和平的绝望，他说：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

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

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

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

他呼吁说：

“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不可。是不是不打战将来失地可以不久能恢复的？

请各位为民族为国家的存亡作个忠的打算，将敌人的优点缺点，同我们的优点缺点加以缜密的考虑，尽量的发表意见，以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

国民党元老张继在演讲中，主张与日本“宣告断绝国交，予日以严重态度，表示中国的坚毅决心”。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认为“只有抗战，予打击者以打击，才能谈生存的要义”，不过，他并不赞同张继的观点，因为从策略上考虑，“宣布‘断绝国交’有影响战事上的运用，给他一个不宣而战，有利于我甚多”。

当时，反对对日宣战者担心一旦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日本将利用交战国权利，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对来往中国的船只进行检查，从而断绝外国对中国武器弹药及军需器材的供应。

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会上表态说：“一、四川人民愿在政府领导下，作不顾一切的为民族求生存战。

二、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惟有持久抗战，可以奏杀敌致果之效，方知多难兴邦，言之不谬。

三、以两年为期，四川可筹出兵员五百万。”

最后，会议要求所有与会者对和战大计表态：“如决定抗战，请各自起立，以资决定，并示决心。”

结果，与会者不约而同全体起立，决心抗战。

这次会议，除了确定对日抗战外，还决定与会者必须决定共同遵守以下两点：

“一、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

二、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会议开了3个多小时，一直到深夜11点半才散会。这次会议，在我国抗战史上意义重大，凝聚了当时中国党政军首脑及中央和边缘省份军事将领的共识，形成了全面抗战的正式决定。

由于国防联席会议的召开，对日抗战正式上升为国策，此后，组建战时政府，制定战时政策及军事战略，统制经济、发布命令和征用兵力，向战争状态过渡。

1937年南京下关码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8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开会，决定设陆海空军大本营，由大元帅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

该会还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中政会主席为副主席。

成员包括“中枢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员”。职责为：

1、国防方针之决定；

2、国防经费之决定；

3、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

4、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之决定。

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拥有极大权限，可以对党政军一切事项“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从而赋予了蒋介石以战时的绝对统帅权。

14日，国防最高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决议设立国防参议会为国防咨询建议机关，以容纳党外抗日分子，同国防最高会议一起共同负责筹划抗战国策。

中国战时机构的建立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性抗战作了组织和战略准备，使中国能够在日本的进攻面前从容组织抗战和实施抗战方略。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正式向国际社会表示：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

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并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则当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行动。

如是则中国乃当其和平意志，以期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吾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

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平津、进攻华北，又在紧邻南京的淞沪地区挑衅，中国在日本步步侵略面前，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开始步入全面抗战的轨道。

1937年，在武汉大学阅兵 图片来自网络

8月20日，南京成立大本营，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程潜任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并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同时，进行了较为正确的敌情判断和军事部署。

《国民政府大本营战争指导方案》指出：

“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

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该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

在军委会之下，增设秘书厅，张群为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设立军令、军政、财政、经济、宣传、组训6个部，分掌有关事宜。从而正式以军事委员会取代大本营，成为战时最高统帅机构。

随着淞沪战事的爆发，集中于沿海、沿江大中城市及华北、东南一些较为发达地区的工厂有毁于战火或沦入日本人之手的危险。

国民政府为保障支撑抗战所需工业物资的供应不致中断，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一批重要的官办工矿企业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内地。

一些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不甘沦为亡国奴，更不愿工厂落入敌伪之手，纷纷要求政府资助迁移到内地各省。

同时，为保存中国的学术文化，华北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文化和教育机构也陆续内迁，形成了抗战初期蔚为壮观的工厂内迁和高校、学术文化机关内迁运动。

实际上，工厂内迁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即有筹划。

1937年7月22日，资源委员会奉军委会密令，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规定总动员具体事项有粮食、资源和交通统制，民众组织与训练，各地卫生机关及人员材料之统制和金融财政之筹划。

其中，资源统制指定由资源委员会、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会同筹办，由资源委员会召集，负责具体实施。

7月28日，资源委员会机器、化学组召集会议，建议“迅速迁移机器及化学工厂，以应兵工需要，并派员先行接洽”。

8月6日，资源委员会机器化学组召开会议，议定机器厂内迁具体办法，其他如橡胶和食品等行业的工厂也被同意一并迁往内地。

8月9日，资源委员会根据派出人员与上海工业界人士商洽结果，拟定迁移工厂提案，致函行政院，请求政府补助工厂迁移费用和奖励工厂内迁，并由政府出面商请银行低利息借贷给工厂、拨给地亩额。

行政院于次日第324次会议议决：“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厂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

当日，由资源委员会及相关机关联合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成立，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任主任委员，并当夜赴沪监督迁移。

林继庸旧照

8月11日，由各厂方代表组织的上海工厂迁移联合委员会成立，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及监督之下进行工作，颜耀秋为主任，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及监督下进行工作。

“迁委会”决定各厂在武昌徐家棚附近集中，再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南下岳阳、长沙，同时，由资源委员会派委员王宠佑在武汉主持划地及与银行接洽事宜。

同时，迁委会还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协助进行此项工作，并分别在镇江、苏州设分站，协助转运，至此，上海民营工厂内迁正式开始。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一部分工厂的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另一部分靠近租界的工厂，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

迁运的路线为用木船沿苏州河将机件运至松江，抵苏州后，雇小火车装运至镇江，再移装民生公司江轮直驶汉口。

码头上运输上海内迁工厂的木船 图片来自网络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松江河道告警，于是，内迁物资改由怡和轮船运南通，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

12日，上海沦陷。上海工厂内迁运动至此结束。这次工厂内迁，除去公营和国营的工厂外，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材料抵汉口者为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名。

不过，这对于拥有1186家民营工厂的上海来说，迁出工厂只为极少数，大量工厂沦于敌后，成为中国战时工业的一大损失。

随后，11月14日，全国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负责战区厂矿的内迁工作。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颁布《工厂迁移协助方法》，将迁移范围扩至普通厂矿，全国规模的厂矿西迁运动由此开始。

至1938年2月底，由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山西、江西等省内迁至武汉的厂矿达137家，机料25728.2吨，技工2375人。

由于国民政府长期对日本存在幻想，对高校内迁未予重视，除南开大学与北洋大学曾自发到重庆与西安准备筹建分校外，其他所有高校都毫无动作。

因此，当战火蔓延后，东南沿海各高校很快都遭到日军的践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南开大学的校园被日军狂轰滥炸，几乎夷为平地；上海光华大学的全部建筑物被毁于八一三战火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据1939年的统计，战前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因战争迁后方者有52所，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暂时续办的有25所，停办的有17所，其余14所或是原设后方，或是教会大学能在沦陷区勉强维持的。

抗战期间，各国立图书馆与博物院的书籍文物以及工作人员的内迁则筹划较早。

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抗战初起时即奉令迁川，初在重庆设办事处，继迁白沙，最后迁重庆正式成立。

在战时，他们除保存原有图书外，并派人到上海秘密收购各种孤本秘籍，运馆收藏。或者，择要影印为丛书以广为流传。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战争未起以前，已将所存善本图书移存美国与香港。北平沦陷前，该馆迁移，设办事处于长沙，继迁昆明。

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重要收藏于战争爆发前后分批迁移后方，妥为保全，未受日军损害，重要文物于1933年已先移至上海，继迁南京，成立南京分院。

1933年3月，北京故宫第三批南迁的文物在午门前装车情况。

七七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再从存在京沪的文物中选一批送到后方去，其中重要珍品共80箱，于八一三事变次日，在南京装船运往长沙，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

不久，长沙已有空袭警报，再将这批文物运贵阳。至1938年11月，从贵阳城内的一个花园移到贵州省安顺县的华严洞内，至抗战胜利后才运回南京。

同时，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人员将其他全部文物连同内政部所藏古物，分从鄂、陕，辗转运输抵达重庆，并在重庆设立该院办事处，将各库宝物分散各安全地区，设立临时办事处典守保管。

因此，上述两院一馆所藏中国文物精华，因战时有妥善之迁移与保全计划，幸免于日军的攫取与毁坏而能安然存在，避免了一场文化浩劫。

战时工厂与文化教育的内迁运动，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它昭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为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和中国战时教育文化的维持与发展奠定了基础。